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佛經目錄分類體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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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界雜志》2015年第二期

1魏晉時期分類體系以譯經方式為標準

佛經大多都是從國外翻譯而來，因此早期的佛經分類多是依據其翻譯的形式。據記載，三國時魏僧朱士行的《漢錄》為我國第一部佛經專科目錄，開創了詳記譯人及其譯地、譯時的體例，專記漢代諸家譯經，“在一切佛錄中實為最古者矣”［1］198。西晉后期竺法護編撰《眾經目錄》以及聶道真編撰《眾經目錄》，體例與《漢錄》相仿，只是收經更多。至“東晉中葉，支敏度撰《經論都錄》《經論別錄》于前，釋道安撰《綜理眾經目錄》于后，佛錄之基礎始得顧立”［1］188。東晉時期釋道安對佛教典籍加以搜集整理，“總集各目，表其時人，銓品新舊”［2］428，編撰成中國第一部佛經專科目錄《綜理眾經目錄》，通錄古今佛經，開佛經目錄學之先河。此書雖佚，但其大部分內容為釋僧祐《出三藏記集》所錄，借此可以觀其概貌。《綜理眾經目錄》分類體系如下。(1)本錄:以譯人年代為次，自漢安世高迄西晉末法立，著錄17家247部487卷;(2)失譯經錄:不知譯人姓名者，凡134種;(3)涼土失譯經錄:不知譯人姓名，但知其譯地者，59部79卷;(4)關中失譯經錄:不知譯人姓名，但知其譯地者，24部24卷;(5)古異經錄:從大部頭佛經中摘譯成單篇者(自此后的經錄謂之“別生”)，92部92卷;(6)疑經錄:經鑒別審定，定為偽造經者，26部30卷;(7)注經及雜經志錄:道安所注群經及其他關于佛學之著述，18種27卷。由此可見《綜理眾經目錄》的分類方式，其一，以不同的譯著形式為分類標準，分為譯經、別生經、疑經、注經及雜經志錄;其二，以譯者的不同分類，先分為知譯人者、不知譯人者兩種，不知譯人者又按譯地分涼土、關中兩種;其三，以年代為序，著錄每部經的譯者、譯經時間、譯地。梁啟超認為道安錄雖然只有一卷，但在體裁上尤可稱贊，“一曰純以年代為次，令讀者得知茲學發展之跡及諸家派別。二曰失譯者別自為篇。三曰摘譯者別自為篇，皆以書之性質為分別，使眉目犁然。四曰嚴真偽之辨，精神最為忠實。五曰注解之書，別自為部，不與本經混，主從分明”［4］102。姚名達認為“除第一點為佛錄慣例外，余皆安所發明也”［1］81。此誠為中肯之論。然而在道安根據佛經的譯經特征和流傳情況對佛教典籍進行分類的體系中，尚未見以大小乘、經律論的標準來區分佛教典籍。考察早期佛經之傳入，“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十二章》，皆不名經，其后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亦文飾之辭矣”［4］102。究其原因，“以此方周孔之教名為五經，故以經字翻修多羅”［5］127，修多羅藏即經藏;律藏中《沙彌十戒經》《舍利弗問經》《大愛道比丘尼經》，被名為“經”;論藏中《品類足論》的一部分被安世高譯為《阿毗曇五法經》《阿毗曇七法經》，也名之為“經”。這些典籍被名之為“經”，乃是佛教傳入初期為附會儒家以擴大其影響力而采取的一種手段，是佛教主動適應中土文化的一種體現。同時，這一時期在佛教徒的觀念中經、律、論三藏尚無明顯的區分，他們對佛教的學術思想的認識和理解是有限的，因此未見有按照佛教學術思想體系對佛經進行分類的佛經目錄。從佛教發展史上看，佛教的大小乘之分，最早始于一世紀的印度，傳入中國有一個過程，可以說魏晉時期佛經目錄的分類體系沒有教義、教派之區分是這一時期中國的佛教還沒有大小乘教派的真實反映。

2南北朝時期分類體系以佛教教義為標準

南北朝時期，各朝帝王極力推崇佛教，因此佛教得以快速發展，譯經日多，藏經日富，佛經目錄接踵而出，“及隋、唐而蔚為二三十之鉅帙，骎骎有與四部目錄抗衡之勢”［1］204。發現于20世紀初的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六朝時期佚名所撰《眾經別錄》的兩個殘卷(S．2872和P．3747)。隋費長房的《歷代三寶記》卷十五載有“《眾經別錄》二卷，未詳作者，似宋時述”［6］379，這是最早記載《眾經別錄》的文獻。據《歷代三寶記》的記載，此《別錄》成書于劉宋時期，“為今存經錄之最古者”［7］。《眾經別錄》共有十錄，分上、下兩卷，共1089部，2596卷，其中有400卷不合。殘卷為原錄第一卷的中間部分，共錄佛經80部。《眾經別錄》上卷三錄共錄經438部，914卷:(1)《大乘經錄第一》，錄經370部，779卷;(2)《三乘通教錄第二》，錄經51部，97卷;(3)《三乘中大乘錄第三》，錄經17部，38卷。下卷七錄共651部，1682卷(多400卷):(4)《小乘經錄第四》，錄經436部，610卷;(5)篇目闕本錄第五;(6)《大小乘不判錄第六》，錄經174部，184卷;(7)《疑經錄第七》，錄經17部，20卷;(8)《律錄第八》，12部，195卷;(9)《數錄第九》，6部，120卷;(10)《論錄第十》，6部，152卷。姚名達在未見原書殘卷情況下，根據以后各種經錄中的片段記錄，不僅勾勒出了《眾經別錄》的輪廓，還對此書大為贊揚，稱為“空前精善之《眾經別錄》”［1］207。《眾經別錄》“其書既從教義上分大乘、小乘、不判乘;又從體制上分存、疑、闕;佛經之外，又首創律、數、論三類。其分類法之原則蓋有教義、體質、文裁三項，俾經、律、數、論，各有定居;真、偽、完、闕，不從含混”。《眾經別錄》首次從教義上以大、小乘為判，體制上以經、律、論為類，區分出闕本、疑經，對佛教典籍進行分宗別派。這樣的分類方法突破了以前佛經目錄單純依照譯經形式分類的體制，而是以佛教基本教義和教派為分類的主要依據，兼顧佛典的流傳情況，此分類法比較客觀地對佛教內容進行了反映，雖然它與正統的以大小乘、經、律、論三藏為綱的分類法有差距，但較之以前經錄的分類法，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從《眾經別錄》的這個分類體系可以看出，隨著佛教影響的加深，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中的大小乘、經、律、論三藏的概念都已經傳入中國，并且為佛經目錄所吸收，在佛經目錄中體現了出來，佛教僧侶對佛教體系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乃我國第一部現存可見的且保存完整的綜合佛經目錄。《出三藏記集》主要著錄東漢至梁所譯佛經目錄、序記以及譯者傳記等，共記錄佛典2162部，4328卷。該書是在道安《綜理眾經目錄》的基礎上進行考訂補充而有所發展而成的。《出三藏記集》共分四部分，“一撰緣記，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名錄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1)撰緣記一卷(卷一)，主要敘述印度佛經結集傳授源流，胡漢譯經音義同異等。(2)銓名錄四卷(卷二至卷五)，為全書最主要之部分，唯一屬于目錄的部分，以時代撰者分類，敘列了東漢至梁代翻譯佛經和述作的名稱、卷數、譯撰者、譯時、同異、存佚、真偽等情況。這部分除踵襲《安錄》而設之六錄外，另設經論、異出經、律、失譯經、抄經、疑經六部。(3)總經序七卷(卷六至卷十一)，集錄我國僧俗為漢譯佛典所作的前序及后記，為文120篇。(4)述列傳三卷(卷十三至卷十五)，收錄后漢至南齊的僧侶(以譯經僧為主，兼及義律僧和求法僧)傳記32篇，其中前2卷述外國僧侶22篇，后1卷述中國僧侶10篇。《出三藏記集》對《安錄》進行考訂補充，較之《安錄》，其收錄范圍更廣泛，分類體例更完備，資料更為翔實有用，把佛經專科目錄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其分類較為煩瑣，忽略了佛教經典的學術思想體系，未按大小乘、經律論三藏的佛教經典體系來分類，隋釋法經在《眾經總錄》序中批評道:“大小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8］法經所論，頗中其失。大、小乘之分，前人皆有忽略，至釋僧祐亦然;然而經、律分錄，則實自釋僧祐始。由此，《出三藏記集》雖受《安錄》影響沒有按照三藏進行分類，但在其基礎上增加了律部，并且將“三藏”冠以書名，說明身為律師的釋僧祐對律部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對佛教體系的理解也更為深刻，可以說這個時期“三藏”一詞已深入中國佛教界。釋僧祐之后，釋寶唱撰《梁世眾經目錄》4卷，著錄佛經1433部，3741卷。采用了與《眾經別錄》類似的分類方法，分類系統最為詳細。卷一(大乘):有譯人多卷經、無譯人多卷經、有譯人一卷經、無譯人一卷經;卷二(小乘):有譯人多卷經、無譯人多卷經、有譯人一卷經、無譯人一卷經;卷三:先異譯經、禪經、戒律、疑經、注經、數論、義記;卷四:隨事別名、隨事共名、譬喻、佛名、神咒。寶唱根據佛經內容分為大小乘，而禪經及最后六科，皆不見于前人經錄，乃寶唱所特立。爾后北魏李廓撰《眾經錄》，收錄東漢安世高至北魏菩提流支各時代所譯佛經，427部，2053卷。《眾經錄》的分類方法與南朝梁代有所不同，分十卷，一為大乘經目錄，二為大乘論目錄，三為大乘經子注目錄，四為大乘未譯經論目錄，五為小乘經律目錄，六為小乘論目錄，七為有目未得經目錄，八為非真經目錄，九為非真論目錄，十為全非經愚人妄稱目錄。這種分類以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方式，使大小乘經律論類目粗具，企圖建立系統的分類體系。

3隋代分類體系的初步完善

降及隋代，文煬二帝佞佛尤甚，“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竟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9］1099。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命法經等撰《大隋眾經目錄》。法經等《上文皇帝書》中闡明了此錄的體制:“今唯且據諸家目錄，刪簡可否，總標綱紀，位為九錄，區別品類。有四十二分九初六錄三十六分，略示經律三藏大小之殊，粗顯傳譯是非真偽之別。后之三錄，集傳記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賢所撰，以非三藏正經，故為別錄。后之三分，并是此方名德所修，雖不類西域所制，莫非毗贊正經，發明宗教，光輝前緒，開進后學，故兼載焉。”［8］此錄共七卷，前六卷為別錄，末一卷為總錄，合2257部，5310卷，收錄后漢至隋代所翻譯之經論等，總錄為上皇帝表(無標題)以及《大隋眾經目錄》總目，別錄為三大類、九錄、四十二分的分類體系:(1)大乘修多羅藏錄;(2)小乘修多羅藏錄(經);(3)大乘毗尼藏錄;(4)小乘毗尼藏錄(律);(5)大乘阿昆曇藏錄;(6)小乘阿昆曇藏錄(論)。(以上六錄每錄均有眾經一譯、眾經異譯、眾經失譯、眾經別生、眾經疑惑、眾經偽妄六分。)(7)佛滅度后抄集錄(西域圣賢抄集、此方諸經抄集);(8)佛滅度后傳記錄(西域圣賢傳記、此方諸德傳記);(9)佛滅度后著述錄(西域圣賢著述、此方諸德著述)。《大隋眾經目錄》依據“諸家目錄”整理編次而成，其分類法取以前佛經目錄分類法之所長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正式形成了以乘(大乘、小乘)、藏(經、律、論)為綱的佛經分類體系。“先分教義為大乘、小乘，再各分文裁為經、律、論，更進一步根據經律論譯本的流傳情況分為一譯、異議、失譯、別生、疑惑、偽妄六類”［1］223，歸入不同的層次，使之條理明晰，一目了然。雜書先按體裁分為抄錄、傳記、著述，再按地域分為西域、此方。《法經錄》三大類、九錄、四十二分的分類體系首先根據佛教的教義、思想進行分類，然后按照佛經在中國傳譯的具體情況進行分類，既適當簡練地概括了佛教的教義、思想體系，并且符合佛經在中國的翻譯及流傳情況。《法經錄》不愧為“現在經錄中最謹嚴有法度者”［3］342，其“分類，經律論三藏厘然分明，每藏又分大小乘，在佛典中最為科學”。它標志著印度佛教的整個體系已基本為中國僧侶所接受，并加以消化，融會貫通。此一分類體系，為后世佛經目錄的分類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典范，后世諸多佛經目錄都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充實完善。隨后的《歷代三寶記》繼承了這種分類體系，它編撰于開皇十七年，由費長房等撰，又稱《三寶記》《長房錄》《房錄》。該錄共十五卷，分帝年、代錄、入藏三部分。卷一至卷三為“帝年”，釋迦牟尼出生至隋開皇的佛教史年表;卷四至卷十二為“代錄”，按照朝代分述了各代譯經和撰述情況;卷十三至卷十四為大乘經入藏目和小乘經入藏目，是隋代現存佛經的分類系統目錄;卷十五為序目。《歷代三寶記》的最大特色在于首創“入藏錄”兩卷，后來的佛經目錄多沿襲這一體例，在中國藏經史上是一大關鍵。“入藏錄”以“乘”為類分佛經的第一標準，先分大、小乘，然后在各乘下面以“藏”為第二標準，以“是否失譯”為第三標準，這一分類體系層次清晰，較為準確地反映出了佛教的整個教義體系。這種編制方法，既涵蓋了古今所有的佛經譯本，也系統地反映了現有的佛經，且對現有佛經按照學術思想體系進行分類，給讀者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和門徑［11］。

4結語

佛經目錄分類體系由最初的以譯經形式為分類標準，到以佛教教義為分類準則，這一發展歷程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相一致，佛教于魏晉初傳中國，至隋唐三教合一初步形成。佛經目錄分類體系的完善也是伴隨著中土僧眾對佛教經典以及佛教教義的深入理解而完善的，并且這種分類體系也得到了隋唐時期正統知識分子的認可，編撰于唐初的官修《隋書•經籍志》即在四部之后著錄佛道典籍，將佛經也按大小乘和經律論三藏進行分類著錄。

作者：李安竹 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