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資效應風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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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背景

我國改革開放，利用外資所取得的成績令世人矚目，但伴隨引資戰略進程的加快，我國在引進和利用外資中存在一些潛在風險，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首先，國內被外資壟斷的一些行業，排擠了我國民族企業，威脅到我國的產業安全，加大了國內市場風險。其次，外貿依存度虛高，外企出口占總出口的50％以上，反映了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企實現，我國對外資的依賴性過高，影響到我國的國際收支安全，加大了國際市場風險。第三，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從總體上看不太明顯，我國出口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占絕對層次的現狀并沒改變，貿易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也沒扭轉，表明利用外資優化出口產品結構的目標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第四，外企的技術壟斷和限制競爭行為增強了我國對外國技術的依賴性，影響了我國自主技術創新的能力和積極性，技術的相對落后使我國產業和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偏低，加大了國際和國內市場風險。第五，外資對總體就業的貢獻率很低，與其在我國獲取的利益不成比例，同時，外資的區域選擇偏好也加劇了我國地區經濟差異和個人收入差異。

盡管目前有許多國內外學者對此方面問題進行了有效的理論探討，但絕大多數國內專家在從總體上論述了外資的正面效應后，只是略帶論述了外資的負面效應，還不夠深入；或從單個方面探討外資的負面影響，如國內學者在技術外溢和技術安全方面，運用了大量的計量與實證的分析方法，但分析結果大相徑庭，對統計計量標準與方法也存在較大的分歧。作為國外學者則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整體進行分析，或以中國為例進行局部分析，直接對我國具體情況進行深入客觀分析的較少，并且國外專家分析也難免會從自身的角度和立足點出發來看待中國問題，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國國情。雖然外資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及對策有專門闡述，但缺乏理論系統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我國全面履行人世義務的過渡期即將過去。這意味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將加快，外資會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我國，國際投資的自由化趨勢難以逆轉。在積極參與了與其他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多邊投資自由化活動中，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并存的現象使我國的政策出現了兩難境地，對我國目前的外資管理方式提出了極為嚴峻的挑戰；同時，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引資工作也呈現了階段性變化，目前國內存在內外資的“雙溢出”現象，說明現階段引資的目的已不單純是為了彌補資金短缺，應盡快實現由注重引資數量向注重引資質量和效益上轉變。2004年初，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國家適時提出了樹立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思想，特別強調要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這說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與之呼應，我國的外資政策也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旨在新形勢下，提高利用外資的效率，規避外資風險，使外資更好地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因此，無論從我國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還是國內形勢來看，研究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效應風險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性。

二、相關文獻綜述

西方的FDI理論主要探討FDI與投資國的關系，即研究投資國進行FDI的動機與利益，如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1973）的寡占反應理論，小島清（Kojima，1973）的“比較優勢”理論，海默（Hymer，1976）的壟斷優勢論，巴克利、卡森（Buckley＆Casson，1976）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1977，1979，1988）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于FDI與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東道國）關系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錢納里和斯特勞特（Chenery＆Strout，1966）的“兩缺口模型”，認為外資可以彌補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促進其經濟發展。故在此理論思想的指導下，發展中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參與競相引資實踐。從表面上看，發達國家需要對外投資，發展中國家需要吸引外資，這似乎是一種無風險的雙贏互利行為。因此，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于FDI對東道國的潛在風險或負面效應估計不足，相關文獻也十分鮮見。隨著1997年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和隨后拉美引資經濟問題的啟示，國內外各界開始越來越多地關注外資風險。2004年2月，中國社科院主辦了第四屆國際問題論壇，主題就是“中國引進外資戰略的反思與展望”，在肯定中國引資成果的同時，對外資的負面效應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說明國內學術界對此問題已引起高度重視，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成為近期的焦點。由于外商投資的潛在風險直接體現在相關領域的負面效應上，本文擬從五個方面綜述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負面效應（或稱潛在風險）。

1.我國產業發展中FDI效應風險

（1）產業安全論。外資控制并占領國內市場，制約民族工業和幼稚產業發展，導致國內企業效益下降，部分產業尤其是新興產業的發展方向被外資控制，使我國無法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張玉和、王罡，2002），并且正沿著最終產品——中間產品——初級產品的路線搶占國內市場。由于中間產品可以通過產業“前向關聯”和“后向關聯”影響其他產業部門；初級產品的“前向關聯”效應較大，對下游產業有重要影響，外資向中間和初級產品領域的擴展，能夠控制更多的產業，因而對我國產業安全構成更大的威脅（張玉波、李連成，2001）。（2）國際壟斷及品牌替代論。外資（主要是跨國公司）壟斷現象日益明顯，使我國的民族工業面臨嚴峻挑戰（張奮勤，1999）；并且認為外資壟斷使得國家對產業的宏觀調控能力減弱，尤其增加了與產業結構調整直接相關的貨幣、財政、匯率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難度，從而容易使東道國陷入“蒙代爾三角”的困境。眾多的民族品牌喪失，相當多的行業被外國品牌所充斥（祝年貴，2003）。（3）產業空洞論。外資加快了我國“產業空洞化”的進度和速度，表現在：①外資收購兼并的是我國支柱產業，即產業控制風險；②行業結構存在“夕陽化風險”；③行業發展所需人才流失風險（余治利，2000）。通過對跨國公司的研究發現，跨國公司在華主要從事垂直一體化投資，也就是把整個產業鏈中的一個或兩個環節轉移到中國，這使得跨國公司與我國企業和產業之間缺乏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既擠占了國內資源，又迫使我國產業的對外依賴，屬于典型的“飛地經濟”（張奮勤，1999）。（4）產業結構偏離論。外商投資企業對中國工業結構效益影響的實證分析說明，外資企業進入降低了我國工業結構的總體效益，制造業比重偏大加快，技術含量高的產業仍偏低緩慢，使我國產業結構的偏離程度加大（宋泓、柴瑜，1998）。

2.我國貿易發展中FDI效應風險

（1）“飛地”現象危害論。國外學者通過對中國的實證研究，認為中國出口的快速增長空前依賴外資企業，同時加工貿易在外資企業所占比重過高，與國內經濟的后向關聯很小，且出口品的國內含量偏低，顯現出一定程度的“飛地”（enclaves）現象（LardyNicholasR，1996）。該現象和國有企業低效率結合時，存在很大風險。從目前來看，我國的加工貿易占總貿易的比重過高，其“兩頭在外”的特點決定了加工貿易進出口與國內生產要素關聯性很低，屬于典型的“孤島經濟”或“飛地經濟”（enclaveeconomy）。長此以往，這會導致外貿粗放型增長，加劇出口商品結構的低級化，加大對外依賴性，損害我國外貿發展的自主性（王允貴，2000）。對有關“飛地經濟”的危害，有學者指出，在引資中若不注重自主創新和開發能力的提高，就會帶來明顯的“飛地效應”，造成對外技術依賴上升，當沉淀成本不高時，“飛地經濟”會隨當地勞動成本優勢的喪失而遷移（潘悅、楊鐳，2002）。在對外向型經濟與珠江三角洲科技產業發展的研究中也有學者提出類似看法，認為我國在發展外向型經濟過程中，應該避免重蹈東亞科技產業發展模式的覆轍，該模式的不足之處可用“出口平臺”這一概念來概括，其操作方式是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創立對國外投資者有利的“飛地經濟”，在利用東道國廉價資源的同時，保護核心技術不擴散（蔡兵，1999）。（2）外貿依存度偏高。目前我國外貿依存度偏高，進出口貿易不平衡，出口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高，進口商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低。如此，隨著進出口貿易的擴大，我國出口產品對海外市場的依賴會大于進口國對我國產品供給的依賴，同時我國國內某些產業對進口品的依賴也會大于其他國家對我國市場的依賴（尹翔碩，2004）。

3.我國技術進步中FDI效應風險

（1）技術溢出效益不顯著。Young，Stephen和LanPing（1997）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法發現外資在華技術外溢出效應十分有限。江錦凡（2004）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法發現外資在華技術外溢效應主要通過人力資本的渠道實現，影響的是以勞動力為載體的軟技術部分，而技術外溢的另一渠道R＆D資本卻不通暢。從總體看，這種趨勢削弱了我國自主技術開發的能力，形成技術的對外依賴。關于技術溢出效應相關文獻較多，但孟良等（2004）在對國外FDI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中發現：國外學者針對不同國家的研究結果大相徑庭，即使針對同一個國家，不同學者也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但迄今為止，在所有使用面板數據（尤其是企業面板數據的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文獻都支持負溢出效應或無溢出效應的結論。（2）對我國內生技術培育點較小。王春法（21004）從文獻調研、理論研究、問卷調查、案例分析4個方面對外國直接投資與內生技術能力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發現，從機制角度研究FDI與我國技術進步之間關系的大多數結論是否定的；進入中國的FDI表現出明顯的兩頭在外、根植性差的特點，外企與母公司有著強烈的技術依附關系，很少參加當地的技術市場活動，與當地的企業、政府、科研機構的技術聯系非常微弱。因此，僅現階段而言，外企對中國內生技術能力培育的貢獻很小；不僅如此，由于跨國公司享有的技術優勢，可能迫使中國企業放棄已有一定基礎的技術開發能力，轉而依靠跨國公司提供的技術，對其形成技術依賴。

（3）外資核心技術封鎖使國內技術風險加大。祝年貴（2003）從分析國外對華投資的本質入手，指出在高科技領域的巨額技術壟斷利潤決定了技術溢出效應非常有限，并利用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的“逆貿易導向性對外投資”理論和赤松的“雁行發展模式”理論，來說明東道國引入通常是投資國將淘汰的技術，長此以往，會形成對國外技術依存度越來越大的技術風險，嚴重削弱東道國的技術實力。

4.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FDI效應風險

魏后凱（2002）利用1985—1999年的時間序列和橫截面數據對外資對我國區域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我國東西部地區間GDP增長率的差異中約有90％歸因于FDI.徐蓮子、謝保蒿（2003）和徐劍明（2004）認為，外資過度集中在東部制造業地區和東南部沿海地區，加劇了我國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進一步拉大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國外也有相關文獻研究了中國引資中存在的問題，他們的結論一致認為中國引資的最大弊端表現在加劇了沿海與內陸之間的地區經濟差異。SunH.（1995）、WandaTseng和HarmZebregs（2002）調查了FDI對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影響，發現FDI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貢獻很大，但對西部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而進一步加大了中國東、西部經濟差距。HaishunSun和JosephChai（1998）運用時間序列分析法和跨部門資料對中國16個省的情況進行了回歸分析，發現外資不僅擴大了東、西部經濟差距，而且通過對廣東省的實證分析發現外資也加大了廣東省地區內部經濟差距。

5.其他領域中的FDI效應風險

（1）就業不足。2002年外企就業人數占我國城鎮就業人口的比例不足：10％，涉外稅收占全國比重約20％，反映了FDI對我國就業、稅收貢獻有限（穆虹，2004）。并且外資就業效應的有限性將日益明顯，一方面，外企的用人目標是減員高效，與我國解決大量勞動就業的目標不同步；另一方面，外企的進入也造成一部分國內企業倒閉，失業增加（余永定，2004）。（2）從外資的資本形成效應方面指出了其負面影響，認為外資擠占了國內要素市場，在國內資金充裕的情況下，存在外資對內資的“擠出效應”（左大培，2004）。（3）此外，外資大量流入加劇了我國的資源透支和環境惡化趨勢，同時外資進入某些特殊領域會威脅到我國的信息安全（陳泰鋒，2002）。

三、評析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負面效應都給予了一定關注，但是側重的角度存在較大分歧，還遠未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首先，國外學者專門研究中國外資情況的文獻較少，且對中國了解的程度和各自所占的立場也不同。其次，國內學者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影響時，定量分析不多，采用的數據資料多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開始。需說明的是，由于1990年以前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不到l％，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較弱，不存在負面影響；而1990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外資進入我國市場的主體，并出現以下變化：①1990年以前的投資主體是港澳臺等的中小資本，1990年以后外商投資在規模和多元化方面都有較大的拓展，大型跨國公司成為來華投資的主體；②1990年以后外商投資的目的由最初利用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向占領我國的國內市場轉變；③外商投資形式由合資方式逐漸向獨資經營轉變，合資企業中的外商也在積極謀求控股地位。再加上90年代初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才基本確立，因此有必要針對近10年來中國經濟運行的特點，重點對1992—2004年的經濟數據進行經濟計量分析。最后，本文想強調的是，在為數不多的國內計量分析文獻中，從區域經濟風險角度過渡到市場風險進行深入探討的文獻非常少，所以本文希望通過文獻綜述和評價，能使專家學者們用更多的定性與定量、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來深入研究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和我國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因為這關系到我國經濟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實施，同時，還應針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帶來的負面效應提出規避外資風險的政策建議。

四、政策建議

1.實施“法律環境優先”策略

健全外商投資的法律環境，對外商投資環境的關注應逐步從優惠政策轉到法律執行、產業導向、技術標準等方面來。特別是在面臨國際資本流動更趨理性的形勢下，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吸收外商投資的法律體系，保持外商投資政策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可預期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大規模外資撤離的風險；另一方面，隨著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日漸增多及我國面臨的市場風險加大，應制定一系列保證市場正常運行的措施，引導外資與內資平等競爭，全面清理各地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制定全國統一的政策或區域產業優惠政策，對外資在中國的市場行為按照國際規則結合中國的國情依法進行規范化管理、引導和控制，適時制定有關外資控股、外資并購、外資不正當競爭、外資壟斷等競爭政策或法規，盡快頒布《反壟斷法》，規范和引導外資投向和規模，降低外資風險和對國內市場的沖擊。

2.培養技術內生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

（1）完善科技創新軟環境，加強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管理機構應及時出臺相應的鼓勵研發的優惠措施和條例，在法律與制度上保證企業注冊、土地使用、能源供應、貸款發放、產品銷售、許可證制度以及人員流動，為科技產業化、強化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提供保障。政府也應努力完善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軟環境。（2）實施籌資多元化，提高自主研發能力。研發投入的不足，是阻礙我國技術進步的主要障礙，既是我國“以市場換技術”效果不明顯的主要原因，也是影響我國自主研發能力的主要原因。因此，單純依靠企業自身的力量往往是不夠的，為避免市場失靈造成的技術創新不足，政府應該對技術創新提供資助，在組織上和技術上，為企業提供技術信息、技術支持和技術服務。要不斷完善風險投資體制，加大對高科技產業的投資，改革科技創新激勵機制，提高我國的自主研發能力。（3）主動打破壟斷格局，全面引入競爭機制。

通過培育具有一定實力的國內企業以及在同一領域引入多家實力相當的外來企業，實施“以競爭換技術”，以“寡占反應規律”反制“技術鎖定戰略”，應該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重要內容。（4）加強國際合作，力爭進入跨國公司技術聯盟。隨著研發國際化及企業間策略性技術聯盟的發展，我國企業應該主動加強國際合作，爭取入盟跨國公司主導的技術研發活動，積極參與跨國公司各項重大的科學技術研發，以求融入全球技術開發的主流趨勢。

3.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

國際投資在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至關重要，是各國企業爭奪國際市場的戰略制高點。我國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定位產業發展，就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鼓勵企業積極地開展海外投資，以期強化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在制定全面可行的對外投資戰略時，建立健全對外投資的法律法規體系、政策體系和信息服務體系，改革外匯管理體制，放松有關對外投資的資本項目的控制力度，簡化審批手續，增加透明度。實施并鼓勵多層次參與進軍全球500強梯隊戰略，并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給予適當的政策扶持，發揮大企業集團的比較優勢和對國內中小型企業的輻射和帶動效應。惟其如此，我國才能真正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增強國際競爭力、影響力和談判力，才能從根本上擺脫和化解依賴外資的風險，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和諧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