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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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代的文學地理批評，發端于先秦時期，成長豐富于漢魏六朝及其后，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大傳統。迄今學界尚無研究《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的專門論文，本文乃是首發。筆者關于《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研究包括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論述了《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問題提出的依據、研究方法和基本內容之要點，分析《文心雕龍》有關文學與地理的一般關系論的主要理論內涵與思想基礎問題;下篇是對上篇提出的《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論題進行深入考論，將具體研究《文心雕龍》有關作家、作品及讀者與地理關系的批評論。本文為上篇，故謂初探。

關鍵詞:《文心雕龍》;文學地理;天人合一;“江山之助”

一、引論

一切文學的研究，文學的理論與批評，都是文學的詮釋。文學地理學，其主要研究有三大理論向度①:第一，文學與地理的一般關系;第二，文學與文學的地域(區域地理)之關系;第三，文學與地域的文化之關系。人地觀不僅是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內容與科學理論基礎②，也是討論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問題的理論依據。換句話說，文學地理學是一門跨學科研究，主要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出發，以文學地理為其研究對象，不僅要研究地理及空間與作家及其創作過程、作品、讀者的關系，還要研究文學的“詩性地理”(文學想象、審美感知的地理)、文學的空間詮釋等問題。中國古代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發端于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大傳統，《文心雕龍》中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正是這一批評傳統的繼承、豐富與發展，對此不容漠視。《文心雕龍》研究成果已經較為繁富，例如，研究其《物色》篇“江山之助”論的論文，就有近二十篇之多等，并且涉及文學地理批評問題。③，盡管如此，但迄今尚無專門而較為全面地去研討其文學地理批評思想之論著。本文擬從《文心雕龍》全書出發，從其理論與批評體系的整體性出發，同時也從我們力圖構建和理解的文學地理學的理論批評出發，將二者具體聯系起來，討論《文心雕龍》有關文學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關系的認識問題。

二、《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既然本文是第一次明確提出《文心雕龍》包含有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并予以探討，這就首先需要簡要論析如下兩個問題:第一，從文學地理學看問題，先秦至六朝時期文學地理批評發生發展情況如何?第二，依照上述對文學地理學簡要說明，《文心雕龍》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包括哪些內容，是否符合其實際?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發端并奠基于先秦時期，而成長并豐富于兩漢魏晉南北朝及其后。作為我國北方文學和南方文學的代表性源頭的《詩經》和楚辭的研究，其最早的經典著作，就是漢代的鄭玄《詩譜》和王逸《楚辭章句》，都包含著豐富的文學地理批評內容。班固《漢書·地理志》，繼承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有關文化地域的觀念，明確把人之性情、風俗與“水土之風氣”聯系起來，所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④。這也集中體現在其關于《國風》的分析之中，直接影響鄭玄《詩譜》以史地證詩的批評與詮釋方法。班固等“系水土之風氣”說，直接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管子·水地》篇等“人地關系”論的思想，由此還可以追溯至三代“易”學思想的發端⑤。人地關系的觀念，當是先民從原始社會逐步發展到農業文明社會的過程中產生的。《周易》坤卦《彖》辭有“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之論⑥，其實這也就含納了乾卦《彖》辭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意義①，人文地理學與文學地理學所說的“人地關系”論中的“地”，包括古人所說的“天”“地”之大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內容。繼先秦兩漢之后的六朝時期，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鐘嶸《詩品》以及顏之推《顏氏家訓》等，都包含文學地理的批評思想，其中《文心雕龍》作為這一時期最杰出的文論著作，具有較為豐富的文學地理思想與批評內容。《文心雕龍》前五篇所謂“文之樞紐”論，乃全書論文之綱領，《原道》篇論析天地之文與人文之文，都是“道之文也”②，其對“自然(自然而然)之道”的論述，如下一轉語，我們認為其中就蘊涵了文學與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關系的思想內涵;其《宗經》與《辨騷》篇，論文之源與文之變，結合全書看，實際也受到前人有關《詩經》與楚辭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與方法的深刻影響，并能加以整合創新，運用于文學批評實踐;《樂府》篇明確界定樂府為“土風”，論述“趙代之音”“齊楚之氣”③，也可謂是最早的一篇有關樂府文學地理批評的專論;《聲律》篇說:“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④這也就涉及到文學地域性問題。《物色》篇首次鑄就的評論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論⑤，持久而深刻地影響了其后的文藝理論批評，例如晚唐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提出所謂“河汾蟠郁之氣”論等，就是繼承了這種批評思想。⑥學界迄今之所以忽略《文心雕龍》較為豐富而深刻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主要是因為研究者尚缺乏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知識與視野。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名著《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文學批評的四大要素論:即作品(work)、世界(或譯為宇宙，universe)、作家(artist)與讀者(audience)。⑦文學地理批評是構成《文心雕龍》的一種自覺的批評方式，與其經典批評、才性批評、文體批評及知音批評等共同構成其文學批評的范式。⑧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出發，文學地理學之所謂“文學地理”，無疑是屬于艾布拉姆斯所說的“世界”(宇宙)這一文學批評要素之中的內容。

由此，《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可以分為如下四大方面的內容:文學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關系論、作家與地理關系論、作品與地理關系論以及讀者與地理關系論。在此也先將《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這四大方面內容的具體論題與論述，特別以案例的方式列舉出來，以說明《文心雕龍》具有較為豐富的而且是較為系統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第一，《文心雕龍》關于文學與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關系論。其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全書有關文學地理批評的理論基礎，在其首篇所謂“文之樞紐”論的《原道》篇，就蘊涵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視野下，論述天地人“三才”的關系，所謂“原道”，其本義包含這樣的內涵:人之文(儒家經典與其后的所有作品)乃圣人之心(作家之文心)參贊天地之文(美)而制作出來，這就論述了文學與地理的普遍聯系性和論理上的邏輯相關性。第二，作家與地理的關系問題，主要體現為《文心雕龍》有關作家創作個性(才性)及風格與文學地域等方面的論述。《物色》篇論屈原時，提出“江山之助”論，這實際在理論批評的邏輯上包含兩大方面基本內涵，即作家的創作個性與風格受到“江山之助”的作用，作品的創作與表現內容之特點也受到“江山之助”的影響。通觀《文心雕龍》全書，在其文學史論的歷史鋪敘和論述中，在其有關作家才性與風格的論析中，都具有作家與地理關系論的批評體現和分析視角。第三，作品與地理的關系問題，主要體現為《文心雕龍》有關風景論、樂府論、語言聲韻論、文學傳統與文學史通變論中的文學地理批評內容。如《辨騷》篇說: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①地域文學的鮮明的地域個性，是與其文學創作“以景抒情”分不開的，乃至是與其描寫地域的風土人情分不開的，風景描寫實際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中心課題之一。《樂府》篇說: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于盛衰，季札鑒微于興廢，精之至也。②《樂府》中的許多作品也是如《國風》一樣，屬于采集的“土風”，《樂府》篇的批評，具有突出的文學地理批評特點，這明顯也是繼承了班固、鄭玄等關于《詩經》的文學地理批評的傳統。

如上所言，《文心雕龍》的《樂府》篇，可以視為第一篇樂府文學批評的專論，又因為其中明顯地突出地包含文學地理批評思想，所以也可以說是第一篇有關樂府文學地理批評的專論，注意筆者這里的“有關”二字的限定意義。《聲律》篇說: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關鍵，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不易，可謂銜靈均之余聲，失黃鐘之正響也。③文學的地域性差異與方言有關，盡管劉勰《聲律》篇原意不是討論文學地域性問題，但他對楚辭作品這種“楚語楚音”特點的認識是清楚的，對屈原等楚辭作品所描寫的楚地楚物而構成鮮明的“驚采絕艷”的藝術特點和風格，也是認識明確的。宋人黃伯思《新校〈楚辭〉序》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④這一關于“楚辭”的釋義，受到其后直到今天研究者的認同。《時序》篇說: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余影，于是乎在。⑤所謂漢賦作品中的“靈均余影”的問題，實際可以視為一個文學地理批評的重要問題，這就是文學的地域風格與超地域的風格問題⑥，同時也是一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革新的問題。第四，讀者與地理的關系問題，《文心雕龍》也有相關論述，值得深入探討。《知音》篇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眾不知余之異采。(按:見屈原《楚辭·九章·懷沙》)。”見異，唯知音耳。⑦根據“六觀”方法鑒賞批評作品，最主要是要能夠“見出”作品所體現的獨特的藝術創造性和獨特的藝術個性之所在，所謂“見異”;能夠“見異”，才能稱得上是“知音”。那么這種“異”也是與作家作品的文學地域性有關的。這就內含著這樣的意思:讀者要能深入理解所鑒賞批評的作家作品這種“異”，例如屈原的楚辭作品，就要“知人論世”，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解作家生長的地理的、文化的環境和社會現實處境，了解作家的情志抱負等。劉勰自己正是從這樣的思考出發，才能夠提出屈原得“江山之助”論這一著名的批評觀點。一切文學作品創作過程和創作內容，可以說都與特定的“時地”有關，但文學地理學研究是要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角度詮釋文學。因此研究《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雖然如上所說，可以以世界(宇宙)、作品、作家與讀者這四要素的關系論，作為考察與分析問題的理論邏輯和途徑，但絕不是要把《文心雕龍》所有的理論內容都視為文學地理批評(如果這樣理解本文的意圖就明顯是錯誤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而是要研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明確提出的有關或至少在理論邏輯上有關文學與地理關系的論述。《文心雕龍》豐富的理論批評內容，是否包含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其間之理解與確認之依據在此。

三、《文心雕龍》有關文學與地理關系的普遍原理論

《文心雕龍》所謂“文”，可以視為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文學”，乃兼“筆”而言;與“筆”相對的“文”，謂“有韻”之作，包括詩、賦、樂府等，“筆”謂“無韻”之作。今天我們不必非要以純文學、雜文學加以區別，因為從文化研究的立場看，任何一個文化傳統中所認為的“文學”作品就是所謂“文學”①，任何文體的作品都可能是“文學”，也可能不是，這其中也與讀者的主觀立場有關系。《文心雕龍》在具體的論述中，充分運用了經典批評、才性批評、文體批評、知音批評等原則與方法，這其中也包括文學地理批評的原則與方法。總之，《文心雕龍》中所說的“文”，就是“文學”，本文提出《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之“文學”的內涵，主要在上述理解的意義上說的。《文心雕龍》有關文學與地理關系的批評思想，從《原道》篇所論，即可得其要義:所謂“原道”，其本義就是明確闡明“文”本原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說: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②上述引文，其要確立的理論邏輯之本義，主要就是認為文學既要“自然”(自然而然之義)，又要有“文采”，這也是貫徹全書的思想原則;但我們在此可以下一“轉語”———這一轉語是其論述中所本有的意義:客觀存在的天地萬物(今天我們說的大自然)，即“自然之道”的體現，其本質具有一種“自然而然”的自在自為性，而不是一種主觀人為的存在。注意:我們在此不是說“自然之道”的“自然”(形容詞，自然而然之義)，等同于作為名詞“自然”(大自然)的意思，不可誤詮。其《物色》篇說:“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③所謂“江山之助”的“江山”的內涵，就是指“山林皋壤”，也就是山水田園的自然，當然這種自然基本都是一種人化的自然。具體屈原所受到的“江山之助”，實際就是指楚國的山水皋壤、大自然的風景、地理。結合《原道》篇所論，上引《物色》篇這段話，至少包蘊了如下三層內涵，也是三條關于文學與地理關系論的普遍原理:其一，作家之心參贊天地之文(自然之道的文)以養育“文心”，作家所生活的具體的地理自然環境，也就對作家起到了熏育之功，進而可以說，不同地理環境對作家的熏育就有所不同。這是從作家出發，這可以說是關于文學與地理關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文心雕龍》充分肯定屈原的個性才能，《辨騷》篇開篇就強調“楚人”多才: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豈去圣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①作為楚人的屈原，之所以多才，其間應該包括“江山之助”，至少在劉勰論述的本義上，楚地“山林皋壤”是屈原創作《離騷》等奇文的“文思之奧府”。其二，文心因風景(包含在“地理”這一內涵之中)而起興，這是從作家創作過程來看問題的，也是有關文學與地理關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作家之心乃會受到大自然的風景和地理環境的激發，而有“文心”，而有“文情”，從而能“為情而造文”，而不是“為文而造情”(《情采》篇)，作家所處的地理環境中，不同季節的風景乃至其間的社會現實境況(物)刺激作家的“文心”，“心”與“物”相交融而產出作品。這就是說，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看，“山林皋壤”既是感動作家“文心”的原由，也是作家書寫到作品中的內容。《文心雕龍》的文學觀乃是直接繼承先秦兩漢的言志寫心之觀念。這種言志寫心論，在《毛詩序》《禮記·樂記》等《文心雕龍》之前的文論、樂論中都有詳細論述。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②《物色》所謂“物色相召，人誰獲安?”即是此意。《明詩》篇說: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圣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③又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上引《原道》篇繼承《易傳》天地人“三才”說的思想，也是說明這個意思:“……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這實際上也是從作家創作心理過程所謂“感物”的邏輯層面，論析了文學產生的本源和本質，是站在作家主體的立場看問題的。其三，“文學地理”都是經過心靈化的體驗與創造，是作家創作出來的“擬容取心”的結果，這是從作品文本分析出發看問題的，也是文學與地理關系論的一條普遍原理。《文心雕龍》之《原道》篇所謂“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惟人參之……心生而言立”云云，《物色》篇所謂“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云云，“自然”(地理)，作為作家審美的對象，作為書寫到作品中的內容，即使以表現自然為主的純粹的山水自然文學，都是經過“心靈化”了④，自然的風景、映入作家心靈的地理環境的一切景觀乃至社會現實境況，無論是理想(浪漫)的、寫實(現實)的、超現實的書寫，都是為了表現作家的心靈情感和思想的，而且是經過作家運用不同創作原則與方法進行過“改寫”，乃至直接是作家想象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自然”與“社會”的“復寫”。《神思》篇所謂“夫神思方運，萬涂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云而并驅矣”⑤。受到“江山之助”的作家，具有各自的才性與才能，因此他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景物”是不同的，并且以表現其不同的心靈情感和思想為目的，所以說，其寫景就是寫情，一切景語皆情語，王國維所謂“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⑥。是故，其創作出來的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地理”就是個性化的。這不是什么復雜的理論問題，劉勰《文心雕龍》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其《詮賦》篇說: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①又其“贊曰”:“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曠無隘。風歸麗則，辭翦荑稗。”登高所望之“物”(其中包括地理的自然風景)，通過心靈化而表現在作品之中時，賦與詩歌、樂府等不同，賦更多的是運用“賦”(鋪敘)而少用“比興”(比喻、象征等)的手法，所以是“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故《物色》篇說:“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辨騷》篇: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錙毫。②屈原具有“驚才風逸”的才能與“壯志煙高”的志向，同時得到楚山楚水的“江山之助”，方能寓其“情理”于“山川無極”的書寫之中，作《離騷》等“奇文”，“驚采絕艷”，成為“文變”之典范。對于圣人而言，其參贊天地而著述的“六經”，能夠“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原道》)。這就體現了《文心雕龍》的思想原則和批評立場。

四、結語

從先秦開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天人關系，至春秋戰國時代，既出現天人相合的思想，也產生天人相分的觀念，道家的天人關系論更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儒家的天人關系論更強調人與社會現實的關系，這在各自的“道”論中體現得最為清楚。而至《易傳》的產生，儒道乃至陰陽家等思想就交融匯通在一起，戰國時期的《管子》一書也有這種傾向，其以論“人地關系”為中心主旨的《水地》篇，就具有明顯的陰陽與五行思想，《管子·五行》篇說“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③，這就是主張一種天地人三者和諧共生的關系，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管子》“人與天調”的思想實際是儒、道、法、陰陽諸家有關思想的統一。魏晉時期，玄學思潮興起后，《老子》《莊子》和《周易》被視為“三玄”，王弼、何晏等人通過注釋“三玄”，進一步發展了老子等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劉勰《論說》篇贊“平叔之二論”，據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指何晏關于《老子》解釋的《無為論》和《無名論》，后者尚保留殘文在《列子·仲尼篇》注文中。《無名論》其中說: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夫惟無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④所謂“天地以自然運，圣人以自然用”，明顯有調和儒道的傾向，就是將老莊之自然之道用來解釋儒家之道，以道解儒。《文心雕龍》也主張“道”是天地自然萬物存在的本身的狀態與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自為的，“文”是現象，所謂“本乎道”(《序志》)，而“道”是本體，有天地萬物，就有“天文”“地文”，所以說“文”與“天地并生”。對《文心雕龍》文學地理批評思想進行全面探討，還需要對劉勰《文心雕龍》所評論的作家作品進行深入研究。《文心雕龍》關于文學與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的關系之論述，都是基于《原道》篇的“道、圣、經”三位一體的理論綱領而立論，其中可以看到其思想文化的根柢，實際上具有先秦以來儒道諸家都有所倡發的天人合一的精神與文化視野。總之，據上述所論，可以說明，《文心雕龍》中包含的文學地理批評思想，是豐富而深刻的，不是限于一兩個相關的命題或偶爾涉及文學地理批評的論述，而是構成全書完整的理論批評體系中的有機組成內容;當然，我們這里并不是說，《文心雕龍》文學批評只有或者說都屬于文學地理批評，絕不可以作出這種誤詮。文中不足之處和不切之論，或有存在，敬請學界專家與讀者批評指正。

作者：陶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