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修復案件中法律適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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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合同掩蓋下的排污行為的責任承擔

近幾年來環保部門和公安部門查處的環境違法犯罪案件顯示，一些工業企業為降低治污成本，將大量含有有毒有害物質的化工廢液及固體廢物等通過不法中間商低價售給無處置資質的公司或個人，再進行非法傾倒、處置的事件越來越多。將廢棄物通過合同交給他人處理或者處置，使得與污染物相關的鏈條不斷在延長，于是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問題。一是防治污染的法律責任是否可以通過民事合同而轉移，防治污染的法律責任是否可以隨著污染物的轉移而轉移的問題。根據《環境保護法》的規定，企事業單位防治污染的責任屬于公法上的義務，所謂公法上的義務，是對公眾、社會及國家承擔的義務，一般不隨著民事合同關系轉移。但是隨著環境治理社會化和環保產業的發展，排污企業將污染物交付給第三方處理越來越普遍，當污染物經合法的程序轉移給符合資質的企業處理時，污染物處理產生的法律后果已經轉移到污染物的實際處理企業身上。然而，這種責任的轉移是有條件的，即排放污染物的企業盡了法定的管理和注意義務。實踐中，一些排污企業沒有盡職盡責地審查受托方污染物處理資質和能力，有時甚至明知對方既無資質，又無處理能力，仍然將廢棄物交給對方處理，更有甚者與受托方簽訂虛假合同違法轉移廢棄物。這都會使得這些排污企業對污染物異地產生的污染具有過失，也有因果關系，不能免除法律責任。2014年社會廣泛關注的泰州1.6億元生態修復案就是屬于這種情況。本案中，造成污染的物質是由別處運至，其處置方式和場所都違反法律規定，污染物排放單位首先應該承擔環境治理修復的責任，由于本案將污染物運送到魚塘的第一被告譚耀洪失蹤，無法找到污染物來源，因此暫時無法追究污染物排放者的責任，由第二被告承擔責任是合法合理的。二是物業產權人對于物業管理不當而產生的污染是否需要承擔責任的問題。物業產權人既非污染物的產生者，也非污染物的處理者，原則上稱不上是污染者，但他們是污染實際發生場地的所有權人或者使用權人，對場所的安全負有管理義務和注意義務。如果他們疏于職守，未盡注意義務，就場地對他人產生的危害也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本案的第二被告方某是受污染魚塘的承包人，將兩個魚塘轉租給第一被告譚某倒泥，他存在如下過錯。首先，方某將魚塘用于倒泥不符合魚塘的使用功能；其次，盡管方某可能一開始不了解第一被告所傾倒的物質，但是他在簽訂合同時并未進一步進行了解，即第二被告方某未盡到魚塘承包人的管理義務，對于污染的產生負有責任?！肚謾嘭熑畏ā芬幎ǖ沫h境污染侵權責任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這主要針對直接排污者，而非排污者的其他人員承擔環境污染侵權責任仍然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本案的重要啟示之一是，不僅排污者要承擔污染侵權責任，污染場地的產權人、管理人在特定情況下也需要承擔環境污染侵權連帶責任。在廣東以及東部沿海各省，很多當地居民以出租物業為生，他們很少能意識到承租方不法行為可能給他們帶來的不良后果。一旦有違法事件發生，承租方往往一走了之，但是出租方是本地人，逃不掉，責任很有可能最終落到出租方身上。所以，不能因小失大，為一時的利益而承擔沉重的法律后果。

二、污染事件中環境公共利益的認定

環境公益訴訟的目的是為了救濟環境公共利益。所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往往從私人利益中抽象出來，能夠滿足共同體中全體或者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公共需要，經由公共程序確定并以公權力為主導所實現的公共價值，具有公共性和不特定性等特征。環境提供給人們各種利益，總體上稱為生態服務價值或者功能。任何功能和價值的發揮都需要環境整體及其各要素的物理、化學、生物等特性維持在一定的標準以內，這些環境品質和條件是人類共同需要的，即環境公共利益。維護這些環境品質和條件就是保護環境公共利益。當環境污染和破壞發生，環境條件被改變后，會出現各種損害，包括自然資源、財產和人身的損害。哪些損害屬于公共利益損害，哪些損害屬于私人利益損害，對于不同損害又如何救濟，是司法實踐中必須厘清的關鍵問題，本案的爭議點之一是魚塘污染所損害的公共利益體現在哪里。本案受污染的區域是魚塘，第二被告反復強調，作為魚塘的承包人，他自己才是直接受害者，他也想找第一被告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從財產權的角度看，主要的受害者是財產所有權人或者使用權人。但是魚塘作為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與環境的其他要素有緊密的聯系，如魚塘的水和底泥會滲透到土壤和地下水中，捕魚干塘時，水會流進河流、湖泊，這些生態聯系使得魚塘的污染物影響周圍的環境。最主要的是受到污染的魚塘一直在養魚，受到污染的魚流入市場，每一個潛在的消費者都可能是受害者，這是對不特定公眾的損害。本案中，所救濟的環境公共利益包括魚塘污染對周圍環境的不良影響以及受污染的魚對不特定公眾的不良影響。所以在受污染的魚塘存在以上不良影響的情況下，不能因為第二被告是魚塘的承包方，就可以由他自行決定如何處置魚塘，或是否需要修復魚塘環境。事實上，幾乎每一個環境污染事件都存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損害，這是由環境本身的共享性、公共性、相互關聯性所決定的。如在水污染事件中，水體污染、水質下降導致生產、生活成本增加、農作物減產、養殖水產品損失、健康損害等屬于私人利益損害；水體生態系統受到破壞，處于循環狀態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質惡化，水污染對不特定公眾人身健康造成實際的或潛在的損害等屬于公共利益損害。土壤污染導致農作物減產，房屋價值下降，健康損害屬于私人利益損害；土壤污染造成土壤生態系統損害，地下水水量和水質改變，土壤污染給人身健康造成的實際的或潛在的傷害等屬于公共利益損害。兩類損害通常會同時存在，但是在救濟方式上，司法途徑不是唯一的方式，一些情況下，損害救濟是通過自力救濟和行政救濟的方式進行的，盡管如此，在更多情形下，公共利益損害救濟處于被遺忘的角落，出現救濟的空白，由此，再次突顯環境公益訴訟存在的意義。

三、環境公共利益損害責任與被告私人利益損益的關系

在確定被告承擔損害公共利益的法律責任時，對于是否要考慮案中被告人私人利益的損害情況及被告人的獲利情況的問題，應當從以下兩方面進行考慮。首先是被告獲益與其承擔生態修復責任的關系。本案第二被告轉租魚塘給第一被告，原為獲得3萬元的租金收入，實際上只獲得4000元的收入。魚塘受到污染后，根據廣州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作出的《環境污染損害評估報告》認定，本次事件向魚塘傾倒不明固體污泥約110車，要恢復魚塘的養殖功能，必須清除所傾倒的污泥，將底泥挖起清運，同時對池塘內被污染的塘水進治理，達到農用標準。污染物處理費為4092432元。從法院判決的情況來看，并未因被告獲得的利益遠遠少于他應該承擔的責任，就可以免除他的部分生態修復責任。財產權和環境權是兩類不同性質的權利，一般不能相互抵免。生態修復方面責任的大小由生態修復的復雜程度及成本決定。由于我國的民事處罰是以補償為中心，在環境保護方面沒有確立懲罰性賠償，所以民事賠償額大小與違法行為的程度、違法行為獲得的利益沒有關系。其次是被告私人利益受損與其承擔生態修復責任的關系。本案中第二被告人自身也是受害者。其私人利益應受到保護，并可以依法向第一被告追償，但法律并不會因此而免除他對公眾承擔的責任。基于前面提到的理由，第二被告人的私人利益因財產污染而受到損害，但這不能成為他免于承擔修復受污染財產責任的抗辯理由，因為他對于污染的發生也有過錯。

四、生態修復案件審理的法律適用

環境污染和破壞發生后，必然會不同程度地造成環境功能和價值的破壞，這也是環境損害，救濟環境損害的主要方式是進行生態修復。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經過多年的發展，關注重點已經從原告資格轉變為實體權利的救濟，訴訟主要圍繞著救濟環境損害進行，以修復生態（或者環境）為核心。然而，生態修復作為新興的、復雜的法律救濟手段，司法實踐在運用這一手段時面臨許多挑戰。首先是法律依據問題。目前法院關于生態修復的判決基本上是以《民法通則》或《侵權責任法》有關“排除妨害、消除危險、恢復原狀”等民事責任的規定為依據。但是這些法律責任主要是救濟民事權益，是一種私權的救濟方式，而環境損害主要體現為公共利益的損害，生態修復主要為公法上的救濟。所以在追究恢復原狀這一責任時，必須考慮生態系統受到損害的程度，生態系統穩定和健康的基準，環境中公眾的利益訴求，也就是說需要一系列公法和技術規則的補充。本案中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同時適用環境保護立法和侵權責任立法的規定，根據環境法的規定來確定法律責任是否成立，根據侵權責任法的規定來確定承擔責任形式。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法律適用的割裂，例如《侵權責任法》中無法找到救濟環境損害的依據，而《環境保護法》中找不到生態修復的內容，為了解決這一難題，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和《侵權責任法》，制定環境損害救濟特別法和相關技術規范等。

其次是生態修復責任的承擔方式的確定。法院判決承擔環境修復責任的方式包括行為責任和經濟責任。行為責任是指判決責任人在規定的時間內自行完成生態恢復的任務。這種方式下，金錢責任和行為責任合而為一，行為人在專業機構或者政府部門的指導下有權決定具體的修復技術和措施。無錫中院的經驗認為在環境評估還不完善，經濟成本難以核算的情況下，判定責任人按照一定的要求承擔修復責任可以避免許多難題。經濟責任是指判決責任人承擔生態修復的成本費用。當責任人在規定的期限內拒絕承擔生態修復責任，沒有能力或者無正當理由不能完成生態修復責任，可以由他人代為履行環境修復責任，但費用由責任人承擔。昆明、廣州等地法院的案例傾向于將修復責任核算為一定的費用，責令責任人支付費用。這些費用或者打入環境保護基金，或者上交國庫以待將來修復使用。確定生態修復責任后，要求責任人承擔行為責任還是經濟責任的問題，表面上看似是技術和能力的問題，實質上與倫理和公平也有關系，兩種責任相互替代，看似平等，但是在本案中卻有極大的差別。本案的第二被告已經70多歲，經濟條件一般，身體狀況不好，中過風，行動不便、思維有一定的障礙，在法庭上多次失控大哭。400余萬元的生態修復款顯然超出其償付能力，若法院判決被告支付修復款，此案基本無法執行，達不到應有的社會效果。法庭宣判本案的第二被告承擔修復的行為責任，這雖然也會面臨行為人沒有專業技術能力等難題，但是他可以通過爭取他人的幫助，爭取社會的救援來解決這一問題，留給了被告更多的選擇，也留給社會各界幫助解決此事更多的空間。

再次是案件的執行問題。法院判決兩名被告在6個月之內共同修復受污染的魚塘，修復標準由環保部門審核。過期沒有修復，由環保部門指定具有專業資質的機構代為修復，修復費用由兩名被告共同承擔，并擔負連帶責任。由此可見，法院將監督判決執行的責任主要交給了當地環保部門，這也是不少法院的共同做法。生態修復的周期長、過程復雜、技術性強，法院跟蹤執行有諸多的難題，而環保部門是環境治理和修復的主管部門，發揮環保部門的作用既發揮了他們的特長，也是監督他們履行職責。當然，法院不能對判決的執行完全置之度外，否則會影響司法的威力和公信力。在案件執行的各個關鍵環節，法院都應該進行監督，發現執行偏離軌道，要加以糾正，對于執行不到位的情況則需要采取進一步的強制措施。

作者：李摯萍 單位：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