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育與民族教育的現代化探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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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汶川地震已歷十年，在逐漸恢復和自我調適的過程中，羌族面臨的族群搬遷和家園重建等問題，使得其由宗教文化所蘊生的民族教育內容與民族的當代生存現狀以及現代教育模式之間，產生了更多復雜的矛盾。在生活環境、教育需求皆發生了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如何以保存、延續族群文化為核心，重建新時代的民族教育價值內核和教育框架，需要從文化認同和文化融合的角度，進行文化還原、道德重塑、信仰引導以及尋根教育，進而探尋當代羌民族教育重構和文化傳承之路。

關鍵詞:羌族;宗教教育;民族教育;教育重構

羌民族的宗教文化，素有中國原始宗教活化石之稱。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羌族仍然保留的原始宗教內核，是族群誕生和延續過程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文化內因，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指歸，是民族心理認同和民族教育傳承的原生動力。它所代表的民族生存經驗以及核心的精神信仰等等，成為一直以來傳統民族教育的主要內容。在宗教的神秘玄幻性和教育的世俗理性沖突過程中，雖然由于特有的文化生態，羌族原始宗教并沒有像其他宗教一樣將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進行嚴格的分離，但隨著媒體時代和消費時代的來臨，羌族宗教文化在文化商品化和“他者敘述”等文化開發活動中，其精神內核及其蘊生的文化教育功能正在不斷地嬗變和異化，尤其是5•12汶川地震之后，羌人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使得日漸式微的族群傳統更加需要尋取一種新的方式來進行維系和傳承。如何在當前的生活環境中，繼續從世代相襲的古老宗教文化中汲取民族凝聚的力量，這對于當代的羌族族人而言，無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教育層面而言，如何在現代學校教育廣泛普及的基礎上，重建新時代的民族教育價值內核和教育框架，除了外在的物質文化保護和重建之外，可能還更需要以客觀、內化的途徑，挖掘和刷新原始宗教的文化資源，還原羌民族的文化本真，統合文化元素的商品化、零星化呈現方式，構筑文化尋根的整體思維，從而探索本民族文化教育的現代之路。

一、羌族的自然宗教特征及宗教教育的混融性

羌族是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由于地域環境和族群生存等諸多因素，羌族宗教文化的形成呈現出較為特殊的多元融合特征，不論是早期陶然士與葛維漢有關一神教或“多神教”［1］的辯論，還是后來胡鑒民認為“羌族之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2］等開創性的觀點，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羌人在民族延續過程中，自身的原始崇拜和其他宗教信仰交流與雜糅的成型過程。因此，從宗教文化的角度來看，羌人的社會生活植根于其宗教生活，而羌人有語言無文字的文化傳承方式，又使得本民族的社會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與宗教教育混融在一起。

(一)作為民族教育原生動力的羌族宗教文化

盡管從魏晉至民國以來，羌族的宗教生活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道教、喇嘛教甚至西方宗教的影響，但真正讓羌族區別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仍是源自于古羌人自然崇拜而來的原始宗教內容。這種原始宗教的信仰內容和信仰方式，在相當長時間里既是古代羌人民族教育的主要內容，又同時作為一種根本動力促使了羌族民族教育的逐漸獨立。由于族群地處的山林、河谷等地理環境，古羌人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詮釋了本民族所面對的自然萬物。這種原始宗教的詮釋方式，雖然很大部分是基于對生存環境的依賴、敬畏和恐懼等等，但其中也包含了生存經驗和生存技能的總結，更代表了民族得以誕生和延續下去的一些基本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正是讓一代又一代的族群后人能夠堅守和繁衍的重要原因。一如佛羅斯特所說:“由于原始社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傾向于靜止狀態，因此教育是一種保守的力量，總是致力于維護現狀和給青年人傳授那些在變化中固有的東西。”［3］10原始宗教所蘊生出的民族教育，其外在強調的是面對自然生存條件趨利避害的種群繁衍法則，而內在強調的則是在趨向一致的心靈歸屬中，維系族群穩固壯大的精神觀念法則。按照一般規律而言，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這種自然宗教和教育共生的現象會逐步分離，世俗教育的獨立成為民族教育的主要承擔者。然而，由于在羌民族漫長的發展歷史過程中，并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一神教”，而其“多神教”的特征也并沒有像道教或神道教那樣形成完整的宗教教義和嚴密的教派組織等。因此，羌族保留至今的、源自于原始時代的宗教信仰，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禮儀、民俗等文化，并沒有隨著自然崇拜的消退而消失，而是在獨特的口耳相授、演示實踐的文化傳承過程當中，一直與本民族的社會教育相生并存。而來自于原始自然宗教所強調的“看不見的力量”，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演化為民族精神教育和哲學認知的基礎。羌人以“白石崇拜”為基礎的宗教文化，浸透到整個族群的教育過程中。由于羌人居住地區相對偏僻和閉塞的條件，在大規模的文化發掘和學校教育進入羌區以前，羌族民族教育的所有內容，幾乎全部由自然宗教的內容演繹而來，在羌寨的祭山會、釋比唱經以及婚喪嫁娶等場合，很明顯可以看到這種“教育本身也滲透了神學的性質”［4］400。以北川地區而言，如青片鄉、小寨子溝等尚保留較為完整的神樹信仰、山神信仰、藥王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代際之間教育的主要內容。盡管新一代的年輕族人接受了更多的現代觀念和生活方式，但上一代在實際生活中的一些宗教儀禮行為，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著耳濡目染的影響。

(二)近代以來羌族宗教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分合

由于受到“夷夏之辨”思想的影響，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中原地區與羌族地區的文化交流，一直是站在文化輸出和文化同化的角度進行的。從清初開始對羌區實行的“改土歸流”和里甲制度，更是強行民族同化的顯例。以北川地區為例，清代“漢民里”的劃分以及近代民國政府“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的設立和保甲制度的實行，北川羌人“通漢人語者幾半”［5］37。在這種文化影響過程中，羌族宗教文化固然吸收融入了其他宗教元素，比如觀音、玉皇和孔子供奉等等，但這種漠視民族特性的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必然導致民族教育自身的反彈。因此，晚清到民國以來，盡管政府投入了相當力量，在羌區進行了現代教育機構的興建，并形成了羌族現代學校教育的雛形，如清光緒二十九年開始將舊九峰、岷山、酉山等書院相繼改為小學學堂，以及1931年“松理懋茂汶共立中學”的草創成立，各類中學、職業學校相繼出現等。但這種學校教育在實質上并沒有對羌族自身的“宗教+民族”的文化教育方式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其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羌人村寨環境的偏僻閉塞，物質條件貧乏，所謂“教資不良，教法尚未改善，經費支絀，設備無法補充，生活困難學童易于輟學”［6］26等，但更為深層次的原因，恐怕也有基于對歷來強制同化的反感，故而由此產生的對外來文化為主導的學校教育的抵觸心理。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羌族原有的民族教育所具有的神秘化、巫術化等原始宗教特征，而學校教育又無法真正有效開展，故此在羌區出現的是“社會教育比學校教育還落后”的局面，民族宗教教育和現代學校教育從一開始就沒能夠找到適當的結合點。但總的看來，近代從清末到民國這段時期，誕生于新文化思潮之中的現代學校教育制度，已然開始從教育資源、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對象等方面影響羌族本民族傳統的原始宗教文化教育。此時期西方傳教士和國內外學者對羌族宗教文化的自覺性研究及總結，也為后一時期探索傳統民族教育和現代學校教育之間的關系奠定了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宗教與教育分離原則的實行，對剝離宗教神秘主義外衣，進行知識文化的科學普及和教育功能的合理分配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羌區學校教育的規模和水準相比近代時期，有了跨越式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就西南地區尤其是居住地域較分散的羌民族而言，由于羌族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教義和宗教義務的限定，因此，在羌區學校教育廣泛普及、完全融入社會主流教育體系的同時，如何保存和傳播本民族固有的民族文化，進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教育，又成為羌族教育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尤其在經歷了對傳統文化的暴力性毀壞之后，羌族傳統宗教生活呈現出衰落態勢，比如神靈偶像的破壞、廟宇的拆除，以及由于祭山會遭禁所帶來的釋比傳承和釋比文化的瀕危等等。汶川地震后，北川原縣城被基本摧毀，有近萬羌族人喪生，異地重建之后的分散居住、外出務工、現代信息和生活方式的沖擊等，無疑皆進一步加劇了本民族文化傳承和民族教育的危機。如何恢復族群文化的本來面目和民族文化傳承的價值精髓，尤其是羌族傳承至今的原始宗教內容，其存留的篤信神秘自然力量的原始思維，與其衍生的豐富多彩的禮儀民俗等文化內容，如何在傳授現代知識文化的學校教育中進行有效的民族文化融入，成為羌族宗教民族教育和羌區學校教育的新問題。

二、新時期羌族宗教文化的開掘與嬗變

(一)改革開放及震后羌族宗教文化功能和宗教教育功能的蛻變

八十年代以來，部分羌寨恢復了祭山會的儀式，但由于此前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運動的影響，羌區的諸多宗教祭祀儀式和民間信仰儀式在一度中斷之后，開始逐漸銷聲匿跡。以個案調查為例，“祭山會、打太平保護等上壇儀式在雁門鄉白水村，已經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空間，只有修房子或春節前后的安神儀式、治療疾病的踩燁頭、放音童等中壇、下壇儀式還有一些生存空間”［7］35。傳統節日和祭祀活動在羌區的淡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傳承的斷裂和嬗變。羌族的大型祭祀活動曾是維系羌族族群團結、凝聚精神力量和傳播文化的重要手段。隨著這些傳統儀式生存空間的縮小，羌族宗教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也在進行著新的調適，一是宗教儀式針對性的現實化和功利化，比如上述的具有治病作用的放音童、跳紅鍋等儀式。二是宗教內容的固定化和形式化，羌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保存、整理和研究多數是由專門的學者來完成，這些文化內容已然外化為固定的符號標志，比如白石崇拜、萬物有靈、多神信仰等，而羌族原始宗教文化內容自身的瀕危卻與這種研究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調適一方面反映了現代羌人對自然和社會認識程度的提高，對原始神秘力量崇拜的減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現代語境下源生于原始宗教的民族文化認同心理的弱化。伴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和現代科技的進步，年輕一代羌族對各種傳統祭祀活動以及禮儀民俗日漸陌生，而對來自原始宗教中的世界認知方式和價值觀念更是知之甚少。在汶川大地震后，一些熟知傳統的老一輩羌人的離世以及羌寨聚居地的舉家遷徙，讓一些固定的地域文化特征亦逐漸消失，比如北川新縣城的外遷、平壩地帶居住建筑樣式的改變和房屋內火塘的取消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民族精神力量核心存在的羌族宗教文化，如何在新環境中尋找本民族的生存延續動力，既關涉到民族宗教文化的保存，也關涉到民族教育的未來方向。

(二)媒體傳播和文化多元化對羌族宗教文化的雙重影響

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電網絡在羌區的逐漸普及，使得新的信息和文化交流方式隨之出現。以北川縣為例，震前已經實現廣播電視的“村村通工程”，覆蓋率達到了100%，災后重建的廣播電視發射塔和數字設備等，更進一步地讓多數山區羌寨迎來了“數字電視”時代。文化信息的雙向交流過程，既讓羌族宗教文化得以在廣闊的平臺上更便利、更直接地對外傳播，同時也使得本族宗教文化受到了更為多元化的沖擊。在全媒體和影像傳播的時代，影視符號對羌族文化的展現可以更為直觀、鮮明，讓人身臨其境，將一些單純用語言、音聲無法表達的東西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比如原始宗教信仰里的各類祭祀儀式和有關的音樂、舞蹈等。在這種民族原生文化形態的基礎上，重新以影像符號編制的媒體產品，如紀錄片、新聞紀實報道以及電影電視作品等，正在取代以往的包括錄音、文字、圖案等傳統媒介方式。互聯網終端的多元化、及時性優勢，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快速滲透，更是讓羌族宗教文化的保存、傳播和延續都進入到前所未有的全新時期。以中國羌族網(cnqiangzu．com)、中國羌族文化信息網(qiangren．2000y．com)以及中國羌族文化網微博(t．qq．com/qiangzuren)等網媒為代表，網站對羌文化的分門別類以及與網絡受眾互動的過程，反映了當前羌人自身對原始宗教文化的認知狀況，也反映了羌族宗教文化的生存現狀。在網站的介紹當中，羌族宗教文化所展示給受眾的，是色彩分明的巫師服、猴皮帽以及皺紋滿面的羌族老釋比等。通過生動鮮明的圖像和聲音，外界固然比以往更為直觀地看到、聽到了羌族宗教生活，但這種固化的、觀賞式的方式，也正在使羌族宗教文化膚淺化和娛樂化。也就是說，在具有隔膜感的媒介生態中，包括羌族宗教文化在內的整個羌族文化面貌，正處在“被建構”［8］的狀態。這種情況，一方面吸引了更多受眾關注羌族文化，但另一方面則由于媒體話語權的導向，使得羌族文化的原生狀態和傳承有所異化。近年來在北川縣城各廣場組織的莎朗舞活動和“萬人莎朗”吉尼斯記錄的創造，實際上也透露出一種對媒體間離化的反撥。因此，開展多元媒介的全方位民族志記錄，結合羌族年輕一代的現代教育背景，以新的影像敘事手段進行宗教文化內涵的教育轉換，應當是媒體時代羌族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延續的重要問題。

三、媒體語境下羌族宗教文化的教育重構方向

(一)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文化本真性還原

在媒體文化和他族文化不斷沖擊的文化融合背景下，羌族宗教文化在面臨內在文化資源和教育資源延續危機的同時，另一方面卻要不斷應對紛至沓來的文化發掘和文化觀光等活動，在文化生態的不斷變動之中，羌族宗教文化需要從其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精神凝聚力入手，還原其文化的內在本真狀態，而非外在表象性的客觀記錄，從而建立民族教育與宗教教育結合的良性結構。本真性(authenticity)一詞，源于希臘語的“authentes”，意為“權威者”或“親手制作”。此概念最早來自海德格爾對自我存在和共同存在的討論［9］144，是西方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二十世紀中葉后，本真性進入文化領域，為考察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尤其是在民俗學和旅游文化人類學等領域，對真實性、原生態等的討論，成為當前民族文化保護和文化開發的熱點。就國內的文化淵源而言，“真人”“純真”等觀念既是老莊學說的核心，也是中國原始哲學“無極”“太極”等思想的演繹。因此，就具有典型原始宗教特征的羌族文化來說，在民族教育中積極開展對本族宗教文化原生精神力量的探尋和重建，應當是現階段文化教育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針對當前羌族地區的文化生態實情，一是要在旅游文化的興起過程中突破一些符號化的文化表象，比如招攬性的民族服飾展示、表演性的歌舞以及禮儀展示等;同時在民族教育中著重關注旅游文化經濟效益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原生動力所在，以及這種文化活動的根本目的和民族生存前景等。二是在面對外來力量的文化保護和文化開發活動的同時，比如震后出現的政府諸多“客位保護”［10］現象等，需要通過民族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結合，強化對本族宗教文化內部保護和延續的自覺意識。三是需要將民族生活中的宗教內容適當引入學校教育，進行道德精神的重構教育，以民族節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為切入點，抽取宗教中的神圣性教育，與個體對自然、社會的敬畏教育相結合，在科學認知的基礎上，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精神教育內容。由此，讓羌民族在自我探尋、真實自我表達的過程中，銘記“存留在集體記憶中的深刻影響”［11］。以北川地區來說，震后十年，在北川地震遺址逐漸成為新的旅游紀念地的情況下，羌民族原始信仰中推崇的勇于犧牲、自強自立的精神，與這一新的集體記憶符號之間的映射，正提供了宗教教育與民族教育的兩相融合二次契機。

(二)地域變遷后的民族文化尋根

教育對于聚居地域相對固定的羌人來說，以宗教文化為根基的民族文化，其發源和傳承都與濃厚的地域意識密切相連。在部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建立在地緣意識基礎上的種種價值觀念由此應運而生，如家園之戀、故土之思、鄰里鄉黨、宗廟社稷、籍貫祖墳等等”［12］。從八十年代到今天，羌族的地域情況發生了較大變化，其標志有二:一是現代消費觀念和商品大潮的影響下，羌人堅守故土觀念的轉淡;二是汶川地震之后許多羌族村寨的整體搬遷，對傳統羌族生活環境的根本改變。如果說，現代化生活方式的進入，是媒介生態和技術理性讓羌族經歷的“隱性”的地域變化，而在汶川大地震后的舉家遷移，則以直接可見的方式讓羌人感覺到了地域陌生化的不適。在從震后的應急狀態中逐漸恢復和適應過來的情況之下，如何重建羌民族的文化核心，進行新時期的民族身份認同，需要重新借助曾是民族誕生根源的原始宗教文化，進行民族文化尋根教育，以獲取其宏大、深沉的精神召喚力。尤其對于今天的羌人而言，在地域意識和物質環境都已迥異于過去的情況下，“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每個人都需要，以他作為自然成員的環境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內容”［13］33。

文化尋根曾是二十世紀西方波及范圍最廣的一場思想運動，其對現代性的反思和對民間文化的復興至今影響至深。但國內八十年代以來以“尋根文學”為代表的思想潮流，在注重鄉土地方特色的同時，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文化尋根所蘊含的本質意義。如葉舒憲所說:“文化尋根是牽涉到我們這個星球和人類的互動以及人類內部互動關系的終極關懷問題，而絕不只是懷舊、復古、保守的傳統主義、迷戀民間鄉土習俗或者展現地方特色。”［14］所以，就現代語境下的羌族而言，其文化尋根教育面臨著兩個問題:一是重建以原始宗教文化為依歸的民族精神家園，進行新的民族身份認同;二是在文化開發和文化保護活動中，區分形式化、零散化的文化懷舊與完整的文化體系修復之間的異同。對前者來說，由于羌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在外在文化符號上至今依然存在，如白石、釋比、莎朗、羌笛等，其所內涵的文化心理亦潛藏于族群內心，因此，需要將這些本屬于宗教儀式附加物的文化符號，融入民族教育資源之中，提升來自于傳統宗教的心理功能，即在去除了宗教的神秘信仰后，依然具有“強化群體規范，為個體行為提供道德約束，并為那些共同體福社仰賴的共同目標和價值提供基礎”［15］391這樣的精神意義。比如羌族宗教信仰的祖先崇拜和靈物崇拜，在更加注重個體心理體驗的今天，尤其是在經歷了大地震之后心理狀態發生巨大改變的背景下，可以通過血緣親情的追溯和生存環境的對比教育，重塑民族道德精神的宗旨和感恩文化等。對后者來說，更為迫切的問題則是，需要在當前的旅游文化開發過程中，通過深層次的民族文化素養教育，來應對文化商品化的泛濫問題。盡管關于文化商品化的討論有著較為對立的觀點，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羌區的地域狀況和羌人的地域意識都發生較大變化的今天，羌族原生文化的消退，各種外來的“他者敘述”已然無法掩蓋，比如羌族舞蹈風格和功能的轉換、羌繡藝術逐漸的模式化和膚淺化等。故此，必須通過族群內部的文化教育重構，重新樹立羌人對文化的自我認同，培養一批具有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傳承者，去探索和思考新時期羌族民族文化的“現代性矛盾”與“文化尋根的內部矛盾”。

參考文獻:

［1］RALPHCOVELL．羌人的宗教和民族淵源考［J］．焦玉琴，譯．宗教與民族(第壹輯)，2002(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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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馮克書．理番縣視察述要［M］．杭州:杭州古籍書店，1964．

作者：張偉平 單位：綿陽師范學院文學與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