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旗下講話的社會學闡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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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旗下講話中人的姿態與服飾

分析國旗下講話人和聽眾的姿態與服裝主要采用的是圖片分析，圖片來自江蘇省S中學的官網。筆者通過觀察這些圖片，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講話時的姿態較為單一。（2）講話學生的服飾較為正規，大多數為校服。（3）作為聽眾的學生的服飾也較為正規，學校要求穿校服。（4）作為聽眾的學生站姿非常齊整。很顯然，身體不僅是一個自然的實體，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嵌入在意義的結構之中，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建構形塑，從而其背后隱含著巨大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提出了關于“身體技術”的觀點，他認為每一種行為都是后天習得的，都與身體所處的文化背景有關；社會對個體的控制，首先就是要控制他們的身體。學校空間占據了學生身體規劃的大多數時間，并通過各種技術作用于身體，使得身體符合社會的統一要求，規定國旗下講話的服飾與行為，就是技術的一種，換句話說，學校通過規定國旗下講話的服飾與行為規范來對學生進行身體控制，這具有教化和規訓身體的功能，甚至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對付身體的一種手段。

2國旗下講話中人的內心世界

筆者隨機詢問了近三十個S中學的學生，并詳細訪談了了高一、高二、高三的各兩個學生，其中包括兩個曾經經歷過在臺上進行國旗下講話的學生。大多數學生表示當他們站在臺下聽國旗下講話的時候，經常采取的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而在臺上演講的學生也往往是長篇大話，言不由衷。毋庸置疑，這不是僅存在于一所學校的偶然現象，考慮到中學生的心理特點，這最起碼反映了一部分中學生的心聲和他們在國旗下講話時的心理狀態。一方面國旗下講話人所講的內容和自己內心的想法不一致，一方面聽眾表面歸順的情態與內心的情感不一致，這都是矛盾所在。在彼得•伯格《與社會學同游——人文主義的視角》這本書中，提到了戈夫曼的一個概念“角色距離”，其意思是不太認真地扮演角色，沒有當真的意向，而另有秘而不宣的目的。每一種高壓的情景都要產生這種的現象。戈夫曼的這個概念推而廣之，用于外在角色和內心身份不一致的一切情況。換句話說，行為者在他的意識和角色之間確定了一個內在的距離。用這個理論來分析國旗下講話的相關群體，非常契合，也就是國旗下講話人及聽眾在他的意識和表面呈現出的角色存在一段距離，也就是“角色距離”。同樣是這本書中的另一個概念——游離，這里的“游離”指置身局外或步出理所當然的日常社會時的那種感覺。一旦他刻意和假裝扮演角色而不必用心投入時，扮演者就進入了“游離”的境界，就忘記了“理所當然的世界”。這可以用來解釋聽眾的狀態，他們表面在認真地聽，內心有可能早就飛到九霄云外了。不管是“角色距離”還是游離，起初，它們是一種意識狀態，但它們早晚會產生行為上的重要意義。從官方秩序守護者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太多的人在參與社會游戲時有所保留，那就會出現危險的局面。

3國旗下講話人的身份

國旗下講話人主要包括學生，普通教師，學校領導以及受邀請的社會人員。而筆者主要調查的是作為學生的國旗下講話人。由于時間和資源有限，筆者通過網絡等手段搜集了江蘇省S中學近幾年來國旗下講話人的相關信息，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講話學生幾乎都存在于重點班；（2）講話學生幾乎都擔任班級職務，如班長、團支書等。這涉及到一個話語權的問題，一方面，話語權長時間被重點班班長、團支書等學生干部占有，而不被普通班普通學生所擁有，話語權不平等；一方面，這些講話學生的話語權也被學校團委老師所掌握，話語權受控制。話語,作為人們日常交流所使用的一種工具，其背后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法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有這樣一個觀點：“話語是一種具有歷史、社會和制度獨特性的陳述、術語、范疇和信仰之結構；話語系統隱性地規定了什么可以說、什么不可以說，誰有發言權、誰沒有發言權。”在國旗下講話這個儀式中，學校領導和教師本身就作為一種權威的象征而存在，他們的話語權對于學生的弱勢地位而言也無可非議，在一定程度反映著等級思想。學校領導或老師、講話人和其他學生之間的關系呈階梯狀，從上到下，相對而言，上面是強勢群體，下面是弱勢群體，上面控制著下面。這實際上就是說語言系統在情感和思想層面上就對人產生了一種壓制；即使它是一種隱蔽的、表面上無行為人的控制系統，但它在社會中確是一種真實的權力。

4國旗下講話人的語言

筆者做了一個范圍較小的問卷調查，調查內容是中學國旗下講話采用的語言是否為普通話，調查的對象是江蘇省S中學40名同學，來自不同年級不同班級，他們說歷次國旗下講話都是以普通話為唯一使用語言。再回顧自己的所見所聞，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旗下講話一般是使用普通話，而且對語匯、語音、語調也會做嚴格的要求。語言是一種社會符號系統。一個人所使用的語言特點，往往能透露出這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出身和文化素養等情況。因此，語言常被稱為社會指示劑。它不僅傳達文字內容，也負載著社會信息。雖然說一進入學校空間，學生就應該說普通話，但是實際情況有時并非如此，在日常學習生活中，學生之間有時用方言交流。但通過調查，國旗下講話時，幾乎全部講話人采用的都為普通話。普通話作為一種標準替代了方言或民族語言，成為國旗下講話語言唯一的合法存在。其次，教師對于國旗下講話語言的語匯、語音、語調也做了嚴格的要求，以此來塑造出國旗下講話的純凈與莊嚴。這可以說是教師或學校對國旗下講話人語言的控制。假設說一個學生平常在學校與同學交流使用方言，而在國旗下講話時使用的是普通話。這就帶來一種語言的“差異”。學校的行動者試圖通過“語言”這一區隔行為，盡可能使身體存在的國旗下講話的場景在差異化的其他學校場景內占據更高的位置。

5結論

從整體上來分析國旗下講話，國旗下講話分別可以被看作是群體行為、社會控制的中介和社會產品。首先從表層來看，國旗下講話這個環節是一種群體行為。群體行為是指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由兩個或更多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個體組成的人群集合體。第二個層次，國旗下講話是社會控制的中介，國旗下講話具有神圣、莊重的色彩，教育意味十分濃厚。在講話展開的過程中，通過這種象征行為展示國家權力，使參與者受到精神上的觸動．激發生命能量和獻身精神，達到情感控制和教育引導的目的，實現對國家、社會，以及主流文化或價值觀的認同，從而，社會控制也就得到了實現。所以，國旗下講話實際上可看成是社會控制的中介。第三個層次，國旗下講話是一種社會產品，這里的社會產品包括制度、政策、知識、活動等。國旗下講話是社會和國家發展的產物，自然是一種社會產品。執筆至此，我們需要思考一個問題，當國旗下講話作為一種社會產品的時候，這種社會產品對誰有利？或對誰更有利？是不是造福于和這個社會產品相關的所有成員？對于這個問題，答案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筆者想結合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提出了“社會團結”這樣一個重要的概念。社會團結是指把個體結合在一起的紐帶。社會團結分為消極團結與積極團結。消極團結是通過物權形式所確立的人際關系系統，是一種消極的、外在的和諧。而積極團結是人們共同協作、內在和諧的系統。積極團結又分為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機械團結是指彼此相似或相同而形成的團結，依賴于信仰上、情感上和意愿上的高度同質性，在這樣的團結中個人完全服從集體意識。有機團結是每個人都按照社會的分工執行著某種專門職能的新的團結形式。國旗下講話，包括整個升旗儀式都是一種群體行為，群體行為自然需要群體的凝聚力，無疑涉及到“團結”的問題。筆者認為國旗下講話的目前狀況處于消極團結與機械團結之間，那么，希望不久之后學校、社會可以共同努力盡量做到話語權平等，對學生的控制少一些，講話的內容實際一些，然后實現有機團結，讓學生真正地愿意講，愿意聽，愿意參加。

作者：潘越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