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農業思想對新農村創建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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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農業的發展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的體現。作為近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親歷者，鄧小平同志始終關注中國農業的發展，認為農業在中國的國計民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九八四年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中外代表時，鄧小平指出，“對內經濟搞活，首先從農村著手。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農村。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1]（第77-78頁）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農村地區普遍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國，中國農村在向近代化轉型中亦面臨著一系列矛盾。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經濟長期保持著較高的年增長率，但是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中國的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種狀況也日益引起黨和各級政府的重視。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農村的社會進步，2005年10月在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中，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而此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會圍繞著新農村建設制定目標和任務，這一情況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心。對于新時期如何搞好新農村建設這一問題，雖然鄧小平同志并沒有給出具體的方案，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鄧小平的農業思想中獲得重大的啟示。

一、新農村建設必須保證糧食生產安全

鄧小平認為農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性地位，這是由中國自身的國情所決定的，由于中國的人口數量問題，中國的糧食不可能依靠外來進口，因此保證中國糧食供給的穩定是這一基礎性的重要體現。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糧食生產的重要性，他指出要“重視發展農業。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了肚子，一切就好辦了”。[1]（第406頁改革開放后，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的推行，中國的糧食產量獲得了迅速的增長。但是，近年來中國的農業發展在糧食增產的同時，一些潛在的問題也開始日益顯露出來。一方面，由于城鎮的擴建，大量的農田被占用，中國的可耕地面積日益縮小。據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透露，目前，我國耕地面積約為18.26億畝，比1997年的19.49億畝減少1.23億畝,而人均耕地面積由10多年前的1.58畝減少到1.38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另一方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后，隨著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增多，不少農村地區開始存在著土地的拋荒現象。因此，在新農村建設這一問題上，如何守住中國耕地的18億畝紅線，保證中國糧食的繼續增產依舊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二、新農村建設必須充分發揮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鄧小平同志認為農業的發展關鍵在于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領導人時指出“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見效,就是因為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1]（第242頁）在如何調動農民積極性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同志認為必須尊重農民的利需求。鄧小平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2]（第146頁）此外，鄧小平還認為，要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必須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早在1956年鄧小平曾就四川江津縣和浙江永嘉縣的包產到戶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1]（第323頁）對于改革開放后，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鄧小平評價道：“農村政策的核心是，尊重和擴大生產隊、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建立責任制，這就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3]（第191頁）對于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鄧小平同志亦給予了高度評價，他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例指出“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1]（第382頁）當前，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群眾的利益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因而新農村建設中如何更好地滿足農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并在這一過程中調動廣大農民進行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仍然是搞好當前新農村建設重要著眼點。

三、新農村建設應正確對待農業和工業的關系

在農業發展這一問題上，鄧小平同志并不是就農業談農業，而是將農業的發展和工業的進步進行系統的考慮。鄧小平同志對農業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給予了積極地肯定，他曾就美國和日本為例指出:“美國早先工業發展快，靠農業有一個強大的基礎。日本也因為先解決了農業問題，工業發展很快。”[3]（第184頁）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正是從農村最先開始的，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不但為城市的改革做了表率，提供了經驗，同時改革開放后糧食產量的遞增亦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最為基本的前提。1986年5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時指出“農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是相互聯系的”。[3]（第353頁）對于工業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早在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可以通過農業的工業化以及工業反哺農業的途徑進行解決，他認為“工業支援農業，促進農業現代化，是工業的重大任務。工業區、工業城市要帶動附近農村,幫助農村發展小型工業,搞好農業生產,并把這一點納入自己的計劃”。[2]（第28頁）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發展鄉鎮企業和推動城鎮化進程對農村發展帶來的好處，他指出:“大量農業勞動力轉到新興的城鎮和新興的中小企業。這恐怕是必由之路。總不能老把農民束縛在小塊土地上，那樣有什么希望。”[1]（第213-214頁）一九八七年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時，鄧小平進一步強調了發展鄉鎮企業在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這一問題上的重要作用，他說，農村實行承包責任制后,剩下的勞動力怎么辦,我們原來沒有想到很好的出路。長期以來,我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二畝地,多數人連溫飽都談不上。一搞改革和開放,一搞承包責任制,經營農業的人就減少了。剩下的人怎么辦?十年的經驗證明，只要調動基層和農民的積極性，發展多種經營,發展新型的鄉鎮企業,這個問題就能解決。鄉鎮企業容納了百分之五十的農村剩余勞動力。[1]（第251-252頁）在當前的新農村建設中，人口和土地之間的緊張關系仍然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在農村出現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很顯然，完全通過大城市的發展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行吸納是不可能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因此城鎮化和農村的工業化仍然是我們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選擇。四、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同志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標在于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后我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其最終目的亦在于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困落后的狀態”。

針對中國農村的貧困，鄧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優越性如何體現？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然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溫飽都沒有保障，怎么能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呢”。[1]（第10-11、255頁）改革開放后，我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首先是溫飽問題的解決,其次在生活環境的改善,特別是近年來，由于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大多數農民家庭的收入進一步提高，但是與城市相比，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生活水平仍然處于較低的層次。這一狀況不僅僅表現在物質生活方面，還表現在文化生活上。隨著社會的進步，人民群眾對進一步提高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也更為強烈，人們的需求亦更為多樣化，在新農村建設中，把握好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不僅僅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也是對新農村建設成果的檢驗。五、新農村建設應與農村制度創新相結合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農業體制的改革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早在一九六二年時，鄧小平就指出，“農業本身的問題，現在看來，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4]（第323頁）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發展的關鍵在于我國農業經濟體制的改革，從農業的集體經營轉變為家庭聯產承包，這一轉變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鄧小平認為盡管改革開放后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農業的發展，但是，隨著廣大農村的進步，一些新的矛盾必然要求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做出一定的突破，他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個很長的過程”。[1]（第355頁）1992年7月,鄧小平在審閱十四大報告時進一步指出，：“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走集體化、集約化,農民現在希望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想動,但不等于將來永遠不能動。科學種田發展了,超過了村的界限,甚至超過了區的界限,到那時你不搞集體化、集約化,就適應不了。如果老是僅僅靠雙手勞動,僅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將來也不向集體化發展,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5]目前，由于不少家庭的主要勞動力進城務工，以致造成了土地拋荒，而有些家庭在土地經營方面則一直受困于土地數量過少的問題；隨著農用機器的推廣和普及，特別是大型播種機和收割機的使用又對現有的農業分散經營提出了一定的挑戰；此外，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含了農戶之間的集體合作，但是實際情況則是集體合作則做得不夠，推動農業生產的公共設施在興建和維護方面亦做得不足，因此如何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加大農戶之間的合作促進農業的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六、新農村建設應當因地制宜由于我國各地農村在自然資源條件和經濟發展基礎方面都不盡相同，甚至差別很大，這就要求我們在當前的農村建設中必須因地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鄧小平同志指出，“所謂因地制宜，就是適宜發展什么就發展什么，不適宜發展的就不要去硬搞”改革開放后，盡管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我國農業經營中的基本方式,但是在個別地方我們仍然保存了一些原有集體經營方式。鄧小平極力反對那種不注重經濟發展規律急于求成的發展方式，他曾就未來農業經營體制向集體化轉變指出，“現在如果農民不提集體化的事,也不要急。總之要條件成熟,農民自愿了再搞”。[5]事實上，亦是要求農村的發展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能一刀切，不能冒進。“比如農業合作化，一兩年一個高潮，一種組織形式還沒來得及鞏固，很快又變了。從初級合作化到普遍辦高級社就是如此。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2](第316頁）目前，就我國各地的農村來看，在東部沿海發展較快的地區，傳統的鄉村已經大量減少，農村交通相當便利，而中西部一些農村地區則依舊相當貧窮和閉塞，這就要求當地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必須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合理制定目標，科學規劃，而不能急于求成。七、新農村建設應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在鄧小平的農業思想中，完善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鄧小平認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能夠調動人民群眾生產和建設的積極性，集思廣益，防止教條主義的出現。他指出：“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新的闖將”。

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認為，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首先在于擴大生產隊和普通農民的生產自主權，他說：“一個生產隊有了經營自主權，一小塊地沒有種上東西，一小片水面沒有利用起來搞養殖業，社員和干部就要睡不著覺，就要開動腦筋想辦法。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增加多少財富啊！”[2]（第146頁）另外,從社會主義本質來看，加強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更是社會主義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因此，鄧小平同志認為應當切實保障工人農民個人的民主權利。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如何進一步完善我國農村的基層民主，變得更為重要。當前，農民對民主的要求不僅僅表現在增加生產自主權方面，同時亦希望能夠更深入的參與到對社區和鄉村事務的管理中去，新農村建設中搞好農村的基層民主建設不僅是農村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農村社會進步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