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網絡輿論反轉事件健康傳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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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傳播在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中呈現出新的特征，部分媒體的錯位、健康領袖缺乏發聲平臺以及受眾的健康恐慌，共同促使涉及健康知識的網絡事件一波三折，“反轉式”發展讓健康知識空前發酵。只有媒體、健康領袖和公民聯動發揮優勢作用，才能將健康恐慌控制在穩定狀態，才能減少網絡輿論反轉事件的發生，同時盡可能向公眾普及健康知識。

關鍵詞：輿論反轉；健康傳播；健康恐慌

關于健康傳播，目前被大多數人認同的是羅杰斯曾為其下的一個定義：健康傳播泛指在人類社會中一切跟健康知識相關的傳播行為。當前學界對健康傳播已進行了諸多研究，主要圍繞健康傳播運動的發展、醫生與患者的關系、突發事件中的健康傳播以及大眾傳媒與健康傳播的關系等。［1］筆者發現目前針對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中的健康傳播及健康恐慌類的研究較少。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中健康知識的傳播呈現出新的特征。實際上是媒體、健康領袖以及公眾的行為發生改變促使輿論反轉事件的發生。輿論反轉是指網友隨著對某一事件的深入了解，立場發生根本性逆轉。例如，在“榆林產婦跳樓事件”中，人們認為的“真相”發生巨大反轉，前期輿論罵家屬，后期輿論發生反轉斥責醫院。并不是所有的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中都涉及健康知識，并且網絡輿論反轉事件從2008年的“范跑跑事件”開始才真正進入公眾視野，所以本文只將2008年以來涉及健康知識的網絡輿論反轉事件列為研究對象。本文從中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5個案例，分別是2018年的“王鳳雅事件”、2017年的“榆林產婦跳樓事件”、2016年的“右腎消失事件”“山東濰坊紗布門事件”以及2014年的“湘潭產婦死亡事件”。

一、部分媒體錯位

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之所以會發生反轉，是因為開始傳播時即出錯，才有后來的“打假”，繼而出現輿論反轉。縱觀這5個案例，傳播源頭分別是微信公眾號“有槽”、新聞App“二三里”、《新安晚報》、山東電視臺《生活幫》以及華聲在線。不難發現，網絡輿論反轉事件的傳播源頭均是媒體，“把關”嚴重缺失導致虛假信息泛濫。在這些涉及健康知識的網絡輿論反轉事件中，部分媒體缺乏相關醫療知識，忽視客觀真相，甚至刻意扭曲編造事實、濫用醫學術語以及對事件過度煽情化等。在這些事件中，媒體只注重事件的影響力，進行的議程設置過度追求商業利益而忽視了社會利益。這種做法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公眾被情緒操縱，沉浸于譴責某個群體中，卻忽視事件本身涉及的健康知識及其背后的真相。在2016年的“右腎消失事件”中，《新安晚報》在報道中采用“出院第二天”“腎失蹤”等詞造成公眾對事件的誤判，事實上當事人在做完手術兩個月后去醫院檢查時才發現右腎“不見了”。部分媒體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更是大肆采用“瞬間萎縮”“偷腎”等詞語，不實信息的錯誤引導致使公眾情緒爆發。在“山東濰坊紗布門事件”中，山東電視臺《生活幫》欄目盲目相信患者家屬一方言辭，在獲悉患者手術過后紗布有遺留的情況后就認定這是一起重大醫療事故。在此過程中，欄目組缺乏專業的醫療知識，對醫生用紗布填塞止血的保守治療方法進行歪曲解釋。為了追求節目效果，欄目組通過剪輯刻意忽略關鍵信息，“坐實”醫院失誤。其后發表的致歉聲明中“不存在違規、違紀、違法行為，基本事實報道基本準確”的說辭更是被人詬病。

二、健康領袖緩速還原“事實”

在網絡輿論事件中，“意見領袖”的身份日漸趨于多樣化，有“草根領袖”“公知領袖”“媒體人領袖”“明星領袖”等。在健康傳播事件中，有兩類“意見領袖”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分別是具備醫療背景的醫學專家和第三方權威醫療鑒定機構，他們是此類事件中的健康領袖，他們至關重要，但往往參與不及時。醫學專家的發聲是健康傳播輿論反轉事件中的重要一環，他們有撥亂反正的“重任”，是此類事件中的健康領袖。醫學專家與媒體同樣是高可信度信源，相比低可信度信源來說，兩者能更快地獲取普通群眾的信任，但是醫學專家在事件開始缺乏發聲平臺，發聲平臺完全被媒體把控。隨著時間的推移，內容本身成為獲取公眾信任的關鍵，專業的醫學知識壓倒媒體錯漏百出的報道，引導輿論激濁揚清。例如，在2016年的“右腎消失事件”中，出現眾多健康領袖的聲音支持醫院，從現實角度為公眾破除了“右腎被摘”的謠言。醫學專家在為大家普及健康知識的基礎上撥開層層迷霧，還原了真相。第三方權威鑒定部門則負責調查事件的真相。一般在事件發生后期，雙方各執一詞，激起輿論海嘯的情況下，第三方部門才介入處理，給事件定性。在2017年“榆林產婦跳樓事件”中，在榆林醫院與家屬互相指責的情況下，榆林市衛計局介入調查，認為醫院的診斷、產前告知手續、搶救措施等符合規范，不存在故意不實施剖宮產的情況，但在關懷產婦、監管力度、突發事件處理等方面還有不足。在2018年的“王鳳雅事件”中，太康縣公安局查明，王鳳雅治療視網膜母細胞瘤的善款并未遭挪用，其弟所做的唇腭裂手術費用由北京嫣然天使基金承擔。

三、公眾心存健康恐慌

社交媒體時代，單向傳播模式發生改變，尤其是在輿論反轉事件中。普通公眾會運用社交媒體主動獲取健康信息，來靠近他們認為的“真相”，與“意見領袖”進行“對話”。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健康知識不斷豐富。當事件雙方各執一詞時，公眾便積極呼吁權威部門介入處理。涉及健康知識的網絡輿論事件發生反轉，根本上是由于公眾對健康的恐慌，一遇到與健康相關的事件，公眾就容易失去理智，盲目跟從網上的偏激聲音。［2］生活中處處充斥著各種“疾病”，這直接導致了公眾對涉及健康知識事件的敏感。當“剖腹產”“偷腎”“紗布殘留”等字眼進入輿論場后，人們發表各種言論不是因為對事件中的當事人多么關心，而是源于自己內心的恐懼，他們往往把自己代入事件中，把自己假想成當事人，導致了輿論的非理性爆發。在2017年的“榆林產婦跳樓事件”中，前期由于醫院公布產婦下跪視頻，順產及剖宮產流程迅速登上微博熱搜，受關注程度可見一斑，“術前家屬簽字”“推行無痛分娩”等一度成為茶余飯后熱議的話題。后期輿論完全逆轉，公眾痛斥醫院沒有履行監管責任，沒有給予適當的人文關懷，公眾對于產婦心理健康、圍產期抑郁癥空前關注。發生在2014年的“湘潭產婦死亡事件”，反轉前公眾對湘潭縣婦幼保健院全體醫護人員失蹤感到震驚，一時之間矛頭直指醫院和醫生不負責任、罔顧人命。隨后事發當晚患者家屬打砸醫院的視頻曝光，眾多醫生詳述羊水栓塞的高死亡率，“羊水栓塞”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快速普及。四、結語健康傳播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涉及健康知識的網絡輿論事件極易發生反轉，媒體不經審核虛假消息、健康領袖普及健康知識還原事實以及公眾迫切想要掌握健康信息共同促使整個事件發生輿論反轉。在普及健康知識的基礎上控制健康恐慌，需要媒體、健康領袖以及公民發揮多重優勢作用。

參考文獻：

［1］劉瑛.美國之健康傳播研究［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11（25）：99-106.

［2］湯先萍，楊露露.生活醫學化與健康恐慌的關系及其反思［J］.醫學與哲學，2014（35）：4-22.

作者：王毓娟 李敏 單位：遼寧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