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的理論來源及發展困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SSK的理論來源及發展困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ssk最大的成就在于把科學的人類和社會維度置于首要的位置，社會結構、社會利益、人類技能，這些要素都被視為科學的組成部分，并以極為重要和有意義的方式與科學有機結合。同時，由于受到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影響，強調認知和社會、思想與行動、自然與社會的結合，以此把科學歸納在特定時空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解釋背景之中，并明確宣稱“科學是一種解釋性事業，在科學研究過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質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3］。總的來說，強綱領SSK對庫恩范式理論和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解讀是激進的，它對于庫恩思想中的相對主義進行了極端化的解讀，并以此達到對科學哲學進行全面解構的目的，試圖以社會學來取代認識論。

強綱領SSK基于社會建構主義強調以社會利益來解釋科學活動，對于科學哲學的解構深化了其相對主義的立場，并由此發展成為從意識形態上對科學權威地位的挑戰，圍繞科學合理性問題，強綱領SSK最終導致科學衛士與社會學家之間的科學大戰。SSK理論家強調知識是社會建構的，他們強調自然界在生產過程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論點突出了自然和社會在知識建構過程中的二元對立，同時強調兩者的非對稱的模式。這種自然/社會二分原則以及非對稱的關系模式的目的是要用社會維度來解釋自然科學，其最終理論結果造成了用社會實在論取代自然實在論，科學家從理性的捍衛者變成了社會利益的傀儡。因此，我們可以說強綱領SSK用社會來解釋自然的說明方式只不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科學實踐活動視為由社會利益構造的單一的網絡模式，卻忽視了科學實踐活動中所突現的復雜性因素，這也成為強綱領SSK被學術界批評的重點。

強綱領SSK引發的自然實在論與社會實在論、自然/社會二分法的理論困境，使其深陷相對主義的泥沼，在深受科學知識社會學內外部抨擊的情況下，SSK的研究進路從宏觀模式轉向微觀模式。這種轉變尤其體現為對待科學問題視角上的轉變，即轉向對“作為實踐的科學”而不是對“作為知識的科學”的研究。盡管從宏觀模式轉向微觀模式的研究進路依舊繼承了SSK的建構主義傾向，但已經從關注知識生產的結果、關注作為成品的科學理論轉向關注知識生產的實踐過程的研究。至此，科學知識社會學正式步入后SSK階段。在后SSK研究中，較為成熟的有三個學派:林奇的常人方法論、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皮克林的“沖撞理論”［4］。

(一)“沖撞理論”的形成。皮克林于20世紀70年代分別獲得高能物理學和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其學術背景引導其對于傳統科學進行反思，他繼承了庫恩關于新舊范式不可通約理論，同時在愛丁堡學派接受社會學訓練后完成其博士論文《建構夸克》。在《建構夸克》中，皮克林提出六七十年代的高能物理學可分為新舊兩個時期，而且新舊物理學是不可通約的［5］。在探討該問題時，他強調新舊物理學不可通約的原因并非在于庫恩所強調的對理論模型和實驗數據不可知的心理因素，而是現實普遍存在的社會利益。皮克林的這一思想來源于愛丁堡學派中由巴里•巴恩斯、大衛•布魯爾等開創的宏觀利益模式。然而《建構夸克》一文發表后，受到一些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皮克林將科學家選擇判斷歸結為社會利益，從而造成科學理論僅僅是科學家內部協商的結果。面對學界的批評，皮克林于上世紀80年代移居美國之后對科學知識社會學近10年的發展作了全面的反思，在此期間他發表了《生活在物質世界:關于實在論與實驗室實踐》、《知識、實踐與僅僅建構》，并于上世紀90年代出版了其理論集大成之著作《實踐的沖撞》，明確地提出了“沖撞理論”。

(二)從表征性語言到操作性語言。皮克林的“沖撞理論”圍繞對科學的表征性語言與操作性語言展開，對科學的表征性語言描述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科學是認識和反映實在的真理性知識體系。傳統的西方科學觀是基于表征性語言描述的科學觀，這種科學觀強調科學活動的結果而不是發生的過程，關注科學理論而不是科學實踐，因此，表征性語言描述的是非歷史性的科學觀。強綱領SSK倡導科學的社會建構在瓦解傳統科學觀的自然實在論的同時，走向了科學的社會實在論。“強綱領”SSK的主要問題在于，他們未經反思地接受了傳統科學哲學中的對科學的表征性語言描述［6］。也即是說，強綱領SSK的理論困境在于科學的社會建構對科學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在對科學的表征性語言描述的背景中展開。皮克林認為，表征性語言描述視科學為尋求表征自然并產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實面貌的知識的活動，表征意味著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的前提性分立，認識主體的非參與性地位與認識對象的永恒靜止存在。而科學的操作性語言描述的圖景是:科學處在各種力量、各種能力、各種具體的操作之中，世界不僅充滿著觀察和事實，而且充滿了各種力量，世界始終不停地處在制造事物之中(doingthings)。因此皮克林認為，科學活動是用操作性語言描述的。

(三)物質力量與時間的重要性。在確立操作性語言描述的科學活動基礎之上，皮克林用風磨碾谷、電視機和機械工具等科學手段勾勒出科學的操作性圖景，并試圖進一步解決強綱領SSK遺留的問題———物質力量與人類力量的非對稱性。皮克林繼承了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基本思想:把科學(包括技術和社會)看做是一個人類的力量和非人類的力量(物質的)共同作用的領域，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相互交織并在網絡中共同進化。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對于非人類的物質力量的承認幫助我們在科學的操作性語言中理解科學實踐，這種描述是一種非時間性的描述。然而皮克林否認拉圖爾關于行動者網絡圖景中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是對稱的、兩者之間平分秋色的思想。皮克林選擇對時間進行認真的思考，選擇在真實的時間意義上理解科學實踐，他認為物質性力量是在科學實踐中瞬時性突現出來的，這就意味著物質力量不會被預先知曉，科學家在從事科學活動中一次次地遇到新的問題，通過對于機器設備和儀器等的調節一次次地解決問題。因此皮克林指出“引進物質力量有助于我們把科學實踐理解為一種科學文化的擴展性工作，而不是不斷制造新機器的復制性工作，物質力量是在我們所認為的實踐中瞬時突現出來的”［6］。在這里皮克林將SSK科學的社會建構轉向實踐，轉向科學文化的擴展，特別是轉向科學在機器領域的擴展，并將這種實踐擴展描述為調節過程，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在這個調節過程中不再是對稱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不再突顯兩者之間的顯著地位。通過對科學的操作性語言描述的確立，以及對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中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關系的重新確認，皮克林將其實踐的沖撞的思想總結為:科學是操作性的，其中，行動(也就是人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各種操作)居于顯著位置。科學家是物質力量領域的(這種物質力量可借助于機器被捕獲得到)行動者，在這種奮力捕獲中，人類力量與物質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現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它們各自的輪廓在真實的時間中突現，并且彼此界定和彼此支撐。對科學實踐的動機結構而言，現存的文化構成突現的表面，科學實踐存在于人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相互調節之中，這種調節本身可以重構人類的動機。皮克林通過其“沖撞理論”將科學實踐描述為在操作性語言中的一種力量(agency)的阻抗與適應的辯證關系，同時皮克林突顯時間在實踐過程中的顯著位置，強調物質力量及其他異質性要素的瞬時突現性。沖撞理論由此整合了行動者網絡中各種力量空間，使人類力量與非人類力量在同一時間共現，而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堅持人類力量和非人類力量的相互交織和相互界定。

結語：走向后人類主義與賽博科學觀以“沖撞理論”為代表的后SSK打破了強綱領SSK科學社會建構理論造成的自然/社會二元對立。SSK強調人類主義與反人類主義的界限，“沖撞理論”將科學理解成各種異質性要素共同建構的實踐過程，從而進入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在本體論上，后人類主義讓我們看到“在物之繁涌中，在人類和非人類的交界處，在開放式終結和前瞻式的反復試探的過程中，真正的新奇事物是如何在時間中真實地涌現出來”［7］，這是一種生成本體論。皮克林一直重視對控制論的研究，與其“沖撞理論”相對應的是基于控制論發展而來的賽博科學觀。通過對二戰后西方科學的分析，皮克林指出，科學認識是認知主體與認知客體相互作用，人類與機器強化的結果，相應的賽博科學與賽博對象之間的出現構成了二戰后文化的一個關鍵特征。作為一種隱喻，賽博意味著打破主體、客體二分的傳統思維模式，同時形成一種看待技術、看待人與技術關系的新視角。哈拉維認為，20世紀晚期科學技術文化經歷了三個關鍵的界限突破:一是突破了人與動物、動物和植物之間的界限，二是突破了人與機器的界限，三是突破了自然與非自然的界限。賽博是跨越邊界的產物，賽博意味著科學進入一種人類與物的混合本體論。SSK從宏觀研究進路向微觀研究進路的轉向意味著我們審視科學的一種視角轉換，即把科學作為實踐和文化，而不是把科學作為知識和表征。皮克林對傳統的SSK進行了挑戰，在他的沖撞理論中，自然與社會、物質與人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明確界線被打破，并由此進入一種后人類主義的空間，而與之相對應的賽博科學觀則從哲學上深化了后人類主義的主題，為SSK所面臨的理論困境找到一條新的研究路徑。

作者：冉聃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