冗員負擔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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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選取2004至2014年的我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基于基礎雇員規模模型和基礎投資規模模型分別度量出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和非投資效率的規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國有企業冗員負擔越大，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的情況均越嚴重，說明冗員負擔的存在，導致了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低下和經濟資源配置的失衡。文章最后提出了提高企業投資效率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冗員負擔；投資不足；投資過度

一、問題提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績效差異

一直以來都是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的熱點問題。政府干預被認為是國有企業績效低于民營企業的重要原因，而冗員負擔是政府干預影響國有企業的主要渠道。我國國有企業一直以來被賦予了很多政治目標和社會責任，導致國有企業具有了除企業價值最大化之外的其它目標，形成了多目標狀態，承擔了大量的冗員負擔(林毅夫，2004)。這無疑會異化企業的治理機制，對企業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研究這些冗員負擔對國有企業的影響就尤為必要。投資效率是衡量企業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之一，對企業價值和企業績效都有著重要影響。非效率投資是對投資效率的最直接反映，是指企業投資規模偏離最優投資水平的程度，可分為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投資過度會使企業自身經營出現困難，出現財務危機，而投資不足則會使企業錯失發展壯大的機會。我國國有企業一直以來被認為投資效率偏低，如何避免和改善投資過程中非效率投資的問題成為企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研究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對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本文以我國滬、深市場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基礎雇員規模模型和基礎投資規模模型分別度量出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和非投資效率的規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對投資效率的影響，以期為公司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可行的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較早的對企業冗員負擔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Shleifer&Vishny(1994)最早開始冗員負擔的研究，認為政府官員通過國有企業實現其政治目標，如雇傭更多的員工以獲得更多的選票，這導致了國有企業的冗員負擔，進而引起了企業效率的低下。隨后Boycko&Shleifer&Vishny(1996)繼續從理論上分析了國有企業存在大量冗員負擔而私人企業不存在的原因以及冗員負擔的經濟后果。Bai&Li(2000)建立了國有企業多目標屬性模型，認為國有企業為實現政治目標而承擔冗員負擔，使其具有了除企業價值最大化外的其它目標，這種多目標性是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原因。Dewenter&Malatesta(2001)實證發現國有企業同等資產規模或同等營業收入的情況下，雇員數量都遠遠大于私人企業，存在大量冗員負擔。國內林毅夫(2004)指出為解決就業問題而賦予國有企業的政治任務會給國有企業造成政策性負擔，進而影響企業的業績和自生能力。曾慶生和陳信元(2006)研究發現冗員負擔的存在使國有企業承擔了高于非國有企業的勞動力成本。薛云貴和白云霞(2008)通過實證發現冗員負擔對國有企業企業價值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并且政府對冗余雇員數量多的國有企業給予了更多的財政補貼。張天琴(2011)以國有公司為樣本對冗員負擔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市場化程度越低的地區冗員負擔越嚴重，并且冗員負擔降低了薪酬業績敏感性。張敏(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冗員負擔會降低國有企業薪酬業績敏感性并增加在職消費行為，但在非國有企業中不存在這種現象。趙雅娜和敖小波(2016)對國有企業中冗員負擔與財務績效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認為冗員負擔會對企業的盈利能力和財務績效產生不利影響。通過以往的文獻可以看出，冗員負擔現象在國有企業中一直存在，并且給國有企業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對于國有企業冗員負擔的研究，以往文獻主要分為冗員負擔的產生原因和經濟后果兩個方面論述。經濟后果領域的文獻主要集中于研究冗員負擔對企業價值及財務績效方面的影響，而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方面研究較少。本文實證研究了國有企業冗員負擔與投資效率之間的關系，試圖為政府干預導致冗員負擔，進而影響國有企業投資效率提供實證經驗和理論解釋。

三、理論分析和研究

假設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業問題一直相對突出。根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從2003年到2016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人口數量一直在800萬以上，失業率都在4%以上，考慮到各種因素，實際的失業人口數量和失業率可能更高。因此解決就業問題成為了我國各級政府重要的工作任務和考核指標，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在追求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同時，也承擔了很多政治目標和社會責任，成為了解決就業問題的“主力軍”，承擔了大量的冗員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冗員負擔的存在會破壞企業正常的薪酬契約制度。根據理論，企業在制定高管薪酬時，應盡可能高地保持高管薪酬水平與企業業績之間的關聯程度，即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使高管為了獲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而努力工作提升企業業績。但冗員負擔的存在降低了企業業績，而又無高管的責任，這就模糊了企業業績與高管努力程度之間的關系，降低了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張敏，2013)。在完美的市場假設條件下，企業高管會根據投資項目的邊際投資收益來做出投資決策，他們僅會投資于凈現值大于0的投資項目，而把多余的資金退還給企業所有者。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問題會導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行為，問題會通過高管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角度出發對企業的資本投資決策產生影響，進而引起效率過度和投資不足。一方面問題可能引起投資過度。Jensen(1986)指出，在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的現代企業，企業高管存在從投資中謀取私人利益的行為，進而投資于一些可以帶來私人收益的非盈利項目，由此引起了投資過度。Lang&Stulz(1994)提出的“商業帝國”假說也認為高管盲目地擴展企業規模、建立商業帝國的動機造成了自由現金流的濫用，引起了投資過度。國內學者通過實證發現我國國有企業也存在高管自利性投資引起投資過度的現象(辛清泉，2007)。另一方面，問題也可能導致投資不足。投資對于高管而言不僅存在私人收益，還存在私人成本。比如，當企業啟動新的投資項目時，高管需要肩負更大的監管責任，也可能需要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以適應新投資項目，同時也需要承擔項目失敗的風險。這樣當投資項目對于高管而言私人成本高昂時，高管將可能放棄一些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由此導致投資不足。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滬、深市場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本文所用的公司雇員規模、投資規模以及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開發的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CSMAR)。為保證數據質量，本文按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處理：(1)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2)剔除雇員人數、最終控制人性質、投資規模、財務數據以及其他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3)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所有控制變量進行winsorize處理，小于1%分位數和大于99%分位數的變量，令其值分別等于1%分位數和99%分位數。經過上述處理，最后共獲得14549個公司-年樣本，其中國有公司有9926個樣本，占總樣本的68.22%，非國有公司有4623個樣本，占總樣本的31.78%。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冗員負擔。本文研究設計需要度量企業的冗員負擔規模。

五、實證研究

結果描述性統計我們對主要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從結果來看，冗員負擔(EL)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1927和0.1983，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相對非國有上市公司來說冗員現象較為嚴重，普遍存在冗員負擔。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則分別為-0.4351和1.4254，標準差為0.4575，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冗員負擔規模存在較大差異。投資不足(Under)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42.5382和5.3301，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存在投資不足現象。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則分別為0.7341和563.7143，標準差為76.1071，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的投資不足程度存在差異。投資過度(Over)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81.0529和9.8147，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存在投資過度現象。而最小值和最大值則分別為1.2453和792.3342，標準差為132.3044，說明我國國有上市公司的投資過度程度存在差異。我國國有上市公司在其他變量上也均存在一定的差異。

(二)回歸結果分析

(1)冗員負擔對投資過度的回歸分析。本文以投資過度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模型(1)對冗員負擔與國有企業投資過度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EL的回歸系數為104.9508，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兩者之間顯著正相關，即國有企業中冗員負擔越嚴重，投資過度的情況越嚴重，驗證了本文中的假設H1是正確的。從控制變量方面講，兩職合一Dual與投資過度程度之間顯著正相關，即存在兩職合一，企業投資過度程度越大；而財務風險Lev、股權集中度First、獨董比例Indep、高管持股比例Esh與投資過度程度之間顯著負相關，即財務風險越低、股權集中度越低、獨董比例越低、高管持股比例越低，企業投資過度程度越大；董事會規模Board、獨董比例Indep對投資過度程度無顯著影響。(2)冗員負擔與投資不足關系的回歸分析。本文以投資不足程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模型(2)對冗員負擔與國有企業投資不足程度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EL的回歸系數為34.6332，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兩者之間顯著正相關，即國有企業中冗員負擔越嚴重，投資不足的情況越嚴重，驗證了本文中的假設H2是正確的。從控制變量方面講，兩職合一Dual、財務風險Lev、股權集中度First、高管持股比例Esh與投資不足程度之間顯著正相關，即存在兩職合一、財務風險越高、股權集中度越高、高管持股比例越高，投資不足程度越大；而獨董比例Indep與投資不足程度之間顯著負相關，即獨董比例越小，投資不足程度越大；董事會規模Board對投資不足程度無顯著影響。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我國滬、深市場2004至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基礎雇員規模模型和基礎投資規模模型度量出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和投資非效率的規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了國有企業冗員負擔對投資效率的影響。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冗員負擔越多，導致其薪酬業績敏感性下降，引發了嚴重的問題，企業高管容易為了自身利益而干預企業投資，進而導致了企業的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即國有企業投資過度程度與冗員負擔之間顯著正相關，并且另外的國有企業投資不足程度與冗員負擔之間也顯著正相關，說明冗員負擔的存在導致了國有企業投資效率的低下和資源配置的失衡。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企業冗員負擔規模的顯著影響。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議：(1)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應該對合理的雇員數量做出估計和規定，要充分利用人才市場這一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和定價方面發揮決定作用，讓市場化這一“無形的手”參與到企業管理中來。(2)國有企業應當建立常態化的企業制度，如高管薪酬制度等，提高企業運行的規范性和透明度，并且加強對高管經營和決策行為的監管，抑制高管為自身利益做出不合理投資決策的可能。(3)建立合理的公司負債結構。合理的負債結構被認為是緩解企業投資無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其可以增加債權人以及利益相關者對公司的監管。因此我國國有公司應當適度調整負債規模，建立合理的負債結構。(4)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支出體系，失業保險覆蓋面積的擴大可以減輕失業者面臨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冗員負擔規模。(5)政府應當減少對國有企業過度的干預，從促進國有企業健康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建立政策來規范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和管理。

作者：姚益家 單位：北京物資學院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