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小說中的疾病詩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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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研究月刊雜志》2015年第九期

作為人類生理層面的一部分，疾病是人體患病的非正常化顯現(xiàn)。雖自古以來屬于醫(yī)學研究范疇，但疾病從來就有著超越其本身的象征意義。特別是在文學藝術中，疾病已不再僅僅是病患的生理疼痛感知，隱喻的認知方式賦予其無限的想象空間和豐富的政治文化內(nèi)涵，成為作者個人和社會歷史的有效能指。小說中的疾病意象隨處可見。生活在差不多同時代的魯迅與海明威兩位作家筆下的小說世界中有許多人物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上都呈現(xiàn)出相似的病態(tài)特征。雖則國別不同，但疾病敘述的精神內(nèi)蘊都同質(zhì)地表達了作者對當時社會的憂思與焦慮。本文在對比梳理兩位作家疾病圖譜的基礎上探究疾病的暗指功能以及作家本人對疾病的診療。通過對比研究，魯迅和海明威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有各類生理疾病或遭受過生理創(chuàng)傷，他們更是患有規(guī)避現(xiàn)實的共同的精神疾患。究其原因，是因為他們既是作者身體創(chuàng)傷的折射，也是兩位作家生活時代的反映。殘酷的生活使得他們都竭力逃避現(xiàn)實所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進入自我建構的幻想樂園。通過書寫疾病，魯迅和海明威鞭笞了社會文化痼疾，表達了改革的愿望。

一、疾病譜系:身體疾病與心理疾病

疾病是指生病的狀態(tài)，是指身體的傷痛或是情緒上的焦慮、煩惱。疾病一般被分為身體疾病與心理疾病兩種。在魯迅和海明威兩位作家的小說中，有許多人物無論在生理還是心理上都呈現(xiàn)出病態(tài)的特征。筆者對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中的患者進行統(tǒng)計，在25篇作品中，有9篇作品都呈現(xiàn)了患各類生理或心理疾病的角色。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迅筆下的人物患病最多的是當時的不治之癥肺結核。如同當代的癌癥一樣，肺結核在當時是死亡的隱喻。而小說中患病的人物無一不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草根階層。他們生活環(huán)境差、生存條件糟糕，患病后無錢醫(yī)治。再加之本身愚昧無知不懂科學的治療，所以只能任憑疾病侵蝕他們的身體。如《藥》中的小栓，家里雖有兩間茶鋪，但經(jīng)濟條件卻并不寬裕:“華大媽候他喘氣平靜，才輕輕的給他蓋上了滿幅補釘?shù)膴A被。”①在這樣的條件下小栓的病情只會日益惡化:“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帖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②最為愚昧的是對小栓的治療，華老栓夫婦相信人血饅頭可以治病，以至于最后無奈地斷送了兒子的性命。此篇小說真實地塑造出一個在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中療救艱難的肺病患者形象。除生理疾病外，魯迅還著力刻畫了人物的精神疾患。他們的疾患有一個共同點:竭力逃避現(xiàn)實，無論是孔乙己，阿Q還是祥林嫂，都竭力規(guī)避嚴酷的現(xiàn)實對他們所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進入自我建構的精神樂園。如孔乙己，清朝末年江南小鎮(zhèn)上落魄的下層知識分子，篤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他漠視自己科場失意、窮困潦倒、遭人欺辱的實際生存狀態(tài)，生活在自覺“高人一等”的幻想世界中，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支持著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窘迫，只能像“短衣幫”一樣站著喝酒，但卻始終不肯脫下那件又臟又破的長衫:他“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③“長衫”所象征的社會地位給他屢屢遭人侮蔑的生活帶來慰藉、支撐與反抗的勇氣:他自覺是不屑與嘲笑他的短衣幫為伍的。因此，對他們的嘲弄，孔乙己要么是置若罔聞毫不理睬，要么是用他們難以明白的“之乎者也”一類的話加以辯解。對眾人對他最為敏感的讀書功名的質(zhì)問和取笑，他也以自顧自的解釋引得眾人的一陣哄笑而收場。甚至對自己的偷竊，他也以“竊書不能算偷”的歪理謬論加以搪塞。這一切都足以顯示出他生活在自命清高的虛幻世界中。海明威筆下的人物因為經(jīng)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而飽受肉體和精神的創(chuàng)傷。筆者對其2部長篇和81篇短篇小說進行總結得出下表。戰(zhàn)爭造成的身體創(chuàng)傷給人留下殘疾或某種無法治愈的疾病。如《太陽照樣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在戰(zhàn)爭中脊椎受傷而失去性能力。他無法與相愛的人結合在一起。身體的殘疾使得他內(nèi)心痛苦，常常夜不成寐。生理外傷往往預示了不可克服的心理創(chuàng)傷，海明威的筆下的人物大多因為戰(zhàn)爭而有了精神疾患。他們本懷著崇高的理想，參加這個“結束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但殘酷的現(xiàn)實將他們的夢想化為了泡影。他們迷惘，惆悵，整日飲酒作樂，談情說愛，或是狩獵釣魚、斗牛賽馬來掩蓋內(nèi)心的苦悶和空虛。如《永別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他在戰(zhàn)爭中右腿受重傷，雖參戰(zhàn)但憎恨戰(zhàn)爭:“這是一場爛透的戰(zhàn)爭，是一場人類的災難”。

因此他將自己置身于戰(zhàn)事之外:“哼，我知道我是不會死的。不會死于這次戰(zhàn)爭中。因為它與我根本就沒有什么關系。照我看來，這次戰(zhàn)爭對我的危險性，就好比是電影中的戰(zhàn)爭。但愿戰(zhàn)爭就結束。也許今年夏天就會結束。”⑤與海倫•弗格遜一起暢游米蘭，飲酒作樂是他規(guī)避創(chuàng)傷的精神樂園:“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煙霧彌漫嗆人的咖啡館，一到夜里，房間直打轉，你得盯住墻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轉。夜間醉了酒躺在床上，體會到人生的一切都是這樣，醒來時有一種奇異的興奮，不曉得究竟是跟誰在睡覺，在黑暗中，世界顯得都是不實在的，而且這樣令人興奮，所以你不得不又裝得假癡假呆、糊里糊涂，認為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⑥信仰和愛情都已死亡。不僅他厭惡戰(zhàn)爭而有意規(guī)避嚴酷的現(xiàn)實，小說中的戰(zhàn)地護士凱瑟琳也因每日面對大量的傷病、死亡和其未婚夫被炮擊殞命而患上抑郁病癥。有學者指出:“依據(jù)美國精神學會編撰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手冊》，發(fā)現(xiàn)凱瑟琳患有‘重抑發(fā)作’的情感性精神疾病”。⑦實際上，她的表現(xiàn)也是近乎瘋癲的精神狀態(tài)。例如，在她與亨利擁吻時，她莫名其妙地給了亨利一記響亮的耳光，并“笑了起來，這是我(亨利)第一次聽見她笑”。⑧精神的焦慮揮之不去，即使在她開始新生活，與新男友亨利相處時也時時籠罩在恐懼現(xiàn)實的陰影之中:“唉，完了，什么都完了”。

二、作為敘述動因的疾病:疾病的暗指功能

疾病與兩位作家之間存在著不容忽視的聯(lián)系。疾病成為作家個人和時代政治文化的個人隱喻。魯迅本人便對疾病有著非常深刻的體會。從其所記的1912－1936年的日記中留下了他大半輩子遭受各種病痛折磨的記錄。日本學者泉彪之助曾對其做過統(tǒng)計分析:魯迅患有肺炎、胃病等36種疾病。⑩其中最為嚴重的是胃病。其子周海嬰在回憶錄《我與魯迅七十年》中說:“父親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經(jīng)常折磨他的卻是胃病。”在魯迅的日記中也常有“胃痛”、“服寫(泄)藥”、服消炎藥的記錄。至于“頭痛發(fā)熱”、“服阿司匹林片”更是家常便飯。魯迅晚年肺病日益嚴重，須藤先生需每日到其寓所診治。除自己身體不好外，魯迅的至親也體弱多病。魯父周伯宜因肝病中道夭亡，兒子海嬰從小患有哮喘頑疾，夫人許廣平女士雖無大恙，但因牙齒不好也時常前往醫(yī)院診治。這些都加深了他對疾病的體認。再者，魯迅有過學醫(yī)的經(jīng)歷，對疾病非常熟悉。可以說，疾病是魯迅一生中重要的生命體驗，也是魯迅能夠準確描摹疾病癥狀和把握疾病心理的重要原因。而海明威一生也是百病纏身，多災多難。他在一戰(zhàn)中大腿中彈，曾從身上取出幾百片榴彈片，幾乎成為殘廢。此外，他還有幼年時因扁桃體摘除而落下的喉痛的宿疾以及患有腎炎、肝病、高血壓、貧血、眼疾、失眠抑郁等幾十種疾病。因為生病，海明威三天兩頭住醫(yī)院。疾病已成為其重要的生命體驗。有學者認為:“當身體外傷成為心中一道抹不去的疤時，就會最終演化為一個人一生都與之抗爭的精神壓力。因此而來，一個人的宗教觀、世界觀和生活準則就會隨之發(fā)生變化”。不斷接踵而至的疾病和生活的不幸使得海明威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疾病，不得不借助打獵、酗酒、旅游、觀光等活動來尋求生活的動力。最終像其父親一樣選擇自殺而結束自己的生命。正如身體已不再單純是一個生物名詞，身體所承載的疾病也是一種政治符號，“成為通向深層主題的重要隱喻”。魯迅所生活的時代雖然清政府已經(jīng)倒臺，中華民國也已建立，但中國仍處在社會動蕩，政治混亂，戰(zhàn)火紛飛的狀態(tài)之中。在內(nèi)，先是軍閥割據(jù)各自為政，后是國共兩黨之爭;在外，先有八國聯(lián)軍洗劫圓明園，后有日軍的大規(guī)模入侵。中國社會早已如同久病纏身的老者步履維艱。疾病與此種殘缺、困頓和衰敗的社會制度之間畫上了等號。正如蘇珊•桑塔格在其著作《隱喻的疾病》中說“疾病隱喻是一種雙向的映射結構，一方是難以治愈、危及生病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種被認為丑惡、淫邪的壞事物。通過其間建立‘相似性’，疾病隱喻既可以輕易地把某個所謂的壞事物描繪為寫的，又使某種疾病的邪惡和道德色彩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借助疾病的描寫，魯迅表達了對改變民族劣根性和療救社會痼疾的愿望，正如魯迅自己所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阿Q正傳》一文正是魯迅為批判落后民族性和改造國民思想而作。以阿Q而聞名的“精神勝利法”是當時沒落的社會文化的表現(xiàn)。阿Q一方面地位卑微，在生活中飽受欺辱，四處碰壁，一方面卻在幻想中得到慰藉和鼓勵。他是未莊的流浪雇農(nóng)，草民一介，但他卻連趙、錢太爺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趙太爺?shù)膬鹤涌既」γ膊灰詾槿弧＿@樣自欺欺人的心理支撐了他滿足于受奴役的地位。如此的精神狀態(tài)正如馬克思所描繪的舊中國:“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xiàn)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此外，阿Q周圍的人物顯現(xiàn)出的人性被異化也隱射了病態(tài)的社會。上至未莊的最高統(tǒng)治者趙太爺，下至與阿Q同一個階層的如王胡、吳媽、小D等人，都缺乏人性之善，有的只是恃強凌弱、欺軟怕硬的人性之惡。趙太爺對阿Q可以任意打罵、盤剝，與他同樣的閑人對他冷嘲熱諷，完全沒有愛與善的真誠相待。魯迅通過這一部民族歷史寓言生動地展現(xiàn)并鞭笞了當時國民畸形的面貌和心態(tài)。海明威所生活的美國雖沒有直接遭受戰(zhàn)爭的洗禮，但一戰(zhàn)所帶來的影響使得傳統(tǒng)的信仰和倫理道德觀念被消解，人們信仰缺失，精神頹廢。“這一代人都生病了”。作為一戰(zhàn)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于1918年擔任救護車司機前往歐洲參加一戰(zhàn)。這一段親身參戰(zhàn)的經(jīng)歷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如噩夢般縈繞的可怕記憶。他開始懷疑一切、厭惡一切，鄙視高談闊論，厭惡理智，幾乎否定一切傳統(tǒng)價值，認為人生一片黑暗，到處充滿不義和暴力。一戰(zhàn)不僅造就了海明威早期嚴重悲觀主義情緒，也影響了當時整整一代人。

“虛無主義”已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精神疾患。海明威不是完全的虛無主義者，對這種時代病癥和群體病癥進行了大量的書寫和批判。在其1926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中，海明威用“你們?nèi)敲糟囊淮睘榇藭}詞。書中的主人公巴恩斯及其朋友玩世不恭，悲觀厭世，用狂歌豪飲補償內(nèi)心的空虛。有學者指出，此書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戰(zhàn)后“迷惘的一代”的精神狀態(tài)，揭露戰(zhàn)爭造成的享樂主義和道德淪喪，揭示出戰(zhàn)爭是人類文明的災難，戰(zhàn)爭摧毀了一代人，戰(zhàn)爭使一代人迷惘。海明威短篇小說中的人物尼克•亞當斯少年時目睹了印第安人自殺死亡的血腥，長大后在戰(zhàn)爭中脊椎中彈受傷，復員后對生活悲觀失望:“沒勁兒了。一點勁兒也沒”，于是以垂釣打發(fā)時光。天真已蕩然無存，生活中充滿了冷漠與無情。《一個清新、明媚的地方》更是直白地道出:“他知道一切都是虛無縹緲的，一切都是為了虛無縹緲，虛無縹緲，為了虛無縹緲”。海明威通過書寫當時世人具有的嚴重的存在主義、悲觀主義情緒批判了這一當時的時代病癥。

三、病理研究:疾病的診治

對疾病的敘述必定傾注了對診治疾病的思考。就魯迅而言，疾病對他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性體驗和日本學醫(yī)的經(jīng)歷使得他始終以醫(yī)者的身份來關懷國人的疾病:“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便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生理疾病可以借助醫(yī)學手段減輕或治愈。然而，“幻燈片事件”使得魯迅痛感國人的疾病并非生物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此他憤然棄醫(yī)從文:“醫(y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相信政治革命和思想覺悟可以治病救人:魯迅筆下，狂人、阿Q、祥林嫂的疾病(迫害狂、癩痢頭、憂郁癥)是社會壓迫和個人不覺悟?qū)е碌纳眢w癥候，它們是政治問題，應當通過政治方式來解決，而不是通過醫(yī)學治療，狂人、阿Q、祥林嫂在魯迅筆下是政治病人，而不是生理病人。

除用文藝之筆診治國人思想的毒瘤，魯迅還像同時代的鄒容、秋瑾等人一樣，倡導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變革社會。像《鑄劍》《這樣的戰(zhàn)士》兩部作品中就呈現(xiàn)了戰(zhàn)士的堅強形象。正如弗洛伊德的“藝術白日夢”和榮格的原型理論所示，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釋放創(chuàng)作主體的壓抑和緊張，而讀者通過閱讀也對自身進行治療。海明威也用寫作來削減自己的身體病痛并診療這一代美國人的思想疾患。《太陽照常升起》中的杰克•亞當斯晚上睡覺懼怕黑暗。海明威因在一戰(zhàn)中被炸傷患上了失眠的頑疾。可以說，亞當斯就是戰(zhàn)爭給海明威留下的可怕回憶在文學中的發(fā)泄和投射。再如，海明威的妻子瑪麗因?qū)m外孕而命懸一線，這與亨利在戰(zhàn)爭中受傷，目睹妻兒的死亡非常類似。而對美國人“迷惘”這一時代病癥，海明威以《老人與海》《喪鐘為誰而鳴》《打不敗的人》等作品中的硬漢形象提出了療救的良方。《老人與海》中的桑地亞哥，雖然在海上漂泊84天一無所獲，雖然歷經(jīng)艱苦才將大馬林魚制服，并且在歸途中要與鯊魚頑強搏斗，但他一直堅持到底。這樣的一個形象為迷惘中的美國人展示了人的力量和尊嚴，困境猶斗，意志如鋼，敗也不衰:“人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但就是打不敗他”。即使是《永別了，武器》中的厭世主義者亨利在最后目睹妻兒的死亡后，也只能拿出尊嚴和勇氣，直面悲劇，忍受痛苦，堅強生活。這些積極而正面的形象意在告知世人人的肉體雖然要被打垮，但精神無法被消滅。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我們要以“重壓下的風度”優(yōu)雅地生活，直面未來。

四、結語

作為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文壇上首屈一指的大師，魯迅與海明威的小說中都存在著疾病的意象以及作者傾注的關于疾病的思考。疾病不僅僅是身體的敗壞狀態(tài)，還被賦予了政治和道德的含義:它是罪惡的，必須加以診療、遏制、管制甚至消滅。疾病本身也已成為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一大特征。本文在對兩位作家小說的對比分析中看到通過對疾病的書寫來割除民族文化的毒瘤，治愈國人思想的痼疾是他們共同的訴求。

作者：鄭怡 單位：西南大學 電子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