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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臺世界雜志》2014年第S3期

一、纏足在明代的巔峰發展

明代之后，纏足逐漸成為一種社會文化，伴隨著儒學的進一步固化發展，小腳在之后的兩代中逐漸完成了矛盾并存的發展高峰。明初到清初的百年間，裹小腳從上層社會成為流行習俗普及到社會各階層，成為評判女子的重要標準。元末明初，陶宗儀所撰《南村輟耕錄》在研究女性纏足問題中說“：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扎腳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恥也。”而在其書《輟耕錄》后中又有言“：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無跟，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穿草鞋的婦女是不纏足的，說明前文的“人人”范疇當不包括曳草鞋的婦女。也就是說在陶宗儀的時代即元末明初時，在全社會時興纏足，同時又是纏足與不纏足并存的時代。此種情況又為明初人所記載之事證實。不僅西浙婦女不纏足者曳草鞋，同時有淮西婦女不纏足的例證。明時曾下禁令規定，賤民階級的女子不得纏足。《浙江風物志》記載，浙江東南部地區明文規定“丐戶人家男子不許讀書，女子不許纏足”。結合宋代“花靴弓屧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的記載，推知纏足是費事又費錢的高消費。到了明中葉以后，學者胡應麟在其所著《采菲錄•正編識小錄》中探討纏足問題“，宋初婦人尚多不纏者，蓋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無）不以此為言，于今而極”。“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艷羨。”可見此時明朝的裹腳之風已流行到了各個階層。究其原因，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種文化的發展擴大，上層社會所追逐的漸漸影響至整個社會的流行。這種從上層文化至各階層的文化擴散并不鮮見，如佛教在漢代傳入我國，首先由皇帝、皇族接受傳播進而發展擴散成為一個遍及國家各地的宗教信仰。

而從纏足原因來看，不容否認是女子地位低下的表現，婦女自失掉經濟中心地位以后，漸漸變成男子的被征服者，更漸漸成為男子唯一的玩偶。于是“楚宮之腰”諸凡取悅男子的玩偶，都隨男子的意旨發現了。而纏足之發生，或者也不外此例。同時中國禮教最主張“男女有別”，纏足風俗孕育了“三寸金蓮”，使男女之別極端化。女子在社會地位上相當于男子的附屬品，儒學在明代經過程朱理學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逐步達到了巔峰，而禮教所宣傳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貞節觀念，從來看得很重。程子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蓋女子纏足以后，即不便于奔馳，故纏足乃所以弭淫。《瑯環記》中卷有一段話“：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母曰‘，吾聞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閾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閑，而后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觀此可知纏足一事，乃是圣人借著重女之名，而為防閑的一種工具。《女兒經》上說“：為甚事纏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清苑的歌謠說：“裹上腳，裹上腳，大門以外不許你走一匝。”觀此則纏足乃是約束女子的一種工具。即使后來當纏足文化普及后，宮中女子禁止纏足，“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也只是為了“取便御前奔趨”，一方面說明此時社會上纏足已成為普遍現象，亦說明女子地位的低下，纏與不纏皆在于以男性是否方便為準則。因而在這種大范圍的文化要求、社會追求下纏足的普及成為不奇怪的事實。

二、清代滿漢纏足區別與風氣

清朝是中國帝制史上最后一個朝代，同時也是專制主義、傳統禮教觀念更為嚴苛的時期，纏足作為評判女性的標準為社會所廣泛認同接受，文化界甚至有很多作品專門來談論贊揚。文人李漁在其《閑情偶寄》中甚至將小腳的玩法歸納出了48種之多，如聞、吸、舔、咬、搔、脫、捏、推等。辜湯生先生曾發表關于審美的一段說話“：中國女子的美，完全在乎纏足這一點。纏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脈都向上蓄積，大腿和臀部自然會發達起來，顯出裊娜和飄逸的風致。”這些病態的審美實質上是把女子當作男人們隨心所欲的玩弄物了，同時，也為纏足成為普遍習俗而推波助瀾。婦女纏足在此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社會各階層的女子，不論貧富貴賤，都紛紛纏足。甚至遠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數民族也染上了纏足習俗。與此同時，女子小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與關注。這一時期，腳的形狀、大小成了評判女子美與丑的重要標準，作為一個女人，是否纏足，纏得如何，將會直接影響到她個人的終身大事。此時對裹足的形狀也有了一定的要求，與明朝裹瘦不同，清朝的纏足通常要掰折腳趾，折骨纏足以縮至三寸，而且還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狀等種種講究，因而有“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的說法。但即使這樣，社會各階層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腳為恥，小腳為榮。因而為了生活以及符合她們從小被教育的觀念，女性仍前仆后繼地加入此項活動“，三寸金蓮”之說深入人心，甚至出現女子因腳太小行動不便，進進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胡也頻所著《小縣城中的兩個婦人》一文中有段女子自白“：可不是，男子喜歡小腳，我們就把腳纏得又窄又小，窄小得，至于不能走路。”這實實在在的話語，透露出女子的悲哀與無奈。

但與此相悖論的一點，此時的統治者即清政府對此的態度卻并不是支持的。“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后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后，起初極力反對漢人的纏足風俗，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纏足。但此時纏足之風已是難以停止了，到康熙七年只好罷禁。這件事，一度被人們渲染為“男降女不服”，清兵入關，有“剃發令”，在武力高壓下，漢族男子最后不得不屈服執行，故而男子剃發，被視為向清廷屈服的象征。與此同時，女子纏足雖也同樣為清廷下令停止，但后來并未達到禁止的目的，由此可見纏足之風的根深蒂固。

有觀點認為清代纏足屢禁不止，緣于清初多爾袞與明大學士金之浚的契約“十從十不從”中的男從女不從。清廷嚴禁八旗漢女纏足，對民籍漢女只是一般地禁止和勸誡，不好違約嚴禁。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即使是對八旗女子的禁止纏足，亦未完全禁止，以至于不僅漢族女子纏足成風，滿族女人甚至也艷羨效仿。當風氣已經轉變為足以改變特權階層的觀點時，其強盛繁茂是不喻自明的。這種現象直到清末，閉關鎖國的大門被洞開后，在外來的文化和先進知識分子的不斷呼吁聲中，纏足的風氣才非常緩慢地走向滅亡。不難看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纏足人為地加強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但纏足之風又是來源如此，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對女人的人格身份的無視，以至于扭曲了社會正常的文化，模糊了人類自身的面目。明清的纏足成為一種社會文化，對此的社會接納、文藝贊嘆不得不說來自于驚異的傳統文化的扭曲。

作者：康乃馨單位：清華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