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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女性技術在考古學上的困境
這一時期的技術常常被當今的技術史家忽略了。當今技術史學家們只把男性技術如武器、機器等作為人類技術發展的主線,女性技術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芒福德對技術史家的批評是對的。確實我們現在流行的技術史書一般是按照對自然進攻性的男性技術為主線的。例如我們把技術史劃分成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就是以對自然的進攻改造能力劃分的。而且,女人在機器技術上的貢獻也被忽略了。例如在技術史上備受爭議的伊萊•惠特尼(EliWhitney)軋棉機的發明和機械收割機的發明。在后者的發明中,本來是曼寧(Manning)夫婦在麥考密克(McCormick)之前共同發明了機械收割機,但在技術史上,只有丈夫威廉•曼寧(WilliamManning)一人獨享榮譽。芒福德雖然仍然沿用“新石器時代”的歷史分期,但他更愿意把這段時期稱為“花園文化時代”,因為這個時期對植物的培育是主導技術,花園是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心,而且“花園-家-母親”是緊密相連的。芒福德試圖通過對歷史的重建,揭示出技術的社會構造性,以增強現代人擺脫巨機器的統治,重新成為自主的人的信心。在這一點上,芒福德對女性技術的歷史重構是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的,但是芒福德構建的女性技術歷史,卻存在著考古學上的困境。首先,盡管芒福德力圖在考古學上證明女人在新石器時代的技術發明中占主導地位,但是證據卻不足以支撐他的觀點。他所列舉的容器技術和村莊在考古學上確實是存在的,如果因為那些容器被制造成女性身體的某部分而認為是女性發明創造的,這是非常可疑的。因為根據現代心理學的一些發現,這或許恰恰是男人性幻想的產物。況且,女性使用的技術并不一定是女人發明的。在技術史上最鮮明的例子是電話。電話被譽為“女性化的技術”,但電話卻不是女人發明的。還有很多被稱為“廚房革命”、“家庭革命”的新發明如微波爐、電磁爐、洗衣機、吸塵器等,使用的主體也是女性占大多數,但這些技術的發明者都不是女人。芒福德因此飽受批評。思坤科爾(KennrthR.Stunkel)認為芒福德對史前歷史的構建存在著“過度類推”。[4]費舍爾(DavidHackettFischer)在《歷史學家的繆誤》中認為芒福德把部分歷史事實拓展為整個歷史是很成問題的。[5]確實,新石器時代的某些技術可能是女性發明使用的,但是如果說女性在整個技術發明使用中占主導地位,甚至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一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技術都是女性發明的,這就很成問題了。其次,芒福德的另一個錯誤在于,他在構建歷史事實的時候,是本著利用的態度,而不是求真的態度。在構建女性技術的時候,芒福德像其他一些男權主義者一樣,本著對“女人-生育-母性”之間的關聯和想象,認為女人發明的技術一定是和生育相關的,與母親的功能相對應的。但這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歷史事實。根據柏拉圖的神話,最初存在著男人、女人和兩性人。每個人都有兩張臉、四只胳膊、四條腿和兩個連在一起的身體。他們在某個時期分成了兩部分,此后每一半都一直想和對應的另一半重新結合。后來眾神判決各不相同的兩半結為夫妻。[6]7芒福德也經常引用太陽神的神話,太陽神能用自己的精液而不用和女人結合而使自己懷孕生育后代。這些雖然只是一些神話,但它們的存在卻說明某些遠古時代的人們并不把女人和生育、母親必然地聯系在一起。而把“女人-母性”天然聯系在一起,也受到了諸多女性主義者的批判。里奇(A-drienneRich)指出,父權制通過威脅、直接施壓、儀式、傳統、法律和語言、習慣、禮節、教育和勞動分工,不僅決定了婦女的社會性別行為,而且決定了婦女的社會性別身份;如果成功是從父權的這種決定能力來衡量的話,那么生物性母親的制度化正是父權制壓倒一切的成功。[7]芒福德的傳記作者米勒(DonaldL.Miller)作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婉轉地評價芒福德的史學著作:“可能是過分說教的,而且也的確包含了一些對歷史記錄非故意的扭曲,因為芒福德不總是像他應該做的那樣關心事實,并且沒用標準的學術文獻資料去證實他的發現。芒福德的著作也不想成為那些不帶偏見的學術著作。”[8]
二、女性技術與男性技術劃界的困難
芒福德在文中并沒有對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做明晰的界定,他在模糊的意義上使用這些定義,或者說這更多是一種隱喻。芒福德把他所謂的第一次“性別革命”時的自然性別分工作為標準,把一些圍繞生活的技術如編織、容器制造、食物栽培和制作等歸為女性技術,而相對的則是反映男性特征的,圍繞權力爭斗的技術武器制作、航空技術、機器技術等歸為男性技術。芒福德大力倡導的“女性技術”和20世紀70年代后期激進女性主義反過來倡導性別差異,宣揚女性所獨有的、具有普遍性的女性氣質及其巨大價值的潮流相一致。但是用這一標準來區分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存在著兩大困難。首先,用這一標準來區分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完全忽略了經濟、政治等社會因素。這種劃分否認了女性在分工上受到壓迫、被貶低、被男性剝削的歷史事實。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9]44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家事的處理喪失了自己的公眾的性質,它變成了一種私人的服務,妻子成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參與社會生產了。”[9]61正因為女人被男權社會限制在家務勞動的范圍內,不得參與社會分工,使得女性的勞動普遍被貶低,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女性的屈從地位。[9]70在西方20世紀興起女性主義運動以來,女性受到男權社會的壓制已被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以各種形式揭示出來。芝福德所認為的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女性技術恰恰是女人被壓迫的結果,因為女人無法在更廣闊的社會公共領域施展自己的才華。如果除去這些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因素,我們很難界定哪些技術是“女性的”,哪些技術是“男性的”。其次,就算芒福德對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的劃分成立,現代技術的模糊性使我們很難對一項技術做出性別判斷。例如芒福德認為計算機是典型的男性技術之一,是典型的以權力和工作為中心的巨技術。它為現代統治者控制大眾思想、確保命令上傳下達提供了可能,是一種對社會進行總體控制的技術。芒福德比喻計算機為巨機器的“大頭腦”(TheBigBrain)。[10]芒福德對計算機等現代通訊技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芒福德由此也和麥克盧漢等一起被稱為媒介環境學(mediaecology)的先驅和奠基人,該學派還專門設立了“劉易斯•芒福德獎”。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是,計算機是一個強大的信息儲存器,可以算作容器技術的一種,從這一點看來計算機似乎也可以歸為女性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發展到個人電腦階段,電腦成了人們生活的助手,計算機的“女性特質”也越來越明顯。芒福德作為機器技術的反對者,他認為機器技術也是現代典型的男性技術之一,機器帶給社會的后果是災難性的。自從自動化的機器發明后,人就過分依賴機器,把自己的命運都交給了機器,人逐漸喪失了自主性,成了機器的螺絲釘。但一些女權主義者卻從機器身上看到了女性解放的希望。她們認為機器的大量運用有利于消除男女在體力上的差別,一些家庭用的機器更能把婦女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正如哈拉維(DonnaHaraway)著名的《賽博格宣言》所宣稱:“我寧愿做賽博格,也不愿做女神!”其實要劃分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是非常困難的,技術作為一種社會建構,不可避免地具有女性特質和男性特質,這關鍵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三、一些女性主義理論對“女性”的解構
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以來,眾多女性主義者都對“女性”進行了解構,這使芒福德提出的女性技術也面臨著解構的風險。首先,芒福德的女性技術是建立在女性的生理基礎上的。因為女性擔負著生育的任務,她必須是一位完美的母親,于是女性天生具有溫順、細致、耐心、慈愛、感性等特性。以生理作為性別分工的基礎,遭到了現代女性主義者的強烈反駁。波伏娃(SimonedeBeauvoir)、瓦克曼(JudyWajcman)等女性主義者都指出女
性的這些特點并不是和生理結構相一致的,也就是說這些女性特質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種以男性為主導的男權文化建構的社會產物。所謂的“女性”更多是社會形塑的結果。所以,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說:“女人不是一個完成的現實,寧可說是一個形成的過程。”[6]31要定義純粹的女性是什么是很難的。如果按照傳統把女性局限在所謂的“女性技術”的職業里,其實只是男人對女人的一種期望和對女人個性的禁錮。對此,認識到女性氣質的建構性、歷史性和差異性,瓦克曼對于倡導基于所謂的女性氣質建立科學或技術的設想保持質疑態度。[11]一些女性主義者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承認生理基礎和生育分工的事實,但他們卻認為要達到女性的解放的目的不是要現代技術回歸女性技術,而是要用更激進的手段消除因生育而導致的分工。例如,費利斯通(ShulamithFirestone)在《性的辯證法:為女權主義革命辯護》一書中認為,產生于兩性生育分工的父權制,使女性處于社會分工的劣勢。費利斯通聲稱,基于人類生育的再生產,社會成員分離為兩個明顯的生物階級。生育分工使男性對女性有支配權。生不生孩子,什么時候生,男人有絕對的決定權,女性成為了男人的生育工具。但費利斯通卻認為這種性別分工是可以改變的。人工生殖技術、節育避孕技術的產生能減少生育分工的不平等。而且,在發達的工業社會里,男女共同撫養子女的現象已經出現。所以,費利斯通堅信女人要得到解放,關鍵是采用技術手段把女人從她們的生理命運中解放出來,盡可能結束生育分工帶來的不平等。所以,在一些女性主義理論看來,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都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文化構建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就無所謂“男性技術”或者“女性技術”了。其次,芒福德認為,技術作為人的潛能的展現,是人性的一種外顯。也就是說,技術源自于人性,女性技術之所以具備女性特質是因為發明使用它們的女人具有這些特質;男性技術之所以是進攻性的是因為男人本質是好斗而充滿進攻性的。也正是這些男性技術給世界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如原子彈的發明和使用。所以,在芒福德看來,要走出現代技術困境,關鍵在于回歸女性技術。要轉變男性技術的弊端,就需要男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特質。芒福德也正是按照這樣的邏輯,提出了“平衡的人性”的標準。所謂的“平衡”就是適度,過度的男人氣質和過度的女人氣質都是不可取的。因而,在芒福德看來,完美的人應該是一種理性的中性的人。這和20世紀60—70年代波士頓和紐約的激進女性主義所倡導的“雌雄同體”(rogyny)似乎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他們的根本區別是,這些女性主義者希望女人表現出男人氣概,以消除男女之間的差異達到平等,而芒福德則希望男人能變得女性化一些,對于女人表現出來的男性氣概,他卻無法接受。他認為,在新石器時代的女統治者就表現出像男人一樣的權力欲和控制欲,他稱之為“女人統治的黑暗面”(adarksidetowoman’sdominance)[2]149,他認為男性化的女人很難成為一位平等的伴侶。芒福德提出了女性技術和男性技術的分類,但他最終的目標卻是讓這兩種技術都融合為“人性的技術”或“生活技術”。
四、結語
芒福德除了在1967年出版的《機器的神話———技術與人的發展》中重申了1961年在《城市發展史》中詳細探討過女性技術之外,在1970年出版的第二卷《機器的神話———權利的五角形》中幾乎不再談論女性技術。后來,芒福德發現心理問題才是現代技術問題的根本,這和性別沒有太大的關系,因為一些嚴重的心理問題,不論男人女人都同樣必須面對。當然,這除了以上提及的理論困境外,更重要的是,芒福德自身并不是女性主義者,他無意于女性主義的各種政治或生活上的訴求,也幾乎不參加女性主義的活動,他的著作也不涉及女性主義理論問題。他的女性主義技術哲學旨在解決現代技術帶來的問題。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女性主義技術哲學而不把它和女性解放的實踐和訴求結合起來,這樣的哲學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此外,正如易顯飛批判生態女性主義者時所說,生態女性主義者只是在感性的意義上探討女性的本質、力量和美德,而沒有從理性的意義上或者更深的哲學意義上反思女性與技術,也不能在更深層次上變革傳統的女性文化,變革生態和變革技術。[12]芒福德只把女性主義當作其構建技術哲學的一個工具,自己不致力于女性主義的理論構建,而當現有的女性主義理論不足以讓他更進一步批判現代技術的時候,他很快就放棄了其女性主義技術哲學。盡管我們認為芒福德對女性主義技術哲學的構建存在著一些困境,但是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芒福德強調女性技術的重要作用,讓我們認識到女性的從屬地位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注定的,女性也可以在技術史上寫下重要的一章。在分析后來男性技術取代女性技術的原因時,芒福德認為“強大有力的男性活動方式以絕對的強壯和精力勝過女人特有的養育生命的消極活動方式”[3]26是歷史必然。這留給我們的啟示是,要想取得和男人平等的技術地位關鍵在于女性要在技術發明和使用上、在經濟上銳意進取。芒福德對女性技術史的重構,讓我們看到了技術和性別、政治、經濟之間的復雜關系。他并不是要我們返回到新石器時代,而是讓我們看到了技術發展的另一種可能,對技術自主論的悲觀論調做了反駁,讓我們重新思考現代社會對技術的定位。性別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已成為當今技術哲學的研究焦點之一,兩者的關聯還有待進一步的澄清和闡述。芒福德的女性主義技術哲學也有待我們進一步改進、拓展和深化。
作者:侯瀟瀟練新顏單位:人民大學哲學院 廣西大學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