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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鄉(xiāng)市博物館珍藏有一合由民國時期政府文職人員羅家倫撰文、湯增璧書丹的《鐘公伯舒墓志銘》。該碑為青石質(zhì)，一合2塊。楷書，豎排，兩塊碑均18行，每行14個字。文字上下左右各用一朵淺線刻花卉作邊框，第一塊縱57.2、橫60.5厘米；第二塊縱57.6、橫60.5厘米。
一、《鐘公伯舒先生墓志銘》及生平簡析
（一）鐘伯舒墓志銘鐘公伯舒先生墓志銘公諱思泰，字伯舒，江西萍鄉(xiāng)人。幼敏悟，八歲誦四子書，能通其大意。稍長為文辭采斐然，鄉(xiāng)先輩見者許為名器。既冠，以縣學生員應(yīng)優(yōu)貢試，中試第二名。及復試，為豪家所奪下第歸。人皆為公惜，而公則夷然未當介懷。蓋其時清政失綱，才雋雄杰之士，思所以復清社而奠新基。公以交游聲氣所濡染，亦隱懷斯志，場屋之游，聊以慰親心耳。同盟會成立，公以同氣之求遂歷籍焉。辛亥之役，奔走鄂贛間，多所規(guī)劃。湖口之役，黨人失利。公亦深自韜晦。先是，公曾習法律、政治之學。至是重理舊業(yè)，入本省法政專門學校。畢業(yè)后，歷任永豐、新喻、清江、吉水、尋鄔、萬載等縣司法委員兼代永豐縣事。革命軍北伐成功，署公黎川縣長，前后皆以清惠著稱。甘棠之思，至今弗替。解綬回籍，旋遭母喪。以哀毀逾禮，元氣大損。復值家鄉(xiāng)多故，流離遷徙，憂患之余，竟至不起。痛哉！晚歲關(guān)懷桑梓文獻、邑乘之侑，躬襄其事不以老病辭。此求他人以名山自矜者，于公則余事耳。公生于前清光緒四年戊寅八月初四日，歿于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七月初七日。銘曰：其德則醇，其資則溫。其遇則坎坷而遭屯，所蓄志百未一見而竟逝耶，故天不佑善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世侄羅家倫拜撰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黨史編纂委員會秘書愚弟湯增璧書丹中華民國念四年十二月轂旦立
(二）鐘伯舒生平簡析鐘伯舒（1878年8月4日-1935年7月7日），名思泰，字伯舒，江西省萍鄉(xiāng)市人。幼年時聰慧敏悟，八歲時就能讀懂四書。少年時文采辭藻已譽滿鄉(xiāng)里，20歲以生員的身份中貢試第二名。這個時期中國同盟會所宣傳的中國同盟會宗旨和行動綱領(lǐng)深入貫徹人心。鐘伯舒因為經(jīng)常與這些進步民間團體和革命黨人接觸，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組織，并參與同盟會領(lǐng)導的各種革命活動和起義。在鄂、贛兩地組織傳播辛亥革命和民主思想。湖口之役，革命黨人失利，鐘伯舒轉(zhuǎn)而在江西省政法專門學校學習法律、政治，用自己所學的知識來宣傳民主建國思想，以此來提高全民族的整體民主素質(zhì)。畢業(yè)后，在永豐、新喻、清江、吉水、尋鄔、萬載等縣歷任司法委員兼代永豐縣事。1926年北伐戰(zhàn)爭勝利后，鐘伯舒任黎川縣縣長。在任職期間，鐘伯舒廉政清明、公正無私，受到人們的贊譽！后辭去縣長之職，回到萍鄉(xiāng)為母親守孝。鐘伯舒回到萍鄉(xiāng)后，因為家鄉(xiāng)當時時局動蕩不安，人民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怨聲載道。鐘伯舒為此十分憂患，積勞成疾一病不起，于1935年7月病逝于江西萍鄉(xiāng)，時年57歲。
羅家倫（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浙江紹興人，字志希，筆名毅，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其父羅傳珍曾在江西萬年、都昌、奉新等地任縣令，與墓主鐘伯舒為同僚，關(guān)系密切，時有來往，再加之羅家倫本人參與了北伐戰(zhàn)爭，擔任過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對墓主鐘伯舒頗為了解和敬佩，所以鐘伯舒逝世后，羅家倫親自為他撰寫墓志銘，以示悼念。1919年，羅家倫作為北大的學生，在陳獨秀、胡適的影響和支持下，與其好友傅斯年等成立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月刊，支持新文化運動，主張民主、自由，崇尚科學。尤其是在“”中，羅家倫親筆起草《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國權(quán)，內(nèi)除國賊”的口號，并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的精神》，首創(chuàng)了“”這個名詞。這是羅家倫對“”的貢獻。1926年羅家倫積極投身北伐戰(zhàn)爭，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議、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等職。1928年，任清華大學校長后，對清華大學不合理的體制進行改革，創(chuàng)設(shè)與各系相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所，對清華大學的發(fā)展有所建樹。1932年8月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之職時，正值“九•一八”事變后，日寇肆意入侵中國，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和掠奪。羅家倫以大無畏的精神，泰然受命，對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出“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要“創(chuàng)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立復興中華民族大業(yè)的參謀部”等改革措施。他一方面提出每個人要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另一面他又積極尋求治校、治學之根本。首先宣布了他的治校6字方略：“欲謀中央大學之重建，必須‘安定’、‘充實’、‘發(fā)展’三時期已進”，隨后又提出了“誠、樸、雄、偉”的新學風，強調(diào)做學問要腳踏實地，不計名利，要有誠意，不要把學問當作升官發(fā)財?shù)耐緩胶瞳@取文憑的工具，要有崇高理想和大無畏精神，要集中精力，放眼世界，努力搞好學問。在他的治校、治學的新政下，中央大學培養(yǎng)了一大批具有真實學問的優(yōu)秀人才。
不僅如此，羅家倫還打破一塵不變的用人制度，秉著“凡可請其專任者，莫不請其專”，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央大學授課，以便穩(wěn)定師資力量，保證學校的正常開課。為此，羅家倫先后聘請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有數(shù)學博士孫光遠、經(jīng)濟學家馬寅初、藝術(shù)大師徐悲鴻等10余人。另外，羅家倫還對學校的行政工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1）厲行節(jié)約，縮減行政費；（2）力持廉潔，養(yǎng)成廉儉風氣；（3）提高效能，少用人多做事。羅家倫所提倡的治學、治校理念，直到今天都有很好的借鑒作用，他所提出的行政改革原則也是我們今天應(yīng)遵循的原則。羅家倫在中央大學所創(chuàng)立的“誠、樸、雄、偉”治學理念無不對我們今天的辦學有著啟示借鑒作用。他在日寇的炮火下仍堅持辦學上課的大無畏民族氣節(jié)，正如他在《新人生觀》里所寫到的那樣“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湯增璧（1881-1948年），出生于今萍鄉(xiāng)市湘東區(qū)東橋鄉(xiāng)一個文化世家，字公介，號朗卿，清光緒秀才，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理論宣傳家。他與墓主鐘伯舒同為萍鄉(xiāng)人，又都是同盟會會員。湯增璧是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纂和國史館編修秘書，負責編纂國民黨黨史和革命烈士錄等，其書法作品留傳甚少，所以在1935年為鐘伯舒的墓志銘書丹，極為珍貴。湯增璧青少年時代就讀于兩江優(yōu)級師范學堂（中央大學前身，今南京大學），是我國著名教育家李瑞清的學生。他的文筆豪邁雄倫、氣勢磅礴，尤精詩詞。早期官費派往日本早稻大學深造。在留日期間，由于思想活躍進步，受到革命黨的重視，1905年經(jīng)黃興、宋教仁推薦，湯增璧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由于湯增璧精通世界語及駢散文，又加上文筆犀利，因而，中國同盟會任命他為中央機關(guān)《民報》副主編，成為章太炎的得力助手。擔任了《民報》與康梁改良派主辦的《新民叢報》論戰(zhàn)的領(lǐng)軍人物。在這個時期，湯增璧寫下了《人世之悲觀》、《革命之心理》、《湖廣總督之滑稽》等催人奮進，抨擊和揭露當時時政腐朽黑暗的文章，受到孫中山的贊賞和關(guān)注。1906年，同盟會發(fā)動了“萍、瀏、醴”武裝起義，因文物賞鑒消息泄露，同盟會革命黨人劉道一不幸被俘殉難。孫中山得知劉道一犧牲后非常悲痛，特囑托湯增璧為自己題寫挽聯(lián)吊唁劉道一烈士。湯增璧揮淚而就：“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余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zhàn)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這首挽聯(lián)詩不僅高度概括了劉道一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遺憾，同時又流露出作者緬懷烈士的哀痛之情和誓死繼承烈士未盡事業(yè)，推翻舊制統(tǒng)一中國的決心。1907年同盟會步入低谷，湯增璧仍積極投身革命，為籌建革命團體四處奔走，與孫武、張伯祥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共進會”。這個團體是當時同盟會處于革命低谷時期的中國革命組織中最為活躍、最具活力、最大規(guī)模的革命團體，為以后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雄厚基礎(chǔ)。1908年，湯增璧由于參與了孫中山、黃興組織的廣西河口的武裝起義，被清政府開除官費留學生資格，但湯增璧并不因此就放棄革命，而是在日本獨資創(chuàng)辦了進步刊物《江西》雜志，并將雜志秘密運回國內(nèi)發(fā)行，用手中的筆橫掃了清政府的腐敗和黑暗。1909年，湯增璧回到國內(nèi)，以《北京公報》編輯身份作為掩護，從事秘密宣傳和組織活動，為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成立做了大量的理論宣傳工作。1911年11月，湯增璧擔任黃興總秘書之職，負責組織漢陽防御，并隨同總司令黃興前往漢陽指揮作戰(zhàn)。1912年1月，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中華民國宣告正式成立。湯增璧隨同黃興出席開國大典，并陪同黃興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萍鄉(xiāng)縣安源撫慰烈士黃鐘杰遺屬。后來，由于不滿袁世凱獨裁統(tǒng)治，退出政壇，寓于湖南長沙，致力于教育理論宣傳工作，走教育救國之路。1913年，湯增璧受黃興之邀為《國民日報》題寫新年賀詞：“萬家簫鼓有喧春，婦孺歡騰楚水濱。伏臘敢忘周正朔，輿尸猶念漢軍人。飄零江海千波譎，檢點湖山一磊新。試取群言閱興廢，相期□覺副天民。”湯增璧這首新年賀詞不僅展示了他不同凡響的文采，同時也表達了內(nèi)心的渴望。復出后，曾任《民主報》、《勞動時報》、《民國日報》編撰和主筆，他以新聞媒體監(jiān)督政府施政，為民主建國做過大量的宣傳工作，得到了公認的贊譽。在討伐袁世凱的運動中，湯增璧利用新聞媒體對袁世凱的獨裁統(tǒng)治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和揭露，號召中國人民勇敢地站起來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專政，通過湯增璧的大力宣傳，社會輿論每日劇增，從而將“護國討袁”運動推向高潮。
1914年，湯增壁任“湖南省第一師范”國文教師。在持教期間，湯增璧認為：國文首先要培養(yǎng)學生的寫作與理論水平，學生要想寫出好作文，就必須理論聯(lián)系實際。他經(jīng)常利用業(yè)余時間，向?qū)W生推薦閱讀革命刊物《民報》，介紹中國同盟會宗旨和行動綱領(lǐng)，并組織學生討論革命道理，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熱情，在他的影響和帶動下，湖南第一師范有許多象、蔡和森等一樣的進步學生積極投入到革命洪流中，為日后中國革命的勝利造就了人才。多年之后，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介紹了這一時期因受湯增璧老師和《民報》的影響確立了自己的政治觀點。1915年，湯增璧辭去湖南省第一師范教員之職，先后出任《公民日報》和江西《贛江日報》主筆。利用職務(wù)之便，繼續(xù)揭露和抨擊北洋軍閥政府對外出賣國家權(quán)益，對內(nèi)實行獨裁統(tǒng)治，鎮(zhèn)壓民主革命運動的罪行。1928年，湯增璧由于看不慣的獨裁以及對共產(chǎn)黨人的大肆屠殺，辭去國民政府秘書長之職，再次棄政從事教育工作，擔任中央大學國文教師，他在學校里積極推廣世界語，為世界語在中國的推廣做出了貢獻。在“攘外必先安內(nèi)”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的白色恐怖下，湯增璧在南京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幫助家鄉(xiāng)避難的紅軍，躲避國民黨的圍剿和屠殺，將他們藏匿于自己家中幾個月，甚至是幾年，為中國共產(chǎn)黨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對新中國最后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發(fā)動全面內(nèi)戰(zhàn)，棄道義而不顧，搶奪抗戰(zhàn)勝利果實。作為一個畢生致力于教育和文學的理論宣傳家和教育家來說，湯增璧旗幟鮮明地反對的獨裁統(tǒng)治，積極擁護共產(chǎn)黨所主張的民主、和平、團結(jié)的政策。無論是在艱苦的環(huán)境里，還是在白色恐怖下，湯增璧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從不隨波逐流，他廉潔奉公、兩袖清風，畢生致力于教育和革命理論宣傳工作，他的為人和文筆正如黃興所贊：“立節(jié)可為千載道，成文自足一家言”、“秋水為神玉為骨，詞源如海必如椽”。
參考書籍：
①五修《鐘氏族譜》。
②羅久芳：《我的父親羅家倫》，商務(wù)印書館，2013年。
③宋金泉：《孫中山與中國同盟會的建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
④丁守和主編、唐寶林編撰：《五四風云任務(wù)文萃—傅斯年、羅家倫》，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
⑤江西省萍鄉(xiāng)市政協(xié)編：《中國革命的先驅(qū)———湯增壁》，甘肅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⑥陳志平：《中國革命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
作者：彭維 李妍 單位：江西萍鄉(xiāng)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