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案例教學的問題及對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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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針對案例教學法在教學實踐中的核心價值，歸納了《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在案例發掘主體、案例選取視野、案例選取領域、案例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的改進對策。

關鍵詞：

《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改進對策

案例教學法是《傳播學》課程最為基本也是目前被普遍采用的教學方法。《傳播學》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實施案例教學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從實踐層面看，無論是對案例教學法本身的認識，還是案例教學法在教學過程中的實際運用，都還存在不少偏差。這些偏差不僅可能導致“案例”僅僅作為理論觀點的例證，而且可能遮蔽案例教學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的作用。

一、《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存在的主要問題

作為一種教學方法，案例教學的基本功能在于理論聯系實際，為理論講授提供經驗證據，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營造友好的教學環境，促進“有效教學”。若把案例教學法等同于“舉例教學法”，［1］則大大縮小了案例教學的作用領域，也偏離了案例教學的核心價值。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實踐至少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問題：首先，在案例發掘主體上，限于授課教師單一主體。任何一種理論觀點，都可以輕易地找到經驗證據的支持。對案例教學所承載的教學模式改革而言，發掘案例的過程甚至比案例本身更為重要。但在《傳播學》課程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依然習慣“包攬”一切，根據自己的經驗、立場選取甚或解讀教學案例，學生少有機會參與到案例的挖掘、選擇和討論過程之中。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教師所選取的案例往往成為傳播學理論的“佐料”，案例在激發學生聯想記憶、促發學生反思理論生成語境等方面的作用難以發揮出來；另一方面，缺乏學生參與的案例引介依然是偏于“是什么”的“陳述性知識”傳授，容易壓制案例教學潛在的互動討論空間，也無助于革新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其次，在案例選取視野上，囿于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經典傳播案例。作為西方傳播學的主流學派，基于實證主義方法取向和多元主義價值立場的美國經驗學派及其相關的研究案例往往成為《傳播學》課程教學的重點內容。比如，羅杰斯有關艾奧瓦雜交玉米種的研究、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伊里調查”、麥庫姆斯和肖針對總統選舉報道對選民的影響所做的調查等等，都是《傳播學》課程教學廣泛使用的教學案例。問題在于，一方面，由于方法論和學術立場的差異，傳播學在近百年的發展歷史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包括美國的經驗學派、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加拿大媒介環境學派、英國文化研究學派、法國符號學派等。唯有展示不同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典案例，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地還原傳播學的知識譜系。另一方面，傳播學進入中國已經有近40年的歷史，如何在消化吸收西方傳播學理論的同時積極探索傳播學的“本土化”，建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理論體系，是擺在學人面前的重要課題。再次，在案例選取領域上，偏于大眾傳播實踐特別是傳統媒體實踐。根據傳播規模的不同，社會傳播可以劃分為人內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五種類型。由于傳播速度快、受眾范圍廣、影響力大等特點，大眾傳播往往成為社會各界的關注重點。在各個版本的《傳播學》教材中，有關大眾傳播的議題探討始終處于顯性地位，控制研究、媒介分析、內容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等傳播研究的五大領域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據大眾傳播模式設定的。應該說，在《傳播學》課程教學中，以大眾傳播實踐為主選取教學案例無可厚非，但有三個問題亟待澄清：一是大眾傳播并不等同于新聞傳播，選取案例時不能過多聚焦廣播、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二是不能回避大眾傳播在新媒體背景下的深刻變化，案例選擇不應偏向理論內涵相對定型的傳統媒體傳播實踐，而應注意借助新媒體實踐案例討論傳播學理論的適用性；三是大眾傳播并不等同于社會傳播，既然課程名稱為《傳播學》而非《大眾傳播學》，教學過程中的案例選擇就不應過分偏向于大眾傳播實踐而忽略其他社會傳播實踐。最后，在案例使用方式上，多為驗證式釋例。在《傳播學》課程的案例教學實踐中，“案例”至少有三個具體應用領域：一是理論導入，為帶出理論知識作鋪墊，如通過《國王的演講》等影視劇臺詞引入有關“傳播過程與模式”的探討；二是驗證理論，為理論觀點提供證據支持，如以“老人摔倒扶不扶”的媒體報道風潮及其社會影響討論傳播效果的認知、心理與態度、行為三個層面；三是拓展理論，為反思和重構傳播理論提供經驗對象，如以微信朋友圈討論群體傳播在新媒體時代的變化。

二、《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的改進對策改進

案例教學的前提是糾正對案例教學的認知偏差，將案例教學從“舉例說明”的思路框架中擺脫出來，突出強調其推進教學模式改革、服務應用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可能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針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的實踐誤區，還應在建設路徑、視域取向、內容取向、使用方式等方面予以改進。

（一）建設路徑上，積極調動學生共同參與案例教學如何調動學生參與教學過程，已經成為教育教學改革的關鍵性議題。在《傳播學》課程的案例教學實踐中，可供借鑒的學生參與路徑至少有三條：一是發掘學生個體及其家庭生活經歷中的傳播經驗，如組織學生訪談父輩的媒介使用經驗，據此討論媒介技術的歷史變遷、傳播制度與媒介規范理論、“集體記憶”等傳播學理論知識；二是組織學生針對教師提供的新近傳播案例進行討論；三是調動學生參與《傳播學》的案例庫建設，如組織學生自行尋找社會傳播實踐案例，并要求學生運用傳播學相關理論知識進行解讀。

（二）視域取向上，突出強調中國本土傳播經驗倡導學生在本土化語境中深入思考西方傳播理論的適用性問題，引導學生將傳播學理論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議題結合起來，是《傳播學》課程教學的重要面向。體現在案例教學過程中，這種對傳播學的“本土化”探索可以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在援引西方傳播研究經典案例時，要有意識地還原研究案例及其理論建構的歷史與社會情境，并將其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歷史積淀、基本國情、傳播制度相對照。例如，“議程設置”理論是基于對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媒體報道與公眾議程之間關聯的考察提出的，但在本土語境下，政治議程和媒體議程的設定模式與美國并不相同，其與公眾議程之間的關聯顯然需要重新考察。另一方面，要在理論闡釋和理論延伸環節，注重引入本土的研究案例和傳播經驗，如致力于消除“數字鴻溝”的“黃羊川模式”及其學術探討，［2］認知傳播中的“面子觀”，［3］等等。

（三）內容取向上，兼顧各類社會傳播實踐大眾傳播是《傳播學》課程教學最為核心的討論議題。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大眾傳媒的傳播實踐理應是關鍵的案例來源。與此同時，案例的選擇需要把握好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關注新聞媒體以外的大眾傳播實踐，兼顧雜志、電影、音樂等大眾媒介的文化傳播實踐；二是突出新媒體傳播案例，借以反思大眾傳播模式在傳播者、傳播渠道、傳播內容、受傳者、互動機制、傳播效果以及傳播制度在新媒體語境下的深刻變化，比如網絡圈子傳播的“信蜂”現象、網絡吐槽文化的興盛等；三是關注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等其他社會傳播類型，兼顧選取面對面交流、QQ群、微信群、小廣告、戶外廣告、海報、戲劇、公文等社會性媒介的傳播實例。

（四）使用方式上，重視案例在“知識生產”方面的作用如前所述，盡管“案例”在教學過程中的基本功能是為理論知識提供經驗依據，但如果將案例教學等同于“舉例教學”，則會大大縮小案例教學的作用領域。從本質上說，“舉例教學”是重復性的知識傳授，而“案例教學”則包含“生產知識”和轉變教學模式的意義指向。對傳播學這一遠未成熟的學科而言，借助案例的深度探討正是深化傳播學學理建構的重要途徑。特別是在信息傳播格局急劇變遷的當代社會，傳播現象紛繁復雜，可供觀察和探討的傳播現象既包括國際傳播、危機公關、廣告傳播等新聞媒體及新媒體的傳播實踐，也包括科技傳播、教育傳播、環境傳播、健康傳播等社會的媒介使用與文化生產，相關的傳播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鮮活實踐正在成為反思、重構或生成傳播學理論的重要契機。總的來說，對《傳播學》課程案例教學而言，如何借由師生共同發掘、分析和討論本土語境與新媒體語境下的傳播實例，破除教師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和“傳統媒體”中心主義的教學傾向，增進學生在本土語境與新媒體環境中理解、應用和反思西方傳播理論的能力，始終是值得深入探察的教學研究領域。

參考文獻：

［1］王秀芝.案例教學中需要研究的幾個問題［J］.中國高等教育，2006（12）：44-45.

［2］王錫苓，李惠民，段京肅.互聯網在西北農村的應用研究：以“黃羊川模式”為個案［J］.新聞大學，2006（1）：61-65.

［3］陳佑榮.傳播中的“面子”：一種認知的研究視角［A］.中國認知傳播學會第二屆學術年會論文集［C］.2015：189-197.

作者：王勝源 單位：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傳媒與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