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郭嵩燾哲學思想及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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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嵩燾作為近代史上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本身有著豐富的關于外交、洋務等方面的思想，但究其根源來說，郭嵩燾哲學思想的深刻性是不能否認的。郭嵩燾哲學思想的主要來源首先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其次是古希臘和西方近代英、法哲學。他的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包括知幾、審幾、明乎理勢和提倡實學，講實效。其中貫穿了他的理勢觀、知行觀，更有他對于中西文化的看法。郭嵩燾的哲學思想一方面為他的政治實踐提供了指導，被用來處理軍事問題和外交事務，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其洋務思想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郭嵩燾;哲學思想;影響

郭嵩燾(1818－1891)作為近代史上湖湘人物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經歷也反映出了近代中國在被迫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遭受的一系列挫折。郭嵩燾在清朝后期的巨大變動之下，擔任了近代中國第一位派駐外國的使臣，這使得他對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郭嵩燾的洋務、外交思想為人所重視，而其哲學思想則研究較少，本文試圖從郭嵩燾的哲學思想內容和影響方面加以分析，進一步厘清郭嵩燾哲學思想與其洋務、外交思想之間的關系。

一、郭嵩燾哲學思想的內容

(一)知幾、審幾、明乎理勢

從郭嵩燾哲學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把中國傳統哲學的某些范疇作為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對于“幾”和“理勢”等范疇的運用。郭嵩燾認為所謂的“識”是處理天下之事的根本，他曾說:“處天下事，以識為本”①，而“知幾”、“審幾”、“明乎理勢”是人們增強自身能力，尤其是“識”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這樣的情況下，對于“幾”的把握就十分重要了。

1．對“幾”內涵的界定“幾”作為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范疇，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們都對其內涵有不同的界定。郭嵩燾深受歷史上周敦頤和王夫之這兩位思想家的影響，對“幾”的分析，既有繼承傳統的方面，又有創新的一面。首先，是對“幾者動之微”的分析。這出自《周易•系辭下》:“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周易》中的這一觀點，目的就是要人們注意觀察事物的變化，找出事物出現前的征兆，以此達到趨吉避兇的目的。因此，《周易》中特別強調所謂的“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就是要人們抓住機會，在合適的時機采取行動。又說“知幾其神也!”郭嵩燾對于“幾”理解，正是對《易傳》上述論斷的發揮。他指出:“一動之幾，而忻然以起。”②但是同時，他又對《易傳》中所說的“幾”有所發展，明確指出“幾”是“理勢之自然者也”。其中的“理勢之自然”就是說“幾”的出現是事物的客觀必然趨勢所造成的;并且作為這種必然趨勢所造成的“幾”是可以通過“知微之顯，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等具體物質運動的發展趨勢而加以把握的。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郭嵩燾不認為“幾”是“術”。他指出:“幾者，動之微，圣人知之以神其用，賢人審之以妙其施者也，事與理所不能越也。幾豈可以術論哉!”①“術”在中國古代是帝王用來維護自己統治的手段和策略，所以又稱為“權術”。權術的運用根據的是統治者自身的政治利益和需要，所以郭嵩燾說“術者，非事與理之所宜，而假術以運之。”①“幾”則不同，它的出現與存在是由客觀的理勢所決定的，所以郭嵩燾說它是“事與理所不能越”的。“幾”的出現和存在雖然是客觀的，但人們能否認識和把握它，在實踐的效果上卻又是大不一樣的。所以郭嵩燾說“圣人”知之便可以“神其用”，“賢人”審之則可以“妙其施”。一個“神”字，一個“妙”字，把知幾、審幾對人們的指導作用說的恰到好處。在郭嵩燾之前，王夫之認為“幾”是歷史運動中必然之理。郭嵩燾繼承并做了進一步的發揮，將“幾”說成是“理勢之自然者也”。其次，郭嵩燾對“誠、神、幾”三者關系有著深刻理解。在他之前，周敦頤和王夫之對于“誠、神、幾”都有一些論述，他們的論述偏重于個人的自我修養，是從道德修養方法上立論的，而郭嵩燾一方面把“誠、神、幾”的關系作為一種普遍的方法論原則，另一方面，他用中國傳統哲學關于體用關系的理論分析了“誠、神、幾”之間的關系。郭嵩燾指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③也就是說世界的本體是“誠”，即“實有”，其作用是誠的運動變化條理。在此基礎上，他還研究了“介乎動靜之間”的“幾”，使其思想和行動具有了唯物主義的基礎。

2．知“幾”的重要性郭嵩燾對知幾、審幾重要性的論述之中，最根本的就是可以幫助人們在實踐中發揮主動性和能動性。他說:“幾一滯而百端為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③他認為，具體來說，知幾的好處有以下幾點:第一，有助于增強人的預見性。郭嵩燾指出:朱子(熹)謂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敦頤)言幾。爭辨之不可不早也，故橫渠(張載)言豫。圣人之治天下，幾而已矣。黎民于變時雍，幾也。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幾也。……圣人研幾以成天下之務;豪杰審幾以赴事機之會。④“豫”通預，對于天下之事，預見性是關鍵，無論是圣人還是豪杰，只有真正“研幾”、“審幾”才能增強人的預見性，從而更好的處理事務。而在這其中，“幾”又是關鍵因素，人們必須要關注，也就是郭嵩燾所說的“爭辨之不可不早”。第二，對于個人的進退、身心修養有好處。郭嵩燾曾奉旨于山東檢查稅務，很有成效，但是受到了官僚們的“群起而撓之”，他指出:于是觀化審時，以有悟于盈虛消息之理，而慨然奉身以退。周子知道之用者，曰誠曰幾。天下有大幾焉，一事有一事之幾焉。愚者昧之，相與持其成毀得失之跡，以議其后，君子弗尚也。此兄之志也。④在郭嵩燾看來，所謂的愚昧者只能“持成毀得失之跡”，也就是說只會做事后諸葛亮，而不能夠做到進退有度。“君子”則不然，他們善于“觀化審時”。所謂的“有悟于盈虛消息之理”，即善于觀察和分析形勢，及時把握天下之“大幾”，在政治上做到能進則進，不能進則“慨然奉身以退”。第三，有利于增強人們處理問題的能力。郭嵩燾的“大局之遠識，周子之謂幾也”，其中所講的正是這個道理。郭嵩燾反復論證“知幾”、“審幾”的宗旨是希望“幾一轉而全局皆活”，也就是說對于清末的混亂時局的感慨，渴望出現更多的像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知幾”的人才，來挽救清末的危局。

3．理勢觀在郭嵩燾那里，“知幾”、“審幾”固然重要，但是要想準確的把握“幾”，是離不開理和勢的。所謂理，郭嵩燾說過:“理者，條理節文之謂。”⑤這樣來看，理與道可以互通。他指出:“宜于己，弗宜于人，非道也。”⑥在他看來，理或者道，是一種通行于人或事物之間的普遍法則或規律。只有掌握了這個理或道，才能合理應對各種不斷變化的局勢。而在中國哲學史上，“勢”是表現歷史發展必然趨勢的范疇。也就是說，勢是一種客觀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過程，并且表現為一種強大的勢力。郭嵩燾指出:“勢，輕重也”，明確地把勢描述為一種客觀的可以量度其輕重的勢力。他在論述勢的過程中，談到了“地勢”、“事勢”、“國勢”乃至“權勢”等，但其中更多地是指“時勢”，這是因為勢既然是一種客觀的必然趨勢，它必然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關于理勢關系，首先他認為一切事物都離不開理、勢，超越理、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其次呢，勢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變化的，而理則是相對穩定的，即“一時不能違者，勢也。萬世不能越者，理也。”⑥因此從長遠來看，人們更應該注意把握事物的理。這樣一來，人們不管遇到任何情況，都能以理來判斷是非。第三，當形勢有利于自己的時候固然要講理，當形勢不利于自己的時候更要通過理來戰勝對手。這些觀點表明郭嵩燾在理勢關系上更為重視的還是理，認為只有在把握理的基礎上才能因時度勢去爭取主動，克服各種困難。

(二)提倡實學，講實效

郭嵩燾的哲學思想中，突出強調務實，反對虛驕之氣，強調實學、實用和實行。

1．批評虛驕之氣郭嵩燾不滿于當時吏治的粉飾，他認為，從乾隆中期開始，社會矛盾便逐漸尖銳，不僅人多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也連綿不斷;而以和珅為代表的貴族集團及各級官吏卻貪污腐化，吏治廢弛。他在論及時事時說:“朝廷多取浮言，不求實濟，決非天下之福。”⑥郭嵩燾對于清談家們的“以議論相勝”是極為反感的。

2．務實行，講實效郭嵩燾十分重視實行和實效。他在上朝廷的奏疏中曾提出:“求實效而不為虛語，務力行而不責近功。”④可見，他對于知行統一是十分重視的。郭嵩燾繼承了王夫之對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批判的基本精神，其中有兩點內容:第一，他肯定“知者，以行為程者也”。所謂的知“以行為程”包含有實踐行動是檢驗真理標準的意思在內。他強調“忠孝之誼”和“中庸之道”都要通過“行”才能具體反映出來。因此，郭嵩燾的論學論治歷來都比較注重實行。第二，郭嵩燾指出要取得“真知”并不容易。因為人的認識有感性與理性之分，所謂“一端之聞見”正是屬于感性認識的范疇。感性認識只能解決現象問題，理性認識則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宋代哲學家張載曾提出“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真知)的區分，實際上也是看到人們的認識有感性與理性的不同層次區別。郭嵩燾繼承了這一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多處提到“聞見之知”和“真知”，他肯定“聞見之知”在人的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但是他不贊成停留在聞見之知的階段，因為這樣會使人“未達”事理。

3．對中國傳統實學與西方古代、近代哲學的統一理解郭嵩燾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在出使英、法期間，對于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學均有所接觸，并且在日記中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郭嵩燾指出，在哲學上，“言性理之言尤莫多于希臘。”同時記述了古希臘一些著名哲學家及其主要哲學觀點。他指出:有退夫子(泰利斯)論人倫、治術、文章、算術、天文、地理，亦言天地萬物從水火出來。有畢夫子(畢達哥拉斯)尤精音樂、天文，論行星轉動遠近、大小、快慢，有一定聲音節奏。有瑣夫子名瑣格底(蘇格拉底)，愛真實、惡虛妄，言學問是教人有聰明、德行、福氣，作有用之事，教別人得益處。有巴夫子(柏拉圖)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勢，論神有三位:頭一位是自有的，稱為“一”者，亦稱為善者;第二位從“一”出來，稱為“道”，是創造世界的;第三位天地萬物之精氣，是從“道”出來的。皆在耶蘇四五百年前。巴夫子有一學生，為亞歷山太(亞里士多德)先生，名亞夫子，言學分里學、外學，里學是奧妙的道理，外學是倫常、治術、文章。言天地萬物原來的動機就是神，這個動機不能自立，有一個自然之勢，教他不得不然。⑦這段話是對于西方古代哲學尤其是古希臘一些哲學思想家的簡單介紹，包括了泰勒斯、畢達哥拉斯以及古希臘哲學史上最偉大的三位思想家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這段話之后，郭嵩燾還介紹了西夫子(色諾芬尼)、安夫子(安提西尼)、杜知尼(第歐根尼)等人。這些記載，是近代先進的中國人最早接觸古希臘哲學的記錄。而且，郭嵩燾在出使英、法期間，不僅接觸了古希臘、羅馬哲學，還接觸了英、法近代哲學。在他的日記中還談及孔德哲學。

郭嵩燾在探討西方哲學時，其特點如下:第一，在探討過程中注意思考西方學術的源流。在之前那段記述古希臘著名思想家的文字的最后，郭嵩燾指出:“近世格致家言，希臘皆前有之。希臘學問從亞力克山太(亞里士多德)以后傳播天下，泰西學問皆根源于此。”⑦他在探討西方近代哲學和實證科學之源時，則認為于培根。郭嵩燾認為歐洲各國富強源于以培根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哲學的興起，即“相去二百三四十年間，歐洲各國日趨于富強，推求其源，皆學問考核之功也。”⑦這里的“考核之功”值得就是從牛頓以來的經驗主義哲學的興起。第二，郭嵩燾力圖把握中西哲學的共通之處。在這一點上，他一方面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些概念如“性理之學”、“心性”、“理勢”、“實學”等來描述西方哲學，另一方面郭嵩燾試圖在比較中把握中西哲學的共同思想。他在日記中曾記載過一位英國學者“論孔孟佛老及耶穌異同之旨”，這位學者認為:“推而言之，希臘、羅馬各種學問，皆歸本于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國心理之同然者也。”郭嵩燾認為這位學者的話是有道理的，他頗為認同。第三，郭嵩燾還力圖探討中西文化的歷史淵源。他在中西文化交往的初期便提出這一問題，體現出其思想的深刻性。郭嵩燾出使英、法，標志著他對中國傳統實學的認識發生了飛躍。這種飛躍，不僅在于他將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格物致知思想與近代西方科學技術統一起來加以認識，而且在于他高度贊揚西方近代科學技術，認為只有它們才堪稱實學。首先，郭嵩燾出使英、法過程中，感受到西方民眾務實的態度。到了英、法兩國之后，郭嵩燾經常應邀參觀各種工廠，赴許多學會參觀或聽講演。通過較長時期與英、法人民的接觸，他深感西方國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務實，這也是他實學思想轉變的階段。其次，郭嵩燾對西方實學的內容作了明確的界定。他這時所講的“實學”，就是指的西方近代科學技術。郭嵩燾認為這些學科“大抵皆務實之學也。”⑦第三，郭嵩燾認為西方科學發達的原因，在哲學上是突出強調實事求是的作用。郭嵩燾將“實事求是”作為一個哲學命題加以運用，即通過對實際事物的研究，以掌握其規律。

二、郭嵩燾哲學思想的影響

郭嵩燾將他的哲學思想運用到了實際事務中，指導其政治實踐，同時，也成為他洋務等思想的理論基礎。

(一)對其政治實踐的指導作用

郭嵩燾的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政治實踐有兩件事，一是跟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打擊太平軍;二是奉旨出使西方，任第一任駐外公使。在這兩次實踐中，都能看出其哲學思想的影響。

1．用哲學思想處理軍事問題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郭嵩燾擔任湘軍中的幕僚。他在處理軍事問題的過程中，深刻領會了知幾、審幾與明乎理勢的作用，提出兵政“同源而異用”⑦的策略，把軍事問題放在國家全局之下進行分析。第一，就政教與軍事的關系來說，政教為本，軍事為末;就練兵與軍事人才培養的關系來說，則人才為本，練兵為末。郭嵩燾強調政教為本、軍事為末，是從整個國家自強的輕重緩急次序立論的，而絕不意味著他不重視軍事建設。郭嵩燾的這種“后先次第”論表明，他一方面深刻地認識到政治是根本，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當農民起義危機統治者的地位之時，就必須運用軍事上的手段來處理。在人才為本、練兵為末這一點上，郭嵩燾指出為將者必須志氣過人、具備“廉恥”的品格和不忌功、不妒能。第二，郭嵩燾對于八旗兵、綠營的弊處作了分析，他認為晚清原有的軍隊之所以缺乏戰斗力，是因為缺少訓練和臨戰的實踐經驗，指出軍隊要以務實為重，實行嚴格的軍紀和進行有效的訓練。因為軍隊是國家政權的柱石，軍隊注重務實，認真訓練，就可以有備無患，使政權鞏固;而通過有效的訓練，軍事人才自然就會養成。第三，審幾在戰略戰術上，更要懂得“幾”之內涵，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獲勝。郭嵩燾戰略戰術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行軍之法，因敵而勝”，他指出戰略戰術的制定一切都應從實際出發，不能有固定不變的模式。

2．將哲學思想與外交實踐結合一方面，在出使英、法過程中，郭嵩燾懷著一種會通的精神和務實的態度，多方面接觸西方先進的思想、科技、教育等等，并且加以記錄，在他的日記、奏稿中，對于西方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都有比較詳細的記錄，是了解西方的先行者之一。另一方面，郭嵩燾作為第一位駐外公使，其對于外交工作的論述中也透漏著哲學意味。第一，郭嵩燾對于外交工作的時機十分重視，認為在外交工作上掌握時機，就是要“知幾”，也可以說是“知時審幾”，對“幾”的把握不僅關系工作的成敗，甚至會影響到事件的性質。例如，在外交工作中，如果不能見“幾”而作，就可能喪失時機，變主動為被動，變成功為妥協失敗。他認為要做到知時審幾，就要克服好名好利之心。第二，郭嵩燾提出“以理制勝”，對外交工作中的“理”十分重視，認為能否據理而行，是外交成敗得失的關鍵。

(二)奠定了其洋務思想的理論基礎

郭嵩燾對西方的認識大大超越了當時一般洋務派官僚，他的洋務(自強)思想是以其全新的中西文化觀為基礎的。要分析郭嵩燾的中西文化觀，必須要以他的哲學思想為基礎。首先，他提出“知己知彼，評斷中西”。郭嵩燾對中國朝綱之失和吏治腐敗的情形有著深刻的認識，因而對自強有著更加迫切的要求，從鴉片戰爭開始，就潛心研究“洋情”。他對于西方的認識，不僅經歷了一個從間接了解到親身考察的過程，而且經歷了一個從現象到本質不斷深入的過程。因此，他對于中西文化不同特點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首先，他痛斥朝臣和士大夫的虛驕自大，指出他們不了解西洋的情況而一意詆毀，郭嵩燾認為像洋務這樣的新事物，如果不了解“洋情”，又何談辦理?他還進一步指出，士大夫之所以拒絕了解“洋情”，是因為害怕知道西洋的“長處”，從而打破他們的妄自尊大的虛驕心理;第二，認為西方國家的人來到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局，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對此，人們不僅要看到這一大變局，而且要盡力去把握這個歷史的必然，促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其次，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郭嵩燾提出“以通商為本”、“以政教為本”、“以人心風俗為本”，這也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三個階段。他指出“以通商為本”，這個問題，實質上是涉及到對西方社會制度，特別是其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郭嵩燾不僅要求朝廷效法西方各國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主張讓商人參政。至于“以政教為本”，郭嵩燾在長期的洋務實踐中懂得，資本主義商業的發展，離不開政治上的改革，否則要發展商業是很困難的。郭嵩燾提出“以人心風俗為本”，則是明確的指出了道德、人心、風俗的重要性，預見了中國必須有一個從思想意識層面學習西方的階段，這正體現了其對時局以及大勢的思考。最后，他認為東西文化各有所長，中國學習西方要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分清輕重緩急，循序漸進，以求實效。

三、結語

近代中國時局之下，郭嵩燾不僅繼承了傳統中國哲學，而且，在立足于傳統的基礎上對于西方哲學思想有了相當多的吸收。郭嵩燾對于“幾”的論述、他的理勢觀、知行觀等等，既發揮了傳統中國哲學的內涵，也結合了西方哲學尤其是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的因素，同時還針對中西文化進行了一定的比較，對于今天尋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馬旭垚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