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會新內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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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七大報告，在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要求是基于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來的，新要求賦予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新的內涵，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思想。新要求提出發展新理念，理清發展新思路，指明發展新路徑，繪制發展新藍圖。

一、在發展中不斷深化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認識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25年前，在黨的十二大(1982)報告中，“小康”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里，這讓人們看到了民族復興征程上一個里程碑式的顯著標志。5年前，黨的十六大報告(2002)確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對小康社會作出比較全面的描述，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目標體系。

小康，是一個有著濃郁中國韻味的詞匯。從最初的“小康水平”到“總體水平的小康”，再到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它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的現代化道路，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然而，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面小康社會，所要達到的經濟社會指標、生產力進步程度、科技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模式、社會保障體系、區域協調以及人民生活狀態、政治民主和文化建設等，其體系框架的具體內容以及標準是需要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的，這不僅需要對全面小康社會的基本內涵有更深刻的認識、更全面的把握，也需要根據國內外新形勢、新變化進行動態的調整。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新要求，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理念，是對原有的全面小康社會的基本框架進行不斷充實、豐富、完善和提高。

改革開放近30年，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等都發生變化，我國已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個階段，“生存性問題”壓力減弱，“發展性問題”壓力增大，已經到了突破發展瓶頸的關鍵時期。

從人類發展的角度講，我國面臨著兩大矛盾和兩大任務。兩大矛盾:一是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兩大任務:一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有保障的公共服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生態文明社會，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促進公平、可持續的人類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和國家到2020年的奮斗目標，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黨的十七大在認識和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規律的基礎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作出及時、科學的調整和完善，這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建設更高標準的全面小康社會

黨的十六大提出用20年時間，全面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然而僅僅過去五年，我黨又站在新的歷史高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重新審視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之路，對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提出更高標準。

第一，指標值由“總量”調整為“人均”，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總量反映國力，人均反映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共同富裕程度，它構成了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的公平表征。指標變化表明從追求經濟增長、強調產出能力的絕對量，轉向追求經濟發展、強調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相對量，人均考慮了人口增長因素，突出了人本的科學發展理念。我國經濟總量突破21萬億元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02年的1000多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提前實現了本世紀頭一個10年翻一番的預期。我國經濟位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國民總收入排名第129位(2004年數據排名)。根據世界銀行的《2003年世界發展數據手冊》，世界人均國民總收入是5120美元。無論從排位還是從絕對量比較，我國人均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大。當初GDP翻兩番，考慮人口增長因素，到2020年預期達到人均GDP3000美元(這是20世紀工業化的重要衡量指標)。如今，我們有條件也有能力盡快提高人均水平，按人均GDP翻兩番，考慮匯率和人口因素，屆時將可以實現人均4000美元左右。這意味著我們將根據21世紀初的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狀態，與時俱進，提高了實現工業化的標準。對于人均GDP翻兩番的理解，也不能僅限于數值的概念，這個總體水平的平均，是有最低底線的，即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一點正是黨的十七大著重突出的“人本理念”，也是對小康社會之“全面小康”含義的補充，即“全民達到小康水平以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標準提高，難度增大，要求發展的進程也要加快。

第二，目標值由“基本實現工業化”調整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黨的十七大報告談到全面認識新形勢新任務時，在黨的十六大強調的“四化”基礎上增加了信息化，即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兩次現代化進程，第一次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第二次則是指從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轉變。第一次現代化是以實現工業化為主要標志，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沖刺期，但面對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競爭格局，中國必須在完成工業化的同時，開始向第二次現代化，即以信息化為主要標志的知識經濟時代邁進，肩負起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歷史任務。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自主創新能力的高低，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進步的快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保證。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就是要在完成工業化、發展信息化的進程中，走科技進步、自主創新之路，努力向更高的經濟社會層次發展，為中國國際競爭力和國家綜合實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撐。

第三，體制目標由“建成完善”調整為“更加完善”。黨的十四大確定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根本的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市場化是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這就要求我們為不斷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相互協調，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創造更為良好、有利的制度環境和社會條件。

第四，城市化進程由“城鎮人口比重較大幅度、三大差別逐步扭轉”調整為“新農村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城鎮人口比重明顯增加”。城市化是第一次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集約程度”和生活質量，是現代化的質量表征。按照國際工業化的一般標準，城市化(非農業人口)比重在60%以上，我國2006年城鎮人口比重為44%。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近十年，城鎮化建設突飛猛進，但城鄉二元結構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壓力很大，已經成為我國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提高城鎮人口比重是一項綜合性、社會性任務，不僅要著重解決“三農”問題，加強新農村建設，還要考慮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的空間，城鎮化建設，城市規模擴展，以及相關的戶籍制度、用工制度、教育及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配套。

三、走“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之路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到“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從“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好”字排在了“快”字之前，這一順序的變化深刻地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好”講的是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快”講的是發展的速度，但速度之“快”，基于質量之“好”，“好”是“快”之前提，在“好”的基礎上的“快”才是真正意義的、長久不衰的“快”，能夠行穩致遠。

第一，翻兩番必須建立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黨的十七大報告的一個新意是，在談到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時，把“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放在了第一位。據有關數據顯示，盡管2006年中國貢獻了占全世界5.5%的GDP，但中國為此消耗了占全世界15%左右的能源、30%的鋼材和54%的水泥。資源和環境壓力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而改變這種壓力的根本途徑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在創造物質文明的同時建設生態文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的提高，絕不僅僅是一個數量問題，這一指標的實現是以產業結構優化、創新能力和經濟效益提高、節能環保為前提條件。經濟增長必須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同步提高，逐漸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由外生發展向內生發展轉變，由量的積累向質的提升發展，由效益優先向公平優先發展。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替代“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雖然僅一詞變更，但是內涵卻發生了重大變化，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經濟社會發展量的概念，著重于經濟總量，經濟增長方式則是就經濟增長本身的投入產出而言。而經濟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質的概念，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更豐富、更全面，不僅包括經濟增長，而且包括產業結構、勞動力生產率、科技水平、教育程度、資源利用、生態環境、社會轉型和國際收支等多方面社會經濟的內容。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發展動因講，就是由政府主導轉向市場內在(企業、消費)主導;從發展拉動講，由單純投資型轉向更多地依靠改革、自主創新型;從發展狀態講，由高耗低效污染型轉向低耗高效環保型;從發展協調性講，由產業、分配、區域、資源、生態的失衡轉向相對均衡。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要快速發展經濟以扭轉落后局面，因此重點強調經濟量的快速增長。如今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必須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同時，更注重社會生產力水平、經濟社會發展質量的全面提高。用“發展”取代“增長”，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也更好地體現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特征。因此，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一條是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重大進展。

第三，突出消費拉動，普遍提高人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質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由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同時拉動的，三者之間存在相互消長的關系，尤其是消費與投資的這種相互消長關系更為直接和明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幾乎形成了一種定勢，即投資和外貿成為強勢推動力量，而消費則不時處于疲勢或弱勢的狀態。高投資、多出口，使我國經濟保持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面臨投資過熱、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巨大壓力等問題。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個短時期或者某個特定時期內出現這種狀態，倒也未有大礙。但是，從長期的經濟發展來看，特別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說就是一個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了。這個問題由于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在近幾年來顯得尤其突出和迫切。投資、出口、消費最好是均衡發展，才能夠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國際經驗表明，消費率低于60%就必須調整。當前，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消費率已達70%～80%。數據顯示，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消費率)已從1978年的62%下降到2006年的50%，居民消費率也從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6年的38.2%，均為歷史最低水平。內需不振，是這幾年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越發突出。中國經濟增長立足點應更加重視擴大消費，擴大就業，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最低工資標準，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實現居民消費率穩步提高。擴大消費能夠直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對于構建和諧社會有最直接的意義。同時，消費也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持久的動力源泉，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都證實了這一點。

第四，保障社會公平，均等共享基本公共服務。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中表現出的不公平的形式多種多樣，原因也很復雜，既有歷史、自然、制度和政策的原因，也有市場不完善、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過程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不公平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系，也決定了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多個方面進行持續的努力。從基礎性、廣泛性、迫切性、可行性角度出發，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公共就業服務是中國建設社會安全網，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基本生存權、發展權必須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它們構成當前基本公共服務的主要內容。經濟持續增長為促進社會公平提供必需的物質基礎，但還需要政府增強提供公共服務能力，以及完善相應的配套制度。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要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均等化不等于平均化，而是全體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結果大體相同，尊重社會成員自由選擇權。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制度，要將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范圍，要特別關注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現階段重點應努力推進城鄉區域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