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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收費的經濟理論基礎
(一)教育投資說。教育投資說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于西方的一種人力資本理論。它認為教育是專門培養人的社會活動,是一種無形商品,同樣凝結了無差異的人類勞動,它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價值,因而教育就是受教育者為將來獲得更大的利潤而進行的一種智力投資行為。投資教育就是投資未來,教育支出已不再是單純的消費,而成為一種生產性投資。這種教育投資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可,并逐步成為社會共識。由此看來,若教育是為獲得未來報酬而進行的一種投資行為,那么教育獲利者向高校交納學費合情合理。
(二)教育成本分擔理論。教育“成本分擔”理論,由美國教育經濟學家約翰•斯通于1986年首次提出的。這種理論認為,按照“誰受益,誰投資”、“多受益,多投資”的經濟學原則,無論在什么社會、什么體制的國家中,教育的成本都必須由受益主體共同承擔。在現實生活中,個人接受教育能夠提高未來收入,社會團體也能從教育中受益。如,企業通過接受高校畢業生能提高利潤水平、工作效率和科研水平,等等。因而說,這些受益群體有義務為教育分擔學費。為了捍衛教育的公平性原則,教育收費理所當然。
二、農村教育發展中的利益分析
由教育收費的理論基礎不難看出,教育應當收費的主要依據是“誰受益,誰投資”、“多受益,多投資”的經濟學原則。
在我國農村,其貧困的根源不是因為其資源的緊缺,而是由于其資源的大量外流和資源的不合理利用。歷史上,我國長期為農業國家,與農業相關的問題影響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建國以后,我國為了加速工業化進程,不惜通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和農業稅兩種形式,從農村中抽取大量資金發展城市,一批又一批的農村資源流入城市。同時,國家為了發展資本密集的城市大工業,又不得不建立一套排斥農村人口的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使城市二元結構態勢逐漸明顯?!俺抢锶恕?、“鄉下人”兩者之間逐漸產生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在政策照顧和社會資源占有上有先天的不平等。國家的這種不均衡發展戰略導致了我國今天的“三農問題”。如今,國家為解決“三農問題”建立了一些有利于農村發展的政策,但是諸如教育收費等導致的農村資本和資源外流的現狀依舊沒有改變。
目前,全國在校大學生超過了2000萬,其中至少60%的來自農村縣域。若按每位在校大學生每年各項支出11000元計算,大學收自于農村的資金就高達1320億元。而大學大部分分布在全國大中城市,這就是說因為教育農村每年要付出1320億元的教育成本。由此不難看出,教育的高收費制度導致了農村資本的大量外流。
農村資本的大量流入城市,不僅直接擴大了城市與農村的貧富差距,還直接制約了農村自身的投資和消費,從而影響到農村進一步發展的投資資本積累。20世紀五十年代,納克斯在研究地區平衡發展問題時曾經指出,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容易陷入一種惡性的貧困循環之中,即所謂的“貧困惡性循環”,這主要包括供給和需求兩個循環過程。就我國農村發展現狀而言,我國農村由于教育高收費的刺激,眾多農村尤其是教育事業相對發達的地區已經陷入了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種種跡象表明,“教育消費型貧困”已經成了制約中國農村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收費制度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種種制約。農村不是受教育群體特別是受高等教育者的棲息地,在教育中受益極少,但是農村卻為教育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三、促進農村發展對策
(一)教育銀行。根據“誰收益,誰投資”的經濟學原則,教育收費特別是高等教育收費理應由受教育者和城市共同承擔。但基于受教育者學習階段的成本支付能力和受教育者未來工作區域的不確定性,本文認為,受教育者在校期間的學習費用應先由學校、國家財政、金融機構或特定的社會投資群體墊付。受教育者畢業時,用人單位、用人單位所在的地區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償還由學校、國家財政、金融機構或特定的社會投資群體墊付的學習費用及利息,剩余部分由受教育者工作穩定后分期還款。為了方便該種措施中的資金管理,本文認為,國家應當設立掌管教育資金的專業銀行,由它對學校、國家財政教育撥款、金融機構或特定的社會投資群體的教育投資進行集中管理。此外,國家還應大力弘揚社會企事業單位的教育投資或捐款,學校也應加強與企事業單位合作,從而保證教育銀行資金鏈的良性循環。
開辦教育銀行的方法類似于貧困大學生的國家助學貸款,因而它面臨著與國家助學貸款同樣的問題,諸如受教育者的信用、工作能力等。同時,可能有人認為該種方法會阻礙城市間的人才流動,但是筆者認為可以通過特定的制度或法律法規來限制它的消極作用,發揮其積極作用。
(二)國家加大教育收費調控力度。2005年教育行業在十大暴利排行榜中緊隨能源、醫療行業之后,位居第三,這與教育本身的屬性及國家一直以來竭力改變教育形象的付出顯然是不協調、不一致的?,F實中,名目極其繁多的各種“雜費”依舊帶著強硬性強制“捐款”的大旗揮舞在老百姓頭上。面對教育領域的這一特殊現象,國家應加大對教育收費的宏觀調控力度,制止各種教育亂收費,加強對學費等各種教育費用的控制,建立更有效、更合理的教育收費制度。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重視教育投資的經濟收益性,而且要重視教育的社會性。
(三)鄉村基金會。首先農村通過社會集資等多種手段籌辦鄉村發展基金會,對本村的受教育者支付各種教育經費,受教育者畢業工作后的若干年,按其工資的比例交付基金會。隨著基金會資本實力的不斷充實,基金會的資金一部分繼續用于教育,一部分分出來進行集體投資,從而形成農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同時,鄉村基金會的發展基金也為返鄉大學生服務農村提供了基本的資金支持。
四、結論
以教育高收費為標志的教育產業化和市場化雖有經濟學理論的支撐,但它是否合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仍需要實踐的不斷驗證。但是,由于教育的高收費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需要馬上引起我們的注意,因為它不僅關系著我國區域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而且關系著我國社會穩定和和諧社會的構建。此外,要解決“三農問題”,要促進城鄉的協調發展,就要阻止教育收費等眾多原因導致的農村資本的大量外流和資源的不合理利用。也只有這樣,才能打破農村貧困的惡性循環,加快農村經濟的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