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市鎮的信仰空間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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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學刊》2016年第0期

摘要:文章探討分析了太湖流域高鄉小市鎮路仲在19世紀的信仰空間問題。研究發現它結構復雜且處于動態變化中。在路仲的發展中，既保留了對原社廟的虔誠信仰，又發展出市廟。通過主廟———次廟的社廟系統，路仲與周邊鄉村圍繞共同信仰形成了超越“社”更大的地域社會集團。路仲市廟與周邊市廟的迎神賽會存在互訪關系，反映了小市鎮之間共享信仰空間的實質，借此市鄉實現了更大地域范圍內的深層聯系。

關鍵詞:小市鎮;信仰空間;社廟;賽會

在江南地區的地域社會研究中，除水利、賦役、市場等以外，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共同的信仰在社會共同體形成中的作用。［1］早期研究重點分析村落與大市鎮的信仰空間及兩者之間的關系，最經典的成果莫過于濱島敦竣的研究。他提出江南地區的村落存在圍繞土地廟形成的地緣性社會集團“社”，并且認為鎮廟與社廟之間存在上位和下位的支配關系。［2］但吳滔對濱島敦竣的研究提出了質疑，認為他忽略了大鎮之間市集乃至村落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吳滔、方志龍等對小市鎮吳江雙楊市的信仰空間進行了分析。［3－4］應該說，吳滔等對小市鎮信仰空間的重視值得肯定。小市鎮作為一種村落與大市鎮間的過渡形態，它們的信仰空間處于動態演化過程中，考察其演變及其與周邊聚落信仰空間的關系，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信仰空間的復雜結構及其在地域社會中的作用。目前對于小市鎮信仰空間的研究，學界對吳江雙楊廟會這樣具有很大空間規模的跨境信仰關注較多。［4］這樣的案例雖然有特色，但不見得能代表普遍存在的小市鎮的信仰空間。本文試圖以太湖流域高鄉一個普通小市鎮———海寧路仲為中心，分析其在19世紀信仰空間的結構及其演變過程，并討論這樣的信仰空間在地域社會構建中的作用。

一、19世紀路仲的信仰場

所以普通小市鎮的信仰空間為研究對象，資料獲取比較困難。值得慶幸的是，在海寧有一部珍貴的長篇日記《管庭芬日記》。作者管庭芬是路仲人，一生主要在家鄉附近活動。這部日記起自1815年，終于1865年，內容詳實，逐日連續。尤為難得的是記載了作者本人、親友以及鄉里有關祭祀信仰的相關活動。資料連續性好，時空行為描述較清晰，包含了豐富的信仰空間信息。筆者從日記中搜集了36條祭祀信仰活動(主要包括“拈香”“保福”“設醮”等)信息和173條迎神賽會信息。

二、路仲“社廟”系統的結構與功能

“社廟”即是祭祀土地神之廟。受一個社廟影響的民眾構成一個地域社會集團———“社”。《管庭芬日記》內記錄的路仲所有信仰場所中，北三王廟、南三王廟屬于土地信仰，路仲從屬于圍繞這兩個廟的“社”。北三王廟，在路仲市北1里。《錢馥三王廟記》記載，三王為路、仲、毛三姓舉人，唐時為當地大戶，因為發生大災，三王以存糧周濟百姓，全家反而被餓死，當地人感念其德，奉為土谷，路仲也因此得名，［5］卷七壇廟在管庭芬文中稱之為“社廟”。北三王社廟是路仲人最重要的信仰場所，管庭芬早年年節要去廟中“拈香”，并且它還是酬神最重要的場所。管庭芬父親有一次出行舟翻遇險，幸被搭救，管氏即在北三王廟拈香酬神。［6］19此外，管庭芬親家鶴汀、侄子亮可在病入膏肓時，被家人送到廟里“保福”。［6］437北三王廟作為路仲及其周邊一定地域范圍“社”所供奉的土地廟，是路仲周邊市鄉民眾共同的信仰寄托，“赫赫靈只，蔭庇一鄉之水旱，巍巍土谷，功留闔境之香煙”。［6］1772而該廟的維系與路仲關系尤為密切，三王廟多次翻修都由路仲人主持，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后，三王廟損毀嚴重，不僅神像被毀，前殿和廟內的門窗等也被太平軍拆去建了私宅，戰后市鄉800余家捐款，重新整飭修繕，其中路仲人出力尤多。《錢保榖重修社廟記》記載，路仲大姓代表張福昌與錢保榖總董其事，錢氏錢必升、錢保榖伯母許氏捐獻廟址附近的土地用以擴充廟宇。［5］卷七壇廟北三王廟毀于20世紀60年代，但此后四鄉居民仍在廟基燒香祭拜。［7］322“三王”在路仲周邊具有廣泛的信仰基礎。南三王廟也稱五圣廟，原為五顯靈官廟，后毀滅淫祠，并為里社，奉“路仲毛三王”為土谷。［5］卷七壇廟路仲西南3．5公里左右的錢相公廟，前殿為社廟，也奉三王為土谷，稱為“上三王廟”。［5］卷七壇廟民俗資料口碑故事中記載，路仲東南繡錦庵(經考證，應為清代州志中的繡經庵)也以三王為主神，而且南三王廟、繡經庵都是北三王廟的分廟。光緒年間有三王廟會，以北三王廟牽頭，具有嚴密的組織和規范，［8］147管庭芬在日記中稱南三王廟為“南社廟”，有時在春節時也去南三王廟拜祭。可見，在路仲人心目中，南三王廟與他們有著緊密的聯系，側面證明了兩個廟之間也存在密切關系。除了繡經庵以外，幾個廟在州志中都明確記載為當地土地廟。在濱島敦俊與王健關于江南地域社會集團“社”的研究中，認為每一個土地廟都存在涇渭分明的廟界，而在路仲情況并非如此:各社之間因共同的信仰而產生了密切聯系，又因廟有主次之分，在幾個“社”中形成了有中心和邊緣之分的信仰空間結構。路仲通過對信仰結構的中心———北三王廟的強有力的影響，依托于這個信仰結構，不僅與三王廟“社”內，也與結構中其他“社”的鄉村產生了深刻聯系。口碑故事中記載，在光緒年間包括桐鄉日南、屠甸在內的許多村莊沿襲了“我是路仲人”的說法，可能就是這種地域聯系的反映，［8］147可以認為，這里的“社”聯合形成了更大的地域社會集團。

三、路仲市廟的發展與演變

(一)市廟的基礎———秋水庵除北三王社廟外，管庭芬及其親朋的信仰活動與“秋水庵”有著許多的關聯。那么這個秋水庵又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它是路仲內部最重要的信仰活動場地。根據管氏日記記載，每逢年節管庭芬要去秋水庵拈香。它也是路仲人重要的酬神演劇之地。有時，它還決定著婚事的可行性，管庭芬曾在此為兒子卜問庚帖。而一旦出現喪事，里人會請秋水庵僧人完成儀式。如管庭芬父親去世時，就從秋水庵請了八名僧人完成“懺事”。秋水庵還祭祀文武闕，滿足了文人的祭祀需求。［6］537其次，它是路仲市民重要的公共空間。從全書廟宇出現的頻次看，秋水庵最多。它不僅承擔著信仰活動場所的功能，還是路仲游覽、會友以及來客寄居之處，“秋水晚鐘”還是路仲十景之一。那么這個庵是如何形成的?為何在路仲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州志記載，秋水庵“在縣東北三十里路仲東市，康熙間里人管漣建，持齋誦佛養靜其中，又名管家亭”。［5］卷七寺觀也就是說，這個廟最初是管氏一族的成員建成的禮佛之地，最初應是獨屬于管家的，管氏先人墓也在該廟東側，有一定的家廟性質，因此也被稱為管家亭。但后來逐漸演變為了公共廟宇，管氏日記中記載:“之秋水庵祝錢玉峰七十陰壽”，［6］118錢氏是路仲四姓之一，可見其他家族許多活動也在這里舉行。為什么秋水庵變得如此重要?許多研究已經證明了，寺廟最能滿足市民對公共空間的需求。路仲雖有社廟，由《路仲古鎮導覽圖》看(該圖立在路仲古鎮文創園對面)，北三王廟在路仲市外1里，被農田包圍，且與路仲有水體相隔，顯然不適合直接拿做市廟，而秋水庵在路仲東市末梢，顯然更具優勢，因此秋水庵逐漸分擔了北三王廟的一部分職能，服務市內民眾。

(二)市廟的確立———東岳廟建立盡管秋水庵在路仲市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秋水庵是無法成為市廟的。無論是其建設的緣起，還是管庭芬所作詩歌《秋水晚鐘》里“一杵鐘聲敲落日，老僧催點佛前燈”［5］卷八名跡的描述，都表明秋水庵主要供奉佛教偶像。佛教雖信眾多，卻很少充當地方的保護神，更無法成為市鎮的主宰神，而在路仲的發展過程中，需要一個合法的主宰神來護佑，那么這個矛盾是如何化解的呢?州志記載，嘉慶二年(1797)，路仲人在秋水庵東側建了一個東岳廟，祀泰山神東岳大帝。［5］卷七壇廟這樣不僅解決了保護神的問題，又合法化了秋水庵在市中的作用。同時，將原來主持秋水庵的比丘尼遣往北三王廟，另招來僧人主持。北三王廟原本是由僧人居住的，從此以后被比丘尼代替，僧與尼相比顯然更具權威。東岳廟的建立和秋水庵的僧尼更替，標志著路仲市廟的成立，路仲信仰空間的中心也正式演變為兩個。當然，可以實現建廟和人員調配，也充分證明了路仲對秋水庵和北三王廟都具有很強的控制力。秋水庵旁建成東岳廟以后，二者并非合并，而是有明確的內外分工。秋水庵對內承擔其作為市內信仰場所和公共空間的職能，而東岳廟則代表了可以走出去的力量，可以舉行規模更大的迎神賽會，東岳大帝也可以出巡周歷市鄉。比如日記記載，道光九年(1829)，東岳廟迎神賽會到了斜橋、張店，甚至還到桐鄉縣的晏城，賽會涉及的范圍相當廣，顯然是超過“三王”的信仰空間的。萬志英認為，在江南，東岳大帝處于信仰等級的最高級別，長江三角洲許多市鎮都通過修建東岳廟來樹立自己的威望，供奉東岳大帝作為主宰神是城鎮的普遍現象。［9］路仲顯然也非常符合，秋水庵與東岳廟在路仲信仰空間結構中屬于市的那個層面。

四、路仲及周邊

市廟的“社會”交往與功能在海寧，迎神賽會被稱為“社會”。在上述東岳廟“社會”的巡游路線中，不難發現，東岳大帝巡游范圍已經到達了其他市所在地，這種現象在19世紀的海寧西鄉非常普遍。過往市鎮迎神賽會的研究，常常圍繞一個重要的廟宇的賽會活動來展開，很少討論多個賽會之間的關系，而《管庭芬日記》較詳細記錄了嘉慶至同治年間逐年發生在海寧西鄉的賽會現象，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認識這些關系。

(一)小市鎮市廟“社會”的互訪根據作者觀察到的每年賽會情況，經過匯總，可以大致推測每個市廟賽會主要經過的市鎮情況，將各市廟巡游范圍繪制成圖。

(二)小市鎮市廟交往的功能盡管各小市鎮市廟并不具有強有力的信仰吸引力，然而市廟賽會的互訪，對于加強各市以及市鄉之間的聯系顯然起著重要作用。從管庭芬記載的廟會信息不難發現，各市賽會彼此之間很有默契，賽會盡管都集中在清明前后，但不會同日到達同一個地點，而之所以存在這樣的默契，與廟會的組織有關。海寧在民國間遺留下的林家亭子廟會的流程可以幫我們了解19世紀這些賽會的組織。［8］108廟會包括看印(在舉行廟會前數日，在神前舉行議會)、開會路(張貼諭文)、設供(廟會出巡需要在迎游路線設主要村口和集散地設置“供點”，供點附近民眾要沐浴更衣恭候神駕)、出巡(每日“黑進黑出”)、謝將(廟會結束次日，出故事節目的村坊在族長或領會帶領下，到神像祭拜)等程序。在廟會程序中，出資的鄉紳商賈、廟方人員、鎮市宗族長老、保甲長、演會人員、路線所經的村市民眾都要參與其中。如果19世紀上中葉也是如此組織賽會，且又能做到多個賽會之間的默契，那意味著這些互相拜訪的廟會組織者、參與者之間需要進行充分交流，而一旦賽會舉行，周邊民眾會踴躍前往，觀者云集，也常常成為交際機會。共享的市場、共享的信仰空間、賽會組織者的充分交流、萬民參與的集體狂歡，對于這個網絡周邊市鄉社會的聯系起著重要作用。

(三)市廟與鎮廟信仰空間的聯系再看小市鎮市廟與大鎮鎮廟之間的關系。觀察以斜橋為界分別形成的南北這兩個網絡，小市鎮市廟與鎮廟的關系表現迥異。在圖1中，南邊的網絡以郭店黃梅庵為中心，其特點是由中心指向周邊，基本是單向的巡游。郭店黃梅庵“武帝社會”是清代海寧唯一被正式記入州志的出巡賽會，“清明后十日郭店黃梅庵武帝出巡周歷鄉村，為祈年也”。［5］卷四十雜志風俗從演會時間看，道光年間其會期一般可延續三日以上，出巡的范圍涵蓋周邊方圓十幾公里。這個賽會似乎是符合濱島敦俊關于市廟與周邊具有上位———下位關系的推測的。然而北邊的網絡，郭店“社會”只與斜橋“社會”有互訪關系(但目前沒有證據證明它們的關系存在上位下位之分)，與路仲等他市沒有直接關系。雖然管庭芬記載郭店黃梅庵“社會”巡游時，他經常前去觀看，但只是作為看客，沒有真正參與其中。海寧當時除郭店鎮以外，尚有長安、硤石、袁花三鎮，發生在路仲的賽會活動與這幾鎮也無直接關系。即使就個人來看，管庭芬作為一個路仲人，除了個別時候被母親指派去硤石進香外，再沒有專門去硤石或其他鎮廟進香的其他活動，說明至少在當時，路仲無論是市廟還是市民，與大鎮鎮廟的信仰空間關系可能都比較疏遠。這可能意味著小市鎮信仰并非一定要依附于某個大鎮，也可以是相對獨立的存在。

(四)市廟賽會信仰空間的繼承與發展進入19世紀50年代，海寧西鄉賽會開始衰落，除郭店外，其他小市鎮賽會很少舉行，這應該與當時江南整體經濟惡化有直接關系。到了同治初太平軍進軍海寧，海寧市鄉受到嚴重打擊，市廟多被損毀。縣志記載斜橋顯圣庵、張店和慶云的關帝廟都是光緒以后才重新修建的，［5］卷七壇廟廟會衰落可想而知。到了民國期間海寧的廟會有所恢復，建國前海寧每年廟會多達幾百次。［13］116然而廟會巡境空間格局已經改變，如圖2所示。郭店黃梅庵“社會”雖仍然存在，但其迎會范圍已經大大縮小，［13］125東岳廟巡境有所擴大(據當地人回憶，東岳廟巡游由路仲東過張店向西到豐士，即酆墅廟，向北穿越斜橋鎮，再到桐鄉的晏城至屠甸，然后返回路仲)，原有其他廟會不見記載，當地最大規模的賽會演變成了林家亭子廟會。該廟會由林家亭子(今凌家亭)云林庵發起，［8］108主神為潮神張夏。林家亭子賽會在太平天國運動前應不存在，不然以管庭芬對當時賽會的熱衷，不可能沒有記錄。后來的興起可能與太平天國運動中海塘被毀、戰后重修海塘有關。張夏神地位因此提升，同治十一年加封“靜安綏佑公。圖2展示的是民國林家亭子廟會的迎會路線圖，廟會舉行三天，分北、西南、東南三個方向迎會。如果仔細看這個路線所覆蓋的范圍，則不難發現，基本涵蓋了19世紀中期以前南北兩個廟會迎會網絡的空間范圍。這說明盡管賽會傳統可能一度中斷，但由賽會建立起來的地域聯系已經深刻地滲透在當地人的觀念中，一旦傳統得以恢復，立刻又能顯現出來，甚至打破原有的藩籬，在更大區域中產生了聯系。

本文通過方志、日記、民俗志等文獻，重建了19世紀太湖高鄉小市鎮路仲的信仰空間。研究發現:第一，路仲在發展市廟的過程中保留了社廟。這與吳江雙楊市市廟與社廟是繼承替代關系不同，在路仲，市廟與社廟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路仲仍保持以土地廟為中心的祭祀信仰傳統，體現了植根于鄉村的信仰基礎。第二，路仲的社廟是一個以北三王廟為中心的社廟系統。與濱島敦俊提出的那種單一結構的社廟不同，路仲更像陳春生分析的樟林村的情況，［12］存在一個有著主廟(北三王廟)與次廟(南三王廟、上三王廟等)的社廟系統。因為社廟系統存在，形成了跨越多個“社”的地域社會集團。第三，路仲與周邊小市鎮市廟的賽會形成了互訪關系，從而實現了在更大地域范圍內聯系市鄉的功能。然而，與其說這種地域聯系是因虔誠的信仰而產生，不如說是這些小市鎮共享了市場、這些市廟共享了信仰空間以及因廟會活動產生的人際交流的結果。這種聯系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并沒有隨著后期賽會傳統的中斷而消散，而是成為區域傳統傳承了下去。第四，路仲的信仰空間與周邊大鎮沒有明顯聯系，濱島敦俊提出的鎮廟與鄉村存在的上位與下位的關系未在路仲周邊出現，體現了小市鎮信仰的獨立性。路仲這樣一個小市鎮的信仰空間呈現出了復雜的結構，各層次信仰空間分別實現了在不同范圍內聯系地域社會的功能，這也許可以代表一種高鄉小市鎮信仰空間的常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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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微微；吳冬霞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