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電影機器人女性形象轉向思考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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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科幻電影的發(fā)展歷程，文章結合具體電影文本探討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角色的敘事模式和角色類型。研究發(fā)現，經由傳統(tǒng)敘事中的異己力量、挑戰(zhàn)人類主體性的反叛者到突破二元界限的賽博格，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正在異化危機和后人類時代思考中逐漸完成轉向，并表征著人類通過審視其自身與創(chuàng)造物關系而不斷確立自我認同感。
【關鍵詞】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異化危機；賽博格；后人類時代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簡稱AI，常出現在兩種領域之中，一是科學領域，二是科幻電影。回望人工智能的科學發(fā)展史，科學家們在1956年的達特茅斯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這一術語，這次會議正式確立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領域，是人工智能誕生的標志性會議。而參照科幻片的歷史，在20世紀20年代，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就已在大熒幕中出現。本文結合科幻電影的發(fā)展歷程，對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進行全面的梳理分析。
一、蛇蝎美人與不全然的他者
追溯電影史，我們可以看到，早在1927年的德國電影《大都會》中，就已經出現了人形機器人——瑪利亞。這個具備流線型和明顯女性特征，全身包裹著銀色外衣的機器人可以說是人類最早關于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的想象?，斃麃喴訤emmeFatale也就是“蛇蝎美人”的形象成為工人階級所在的地下城統(tǒng)治者，并以救世主的面貌帶領工人造反，摧毀機器和權貴們所在的上層世界，其實，它仍是崇尚暴力的邪惡獨裁者。瑪利亞的形象說明，人工智能機器人作為邪惡力量的代表，一開始即以女性形象出現。這一時期（20世紀30至50年代）的機器人形象作為敘事元素進入科幻片情節(jié)當中，造型通常以人形機器人或機械人類為主，故事的主要情節(jié)往往重復著相同的模式，即瘋狂的科學家制造邪惡機器人意欲控制世界，卻最終屈服于善的力量。1956年舉行達特茅斯會議之后，人工智能得到高速發(fā)展，但隨之而來的是充滿濃重懷疑色彩的爭議。因為不管人工智能機器人如何發(fā)展成具有自我意識、自由意志甚至情感的屬性，它對人類來說都是一種異己的力量。參照自然界與人類對立的另一種存在——動物，哲學界普遍認為，動物因缺乏語言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能回應，不能用一種能確切的、絕對的與反應相區(qū)分的回應來回應，所以相對于人類來說，動物是一種作為他者的存在［1］。那么，如果說動物因缺乏語言及不具有與反應相區(qū)分的回應而被視為“全然的他者”，那么機器人在科幻電影演變歷程中雖然往往被構建為一種異己的力量，但可以說因其形象與人類的趨同性和能產生復雜倫理性，而逐漸被視為一種“不全然的他者”。
二、反叛者與人類主體性的挑戰(zhàn)者
隨著科幻電影的發(fā)展，故事在20世紀80年代轉向了另一種情節(jié)模式：人工智能機器人擁有自我意識，進化得比人類擁有更多的智慧，因而意識到自己的生存危機和受人類奴役的狀態(tài)，進而奮起反抗。這類情節(jié)模式下的人工智能機器人通常以“反叛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出現在電影敘事中。1982年的美國電影《銀翼殺手》中的女性復制人瑞秋就是這類型人工智能機器人故事情節(jié)的典型案例。它與瑪利亞一樣是人形機器人，卻已經進化得除了頭部被植入電腦芯片，身體其余部分都擁有了利用基因技術制造的骨骼、肌肉和皮膚等組織，并且能通過神經系統(tǒng)控制運動。這樣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在電影中顯然已經具備與人類一樣的智慧和知覺，它們能更好地為人類服務，甚至可以成為和人類一樣的存在。但是當它們擁有了情感和記憶能力，甚至可以與人類相愛時，人類的主體性將被徹底挑戰(zhàn)。如何處理主體和創(chuàng)造物的關系成為擺在人類面前的倫理問題。電影提供了一種假設并且提出了在這種假設下的反思：人類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并與之相處？由此，人與人工智能機器人的倫理關系等反思性命題成為后續(xù)科幻電影中的核心問題。在本雅明看來，動物被命名是一種原罪，這種行為所帶來的是一種“深深的悲哀”。自然和動物界的悲哀、悲慟以及憂郁都是由這種失語，即動物的無語言產生的。這種剝奪、缺乏情調成為自然界的重大悲傷，實際上，這種悲傷可以理解為動物對被命名或被馴服呈現的一種失語狀態(tài)。那么人工智能機器人呢？顯然，在創(chuàng)造者人類面前，機器人仍是失語的，是被剝奪的，盡管它們以變化萬千的甚至是人形的姿態(tài)出現在電影文本之中。換句話說，人工智能機器人實際上不具備與人類一樣的自我意識，它們之所以顯得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識，更多的是源于程序設置。而這樣的程序仍取決于人的意志，因此，人工智能機器人并不具備真正的自我意識。1942年美國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在他的短篇小說《環(huán)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機器人三大定律”，成為約束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重要倫理。它的內容包括機器人不能傷害人類，或不能因不作為使人類受到傷害；同時，除非違背第一原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在不違背第一和第二原則的前提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2］。但是隨著電影中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進化，其形象一次次地違背這些定律。機器人為了保護自己，形成了挑戰(zhàn)人類的主體性，甚至變成違背人類意志、控制人類生存的邪惡負面力量。2013年的美國電影《她》講述了一個宅男愛上電腦操作系統(tǒng)的故事，后來男主發(fā)現這個虛擬的電腦操作系統(tǒng)薩曼莎有600多個親密愛人，并與別人維持著2000多段關系，不禁令人唏噓。電影以極其詭異荒誕的角度在情感層面拷問人的主體性地位，背后卻是荒誕的精神內核：科技進步對人類情感的諷刺與考驗，人竟然愛上了電腦，那什么是愛？什么又是情感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不斷沖擊著人類自以為是的慣性思維。2015年的英國電影《機械姬》更是以極端的方式表達了人工智能機器人對人類的威脅，無論是情感上還是實質上的威脅。電影描繪了設計者殘酷地對待被淘汰的機器人，它們被肢體不全地丟棄在儲物柜中。最新一代的機器人Eva通過姣好的面容和細膩的情感溝通，成功利用了人類測試員的情感，殺死了自己的設計者，把人類反鎖在實驗室中。最后人工智能機器人貼上人類的皮膚，代替人類走入社會和人群當中。不管是薩曼莎還是Eva，這兩種人工智能機器人都被賦予了復雜情感，并表現了人工智能機器人與人類二元對立關系中相當激進的一面，表達了在科技不斷發(fā)展的當今社會中，人類揮之不去的陰影和恐慌，也就是人類擁有的異化危機。正如馬克思在探討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異化所說的一樣，人類的創(chuàng)造物表現為異己的力量，而他本身，也就是他的創(chuàng)造物的主人，則表現為這個創(chuàng)造物的奴隸。哲學家及心理學家弗洛姆在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進行闡釋時表示：“異化了的人相信他已經成為自然界的主人，然后卻變成物和環(huán)境的奴隸，變成世界軟弱無力的附屬品，而這個世界同時又是他自己力量的集中表現?！保?］人類對自身異化危機產生的恐慌和不安，在這一時期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中得到充分印證。
三、賽博格與后人類時代思考
在后人類語境下的現代信息社會，人類和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關系實現了進一步轉變，這期間的科幻電影中出現了關于人體合機的探討，也就是義體人（Cyborg）。賽博格最初由美國科研人員克萊恩斯和克萊恩于1960年提出，之后該詞義有所變化，從科技領域對人類與控制裝置連接的探討，到醫(yī)學領域用機械替換部分人體的人體改造，再到以人的意識為主導的機械有機體的轉化。女性主義學者唐娜•哈拉維在她的《賽博格宣言》中強調了賽博格對各種界限的消解，稱其混淆了人類與動物、有機體與機器之間的界限，并“以有趣的方式挑戰(zhàn)了西方傳統(tǒng)中的各種二元論”［4］。這種界限的突破和消解在2017年《攻殼機動隊》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女主角——少校（素子）身上得到明顯的體現。少校的身體除了保留人類的大腦，其他部分都是機械。它顯然是具備典型的人性化思考與反應的，比如影片開頭女主角接受任務擊殺宴會上的暴走藝伎機器人，在女主角將藝伎撲倒在地的時候，它表現出遲疑，以及后部分情節(jié)中它對人類女孩表現的好奇。但在結尾與攻殼戰(zhàn)車的戰(zhàn)斗中，女主角拼盡全力跳上戰(zhàn)車欲掀開其核心部位，這時畫面赫然充滿極其詭異的沖擊力：裸露的身體既具備明顯的女性特征，又具有男性壯碩的肌肉，在強烈的撕扯力之下女主角的身體慢慢撕裂，露出布滿機械裝置的身體組織。在此時，不管是男性與女性、有機體與無機體，還是人類與機器的界限全部被打破混淆，直至消融于女主角的形象之中。類似的形象還出現在2019年《戰(zhàn)斗天使：阿麗塔》中。一位醫(yī)生從垃圾場撿到一個只剩頭部的機械少女，為它安裝上了自己亡故女兒的義體。在后來的劇情中，阿麗塔展現驚人的格斗能力和強大的戰(zhàn)斗欲，不僅戰(zhàn)勝了黑暗勢力，還在機動球大賽中拔得頭籌，以冠軍身份前往天空之城撒冷。人工智能機器人中傳統(tǒng)的冰冷特質在阿麗塔身上并沒有被突出，它反而被塑造為一個既可浴火廝殺、鋤強扶弱又富有愛心、為愛犧牲的女性超級英雄。這樣的角色“展現力量美、柔和美和智慧美，讓女性在超級英雄電影中更有分量”［5］。上述兩個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角色的塑造為人與機器的關系提供了新的方向，人類沒有也不會被取代，反而能通過Cyborg的方式使自身得到重塑。在后人類主義的思考中，這種類型的出現無疑區(qū)別于以往傳統(tǒng)的技術焦慮和關于異化危機的憂思，而是體現了一種技術樂觀主義視角下后人類主義新的關注點，兩者構成了后人類場域思考中的兩種主要意識形態(tài)。
四、對科幻電影中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轉型的反思
法國符號學大師羅蘭•巴特曾指出，電影的本質是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取代了現實本身，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換句話說，電影即是意識形態(tài)的產物?？苹秒娪白鳛橐环N電影類型，在發(fā)展歷程中一次次地審視著人與創(chuàng)造物的關系，這一方面給電影本身帶來了敘事張力和戲劇性元素，另一方面透露著人類通過電影在假設、討論、反思和自我批評的過程中一次次地確認自身的主體性地位。通過電影中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轉向，我們可以窺見，科幻電影作為獨特的電影類型，具備包羅萬象的文化內涵，從早期科幻片中的經典情節(jié)模式——科學家對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失去了控制，從而導致自我毀滅，透露著人類對人工智能機器人深深的擔憂。這種科技悲觀主義來源于電影投射出的不可知論，表現了人類作為主體對其本身進化的憂思。在倫理問題場域中，人類同樣使自己陷入泥潭般的困境。人工智能一方面服務于人類，是人類身體和功能的延伸，另一方面又對人類構成威脅，導致人類陷入自身異化的困境。由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形象引發(fā)的關鍵問題思考在后人類語境中激發(fā)了新的生命力，這些人工智能機器人不但形象類型更加立體化和多元化，而且有機體與無機體、男性與女性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漸消融。觀眾在享受科幻電影所帶來的前瞻科技感的同時，應從多方面去細細體會其中的現實鏡像與人文思考，不妨期待更多獨具魅力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女性角色的出現，為后人持續(xù)不斷的研究和探索提供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1］［法］德里達.解構與思想的未來（上下）［M］.夏可君，譯.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許樂.AI童話與AI夢魘——解讀科幻電影中的人工智能［J］.當代電影，2016（2）：56-59.
［3］E.弗洛姆.馬克思關于人的概念［M］.涂紀亮，張慶熊，譯.臺北：南方叢書出版社，1987.
［4］楊宸.神話式賽博格與人工智能的“破鏡”——95版《攻殼機動隊》的兩種后人類“讀法”［J］.藝術評論，2017（11）：56-57.
［5］張智鵬.女性銀幕地位在超級英雄片中的改變——以《阿麗塔•戰(zhàn)爭天使》為例［J］.新聞研究導刊，2019（2）：123.
作者：林方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外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