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小說中的女權意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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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壇雜志》2015年第六期

作為備受關注的實力派作家，方方一直以其扎實厚重的創作成就享譽文壇。她的小說融匯世相百態，筆力直抵時弊人心，從早期的《白夢》《白霧》，到后來的《風景》《在我的開始是我的結束》《桃花燦爛》《暗示》《祖父在父親心中》，一直到近年的《萬箭穿心》《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等，她以一系列沉潛現實的力作關注小人物的內心世界，體察時代變遷在個人命運上的投射，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生轉折與巨大影響。方方小說中的人物尤以女性形象最為突出，她在眾多女性人物身上寄寓了婦女獨立、自尊、自強的女權主義理想，盡管這些理想在小說中多以抗爭、掙扎而最終往往歸于失敗的面貌呈現，但唯其實現之艱難與無望，才令其閃現的余光更顯彌足珍貴，使小說釋放出異彩。如果說以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陳染的《私人生活》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創作，還著重于對女性本身性別化的認知和探索階段，那么方方的小說則無疑是在對女性社會處境的客觀認知之后，而努力尋求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實現。女權主義在中國往往被稱為女性主義，這一稱謂的轉變饒有深意，張京媛在其主編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一書中，解釋了這一緣由：“我個人認為‘，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映了婦女爭取解放運動的兩個時期。早期的女權主義政治斗爭集中于爭取為婦女贏得基本權力和使她們獲得男人已經獲得了的完整的主體。婦女的斗爭包含反對法律、教育和文化生產中排斥婦女的作法。直到現在，我們的斗爭仍然在繼續著。在文學領域中，它包含為爭取大眾聽到婦女的聲音而進行的努力，是婦女作家婦女批評家能夠發表作品和受到公眾的閱讀。婦女的斗爭也包括在教育機構中爭取獲得教授婦女的著作和進行女權主義批評的權力。在這種意義上它是‘女權主義’———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如果我們強調女性主義中的‘性別’一詞，我們則進入了后結構主義的性別理論時代。我們的譯文及主要收錄了后結構主義的文章，就此而言，選用‘女性主義’一詞較為合適，但是這個‘性’字包含‘權’字，或者說是被賦予了新的涵義?！雹俦疚闹匀匝赜门畽嘀髁x這一概念，是因為方方小說中所表達的對女性命運的悲憫和痛切，仍沒有溢出張京媛對于女權主義的界定———“是婦女為爭取平等權力而進行的斗爭”。以下將從三個角度對方方創作中的女權意識逐一進行論述。

一、生存困境中的女權吶喊

奧地利哲學家奧托•魏寧格(OttoWeininger)在《性與性格》(SexandCharacter)一書中寫道：“我要討論的婦女解放，指的不是女人與男人表面上的平等，而是婦女問題中那種真正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深植于女人心中的那種獲得男人特性的渴望，即渴望獲得男人那種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由，渴望獲得男人那種實實在在的影響力和創造力。”②魏寧格的這種務虛性的理性認識，在方方那里則是務實性的文學意象與人物形象，她將女性的那種特殊渴望化為筆下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女權吶喊，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閃爍著女權抗爭的理想光芒的女性形象。方方創作于2001年的中篇小說《奔跑的火光》中的女主人公英芝，天生擁有一副好嗓子，她自強不息，勇敢追求富足美好的生活，卻因為未婚先孕不得已嫁與自己并不甚心儀的貴清，而從此陷入悲劇命運的深淵。婚后的英芝在婆家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呵護和照顧，反而因為未婚先孕嫁來而備受歧視，公婆的欺負挑唆、吹毛求疵，丈夫的游手好閑、不求上進，使得英芝在生育之后卻承擔起賺錢養家的重擔。她一心想做著一件周圍的女性想都不敢想的事———自己賺錢蓋一棟屬于自己一家三口的房子。為實現這一理想，她不辭辛勞地奔波各地去為婚禮、葬禮做商業演出的歌手，甚至為求高額收入不顧顏面地在表演中脫衣，并導致遭受慘痛家暴，終于攢下了蓋房子的錢。“新房動土的那天是三月八號，這是英芝挑的日子。貴清說：‘三八婦女節是個什么黃道吉日？’英芝說：‘我就要這天?！⒅ハ耄哼@天是我們的女人節，在這個日子起屋，說不定我會翻個身哩?！?/p>

周圍的鄉親都評價說：“從來沒有見過像英芝這樣強的女子，自己掙下錢來蓋新房。整個老廟村，但凡男人無能的，女人也就只能跟著住破屋。只有英芝不同，男人不行自己行，真是為女人掙了一口氣?！雹芫褪沁@樣強悍的英芝，充滿女權理想的英芝，在房子蓋了一半時，蓋房子的錢卻被丈夫貴清拿去賭博全部輸光，英芝歷盡艱辛和屈辱終于接近的夢想慘遭夭折。女權主義者瑪麗恩•里德（MarionReid）早就關注到：“生活在‘枷鎖之下’的已婚婦女無權處置自己的財產；甚至連自己的勞動成果也要聽憑丈夫的處置。只要丈夫愿意，他可以將其據為己有，‘肆意揮霍浪費’?！庇⒅サ拿\正與里德的描述完全吻合。作為女性的英芝不僅深受夫權的壓迫，還深受父權的壓迫。在遭遇慘痛家暴后，英芝躲回娘家，父親卻勸她回家跟丈夫認錯，并告誡她做女人要有規矩，母親也勸她作為女人要認命。英芝“想要質問蒼天，為什么對女人就這么不公平”⑤。之后英芝離婚的想法也被父親堅決壓制，認為是丟了家里的人，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凱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0）一書中，著力分析了‘作為政治制度的父權制’。她強調說，政治指所有‘存在權力結構的關系’，兩性之間的關系是‘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⑥這一點，在相對傳統保守的中國農村體現得尤為突出。在父權制壓迫下，英芝變革和抗爭的意識遭到禁止。英芝終至成為夫權和父權雙重男權壓迫下的犧牲品，不堪凌辱之下淪為放火弒夫的殺人犯，所有抗爭歸于毀滅，自己也死于刑罰。

英芝將命運悲劇歸咎于失敗的婚姻，但事實卻并非是如此簡單，婚姻的悲劇僅僅是表象，背后是巨幕般的傳統舊俗和積習，以及女性在其中難以逆轉的從屬地位和弱者命運，才導致有著自覺女權追求意識的英芝，在不斷對抗多重男權制的壓制中逐步走向了女性悲劇命運。方方借她筆下充滿女權抗爭意識的英芝，表達著生存困境下的女權吶喊，只是這吶喊雖撕心裂肺，最終卻歸于無聲，女權抗爭將女性引向自我毀滅，這個悲哀的悖論令人扼腕的同時，卻讓讀者不得不思考女權抗爭所面臨和遭遇的困境———夫權、父權、傳統觀念三座大山密不透風的圍堵和傾軋下，女權何處得以伸張？其抗爭是否無力且虛妄？在書寫了身處農村傳統觀念壓制下的女性命運之后，方方將筆觸的探索又伸向了在生存困境中奮力掙扎，與命運勇敢抗爭，努力扭轉敗局的強悍都市平民女性形象，力圖為女權抗爭者書寫一曲贊歌。她膾炙人口的小說《萬箭穿心》以帶有讖語性質的情節貫穿全篇，主人公李寶莉從住進丈夫馬學武單位分給的房子，從此厄運連連。父親認為新房子在風水上不好，是“萬箭穿心”，母親卻寬慰她說是“萬丈光芒”。這成為故事發展的關鍵，此后李寶莉的人生，就是在萬箭穿心和萬丈光芒之間的艱苦博弈。在小說的前半部分，方方著力塑造了李寶莉心慈嘴狠，潑辣要強的鮮明個性，在家中，她以自我為中心，不經意間與家人已有積怨。然而在內在品質上，李寶莉深為認同母親隱忍善良，吃苦耐勞，家境貧寒卻保持高尚人格的珍貴品行，為后面秉承這種精神面對生存困境埋下伏筆。她在丈夫與情人幽會之后一氣之下的匿名報警，使得丈夫身敗名裂，而丈夫知曉是她舉報后跳江自殺。丈夫死后，李寶莉自覺承擔起了養活全家的重擔，她心想“他們男將不行，拉倒。

這世道光我們女將也撐得起來”⑦。李寶莉秉承母親的品質，為了賺錢養家，忍辱負重當起了挑扁擔為人運貨的街邊零工，最大心愿是把兒子培養成才。十三年后，高中狀元、考上大學的兒子卻不認她并將她逐出家門，只因他通過父親情人之口得知母親舉報之事，認為母親是殺害父親的兇手。最大心愿，卻偏偏落空。小說的后半部分，因為李寶莉在生存困境中的女權抗爭而令這一人物形象光芒萬丈，讓人肅然起敬，她在慘痛命運面前的不服輸，她耗盡最好的年華拼盡一切將萬箭穿心的日子過成萬丈光芒的努力，在現實中理想的慘敗面前，顯得更加珍貴而充滿華彩。女權主義者朱麗葉•米切爾(JulietMitchell)在談到婦女運動時這樣說道：“婦女們懷著各自生活中難以名狀的挫敗感加入到這場運動中來，發現自以為是個人困境的東西其實是一個社會困境?！雹嘧鳛橄聧徟さ睦顚毨?，其悲劇也無疑具有時代因素。戴錦華書中的一段話或可為李寶莉做最好的闡釋“：她永遠在奉獻、永遠在犧牲，她因作為母親并超越母親角色而獲得榮耀。而這沸沸揚揚的一幕，在終場處顯現為剝奪：即是母親權力對兒女自由選擇命運可能的剝奪，又是社會對一位母親的剝奪?！雹嵋陨系膬晌慌孕蜗螅m然在內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不斷與生存環境抗爭，在不公待遇下發出對于女權的吶喊的形象，但其結局和思想走向卻因為各自身份的不同而不甚相同。農村姑娘英芝的抗爭終至毀滅，下崗自謀職業的女工李寶莉的抗爭則不屈不撓，生生不息。方方成功實現了對于不同群體的女性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下，如何為實現女權而進行抗爭和努力的探索，并奮力挖掘和思考了其間的諸種可能。

二、文學場域中的女權抗爭

方方作品中的女權意識，還體現在她對知識女性置身于文藝\文化場域中而呈現出的女權抗爭上，這一點，在她早期的兩篇作品《白夢》和《白霧》中尤為突出。在創作于1986年的小說《白夢》中，家伙和葦兒都是身處文學場中的知識女性，她們表面上是好友，性格、品行、人生觀、價值觀卻不同，并最終因權力場對文學場的影響，其命運呈現出迥異的景觀。家伙勤勤懇懇干事，真誠善良，一步一個腳印地耕耘并實現著自己的文學理想，扎實卻收效緩慢；葦兒急功近利，矯揉造作，虛與委蛇，汲汲于攀附文學名流，尋求終南捷徑，沽名釣譽，卻在圈內如魚得水，扶搖直上。權力場在其中的無形作用于兩個起點貌似相同的文學女青年身上顯明地呈現出來，導致二者的境遇差別越來越大，終至背道而馳，漸行漸遠。在權力話語場對文學場的作用下，踏實努力的家伙在單位干得不溫不火；而善于表現的葦兒則青云直上，深得名流們的喜愛，備受泰斗巨匠青睞，并斬獲文學大獎，從而迅速躋身文學新星行列。在獲得了優勢地位之后，她成為了文學權力場中的寵兒，從而坐擁各種優勢資源，在人生的各個方面從世俗眼光看來成為“人生贏家”，與循規蹈矩的家伙拉開了差距。在這其中，葦兒一直處于不斷選擇和抗爭的狀態，甚至在女性往往被動的職場和婚戀市場，她也是處于主動選擇和操縱的強者地位。而其實才華橫溢的同齡女性———家伙，在婚戀市場卻成了人們眼中的困難戶。

文學場下生存的兩個青年個體命運遭際的截然相反充分印證了布爾迪厄的論述：“有限生產的次場注定要專門從事為生產者而進行的生產，只承認特定的合法性原則，在這個次場中，得到他們同行的認可，即得到一種持久認可標志的人（被認可的先鋒派），與從特定標準來看沒有達到同樣認可程度的人對立?！雹庖砸粚ψ畛鹾糜衙\對比和反襯的方式，方方將這一文學場中的女權抗爭寫得暗流涌動，觸目驚心。葦兒出身寒微，卻不擇手段，投機鉆營，左右逢源。方方以春秋筆法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文學權力場中的女權抗爭者的形象，盡管她賦予了這一形象批判意味，但其在世俗社會的成功和道德缺失形成的反差，令這一形象更具深意和探討價值。同樣置身文學權力場中進行女權抗爭的人物，還有方方小說《白霧》中的李亞。作為一名展覽館的講解員，李亞一直想要鳳凰飛上枝頭，前男友死后，她努力搜尋下一個目標，終于在一個婚禮上遇到坐在她身旁、父親是“省里進入前五名的官兒”的馬亦光，李亞極力在婚禮宴席上搜尋、打聽目標卻始終沒有關注貌不驚人的馬亦光。直到后者主動夸她裙子好看，新郎介紹家世并撮合后，二人當即確立了戀愛關系。馬亦光得過腦膜炎不記得當下的事，是有生理缺陷的人。但“李亞說她與亦光的相識是她生命的轉折點。為此李亞愛亦光愛得熱火朝天氣勢磅礴，大有愛不成毋寧死的架勢”。為了名利寧愿犧牲幸福的李亞沿著自己設計的道路步步為營，在女權抗爭之路上逐漸取得了成功。誠如布爾迪厄所言：“鑒于在各種不同的資本及其把持者之間的關系中建立的登記制度，文化生產場暫時在權力場內部占據一個被統治的位置。無論它們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縛，它們還是要受總體的場如利益場、經濟場或政治場的限制?！?/p>

在政治場、經濟場、利益場對文化生產場的多重影響下，李亞依托馬亦光父親顯赫的權力，成功拉到了贊助，并掛名擔任起一部影視劇的副導演，她對馬亦光的父親說“：我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設計自己……我就是要自己闖蕩一番，讓您在我的成就面前嚇一跳。”在亦光父親所代表的政治場的直接干預下，李亞脫離了展覽館，調入了電視臺電視劇部。李亞的女權抗爭可謂大獲全勝，“李亞的生活又揭開了新的一頁。李亞很自信地對亦光說：‘世界正是為我這樣的人準備的’”。然而，業內對李亞及其作品的評價卻非常糟糕，她的調動純是行政干預。在李亞的女權理想實現之路上，政治場對于文化生產場的作用力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方方將人物的女權抗爭放置于多重場域的相互作用力之下，使之成為更為豐富的社會形態的投射，讓敘事背后充斥著更為復雜的社會關系，以此為背景烘托出的女權抗爭，充滿了獨立、自我、欲望、野心……并與著名女權主義者波伏娃構想中的“獨立女性”形象無限靠近：“想要積極主動，成為主導者，拒絕接受男性意在強加于她的被動地位?，F代女性接受男性的價值觀；她為自己能以和男性相同的方式進行思考、采取行動、開展工作、從事創造而自豪?！币蚨涑尸F出的女權抗爭就顯得非常典型。方方將這種女權抗爭放在文學場中，并將其他場域如政治場、經濟場、利益場等多個場域對其的限制和影響都悉數通過人物命運的轉折展現出來，人物具有的某種道德上的缺失，又反過來成為其女權抗爭的內在動力。這吊詭的邏輯關系背后，反映出方方對于知識女性女權抗爭方式的深邃見解、辨析和警惕。

三、尋常生活中的女權求索

魏寧格在《性與性格》中這樣寫道：“女人問題和女權問題……必定與‘存在’（existence）的最深刻奧秘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系。只有把這些奧秘與解釋宇宙聯系起來，才能從實際的或理論的角度、從倫理學或形而上學的角度，對這些奧秘作出解釋?！陛懹炤亜撟饔?002年的小說《有愛無愛都刻骨銘心》寫了一位遭遇生活變故的女性如何在自己的內心突圍，嘗試接受新的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故事。瑤琴的未婚夫楊景國因為在遭遇車禍時奮力推開瑤琴而自己葬身車下。在同一場車禍中還有另一位素不相識女子被撞成癱瘓，那位女子的丈夫也在車禍現場痛哭。在堅持活在自己營構的與已故未婚夫的情愛幻象中十年之后，命運安排瑤琴與那位丈夫陳福民相遇。曾遭遇同一場災難的兩人內心的距離瞬即拉近。談婚論嫁之際，巨大的隔閡卻是瑤琴對于已故未婚夫的難以忘懷，以致其陰影充斥在新的家庭。陳福民忍無可忍砸碎了楊景國的照片，瑤琴掄起搟面杖將陳福民頭部打成重傷，成了植物人。由于案情特殊，瑤琴被當庭釋放，在她的照顧下陳福民終于蘇醒，她也在照顧他的過程中徹底與過去告別，真正在內心走進了新的愛情和家庭生活。在未婚夫死后十年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瑤琴不屈從于社會輿論對她的要求，堅守自己內心情感的歷程，是女性對于女權求索的一種特殊形態，研究認為，女權主義者瑪麗•阿斯特爾（MaryAstell）“對于女權主義最偉大的貢獻在于，她以自己的方式敦促婦女正視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斷……在生活中做出自己的選擇”。

瑤琴正是遵從這樣的理念，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帶著作為女性強烈的自我意識，始終忠實于自己內心的情感，從不曾向世俗規范妥協，甚至以暴力的瘋狂之舉來捍衛自己內心的情感圣地，并以此與過去真正訣別?，幥僮罱K在內部和外部、形式與內心同時達到了情感世界的圓滿，盡管過程曲折慘烈，但無疑是她在尋常生活中從未放棄女權求索的結果。與瑤琴的毫不妥協形成對照的，是城市平民勞動婦女在尋常生活中的女權求索。2003年方方的作品《出門尋死》中的何漢晴，是日常生活中為了家庭，默默承受一切辛酸和苦楚，兼具賢妻、良母、好兒媳、好嫂子多重家庭身份的女性形象，公婆年老體衰，丈夫下崗待業，兒子尚在大學求學，小姑子待嫁在家，所有人都由她一個人照顧，整個家庭的日常開銷幾乎由她一人在外做鐘點工支持，為了給兒子買他喜歡的電腦，她甚至瞞著家里去賣血……這一形象很具有普遍性。她的抗爭更多地呈現在意識層面而非行為上，直到命運將她推到忍無可忍的境地，她才有了結束生命的念頭，企圖以自毀來實現自己作為女性應有的自由，掙脫生存的困境，以此實現自己對于女性應有權利的求索。這樣的人物設定更加貼近生活的原貌和真相，其探索也因此更具有了廣泛意義。方方用帶有黑色幽默的筆調，呈現了這出發生在一天多的時間內的正劇，在一環扣著一環的敘事中，在“尋死”的一步步拖延中，方方將一個深具中國諸多傳統美德的女性塑造得躍然紙上，悲哀卻透著美好，同時將她在家庭和周邊社區群眾不可或缺的地位烘托了出來。最終，何漢晴毫無懸念地被前來尋找她的丈夫和雇主帶回，通過丈夫的敘述，她知道了沒有了她的家變成了一團糟，方方借雇主的口說出了社會輿論對于婦女家庭責任的規訓，在小說臨近結尾之處，將對于何漢晴悲劇根源的思考做了表達：死的權利仍舊被框限在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的道德要求之下，女權求索的道路之艱難和無望也就不言而喻。何漢晴由忍無可忍之下轟然爆發的向死決心，而轉向了甘心情愿地承擔社會賦予她的家庭責任，從而坦然接受了讓生活回歸原有的軌道，讓日子如常進行的命運。里德早在19世紀早期就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自我犧牲有自己的見解，“‘有女人味’的舉止實際上就是‘關心體貼丈夫，保持子女干凈整潔，用心料理家務’。……這種貌似崇高偉大的‘自我犧牲’實際上通常包含著‘極其可恥的自我泯滅’”?！叭魏为毩⑺伎嫉谋憩F都會馬上受到壓制……大部分女孩都被馴服成了機器人?！啊睓C械地履行職責……而她們自己的頭腦卻始終陷于貧瘠和荒蕪之中?！薄?869年，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出版了《論女性的從屬地位》，書中也認為奴役女人是錯誤的，是‘人類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p>

女權主義者大聲疾呼、反復申述的問題，歷經一百多年，現在仍舊存在，而且每天都在如常發生，沒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變。何漢晴這樣的女性無疑就是女權主義者所探討的典型。在小說的結尾處，我們也能感到方方對于人物的嘆惋，和十分明晰的對于作為已婚婦女的女權實現可能的深刻反思。方方筆下的何漢晴將自我奉獻和自我犧牲進行到底，尋常生活中的女權求索以社會倫理法則規訓下的主動停滯和退避做結。這種徹底而堅決的妥協竟然還是建立在她們的女權意識的覺醒，并已意欲為之尋求解決方案的基礎之上，由此更深刻地呈現出在廣袤無邊、日復一日的尋常生活中，女權求索和實現之路的異常艱難和希望之渺茫。結語在聯合國1975—1985召開的三次關于婦女問題的國際大會上，達成了這樣的共識：“女權主義具有多樣性，而且必須具有多樣性，這反映了不同女性的不同需求和關切，并由她們自行對其進行界定?！狈椒絼撟髦械呐畽嘁庾R落實到具體情節編排和人物塑造上，出色地貫徹了呈現女權主義多樣性的宗旨。上文所述，僅是幾個例子，她作品中具有女權意識的光彩奪目的女性形象實在不勝枚舉。被譽為女權主義奠基人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MaryWollstonecraft)在寫給英國女歷史學家凱瑟琳•麥考利(CatherineMacaulay)的信中說“：你是唯一一位與我不謀而合的女性作者，我們都尊重我們這個性別所應該努力爭取的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這句話寫給方方也同樣合適。毋庸置疑，方方為女權抗爭奮筆疾書，寫下了一曲又一曲一唱三嘆的贊歌與悲歌，其中更融入了社會、歷史、傳統、場域等多重元素，將其放置于更為遼闊浩大的生活場景之中，令人不得不思索女性悲劇命運背后的巨大成因。正如韓少功對她的評價“：好的小說總像生活一樣，具有不可究詰的豐富、完整、強大，從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地死里求生。”而方方創作中的女權意識所呈現出的異彩紛呈的奇特景觀，也因其豐富而深刻的表達，成為發人深省，引人探究不盡的華麗篇章。

作者：王瑩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