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供給偏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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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的變動,我國出現了結構性失業。當前我國結構性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甚至超過了總量性失業,成為我國失業問題之首。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完善市場就業機制,擴大就業規模,完善就業結構,把就業問題提高到了一個戰略高度,促進就業成為了我國當前和以后相當長時間內重大而艱巨的任務。針對結構性失業,筆者嘗試從勞動力供給角度進行研究,并借此尋求改善勞動力供給結構的理論依據,為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提供可行性建議。
一、結構性失業的成因
結構性失業產生的理論原因,在于勞動者在不同的勞動力市場間的流動障礙。首先假定存在一個由A、B兩市場組成的經濟體系,兩個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恒定,且初始狀態都是充分就業,均衡工資是W0,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A、B兩市場勞動力供求處于一個穩定的均衡狀態,用圖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場的勞動力供給曲線,DI指I市場的勞動力需求曲線,I=A、B)。
經濟的發展帶動經濟結構發生變動,導致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從而不同市場的勞動力供求穩定狀態受到了外界各種因素的沖擊,A、B兩市場的勞動力需求勢必也會發生改變。改變分為三種情況: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縮,三是兩個市場勞動力需求異動[1]。在勞動力供給恒定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減少導致的都是極端結果,或者是整體工資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業的存在(也許會在政府強制力作用下導致整體工資水平下降),因此,這兩種情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是很少見的。在一個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轉型期,經常是勞動力需求的擴張和收縮在不同情況下共存。因此,根據我國國情,重點分析第三種情況。
假定A市場勞動力需求擴張,DA曲線移至DA’,工資由W0上升到WA,A市場的就業量保持不變;B市場勞動力需求收縮,DB曲線移至DB’,理論上工資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資率是缺乏彈性的,大多數情況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資繼續保持W0水平,這種情況下將會產生(S0-S1)人失業。
如果兩個市場的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則B市場中將會有一部分富余人員流向A市場,使得A市場的勞動力供給增加,供給曲線向右移動至SA’。不考慮勞動力的流動成本,這種流動將會緩解B市場的勞動力供給過剩和A市場工資上漲的壓力,最終使得兩市場勞動力供求重新達到一個新的均衡,均衡工資水平為W1。如果兩個市場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則結果是:(1)A市場將會因勞動力短缺而使工資率遠高于均衡水平;(2)B市場由于勞動力需求降低和工資剛性的作用導致勞動者失業。事先假定勞動力供給是恒定的,因此這種失業是由勞動力市場的供求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結構性失業。將上述A、B兩市場擴展到多個市場,分析過程類似。
從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結論:勞動力在不同市場間的流動障礙是結構性失業產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現為不同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的差異,結構性失業越嚴重,工資水平差異越大。
二、勞動力供給結構偏差分析
在圖1的模型中,A、B兩市場也可看成是一個經濟運行體中的兩個不同的區域、產業部門或行業等,以同樣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結論。同時,探求結構性失業產生的現實原因,在于不同地區、產業部門或行業間勞動力流動的障礙。造成勞動力不能迅速從一個部門向另一部門轉移的因素有:(1)求職者所擁有的技能與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職者與工作空缺地點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國家在行業之間設定了進出壁壘;(4)不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不能有效傳遞勞動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種情況在我國都曾經存在或者依然存在著。如農民工、下崗職工的低技能素質難以滿足新興產業發展的要求,交通運輸的落后和信息機制的不健全使得勞動力流動存在極大的盲目性,戶籍制度形成了城鄉行業間的進出壁壘。但是我國現階段,隨著市場化改革、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信息網絡建設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地理位置、行業進出障礙及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將會逐步削弱,技能素質與市場需求不匹配,成為了當前勞動者難以在不同勞動力市場中轉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質的極大差異性導致了不同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典型的是雙元結構勞動力市場。在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多林格爾和邁克爾•皮奧雷提出了雙元結構勞動力市場模型,即一級勞動力市場和二級勞動力市場。一級市場中的勞動者供給由高技能和高素質的勞動者構成,該市場中工資高、工作條件優越、工作穩定、員工有接受培訓和晉升的機會。二級市場中的勞動者由大量的非熟練工人、低技能、低素質的勞動者構成,該市場中勞動力供給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飽和的,工資較低,幾乎沒有培訓和晉升的機會。若一級市場存在職位空缺,二級市場上存在勞動力供給過剩,由于勞動者自身素質的限制,兩市場不能進行相互補充,勞動力的供給在不同市場間出現了結構性的錯位。大量的被二級市場排擠下來的勞動者面對一級市場中的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興嘆”!
據國家統計局調查表明,工資最高的行業都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俗稱IT業。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的到來,IT業成為了人才就業的熱門行業。再看IT業的工資水平、工作條件、晉升和培訓機會,無一不表明IT業屬于典型的一級勞動力市場,對應于圖1中的A市場,是勞動力需求擴張型行業。根據世界工程師大會報告,中國軟件人才缺口較大。美國占全球軟件產業份額39.8%,日本占10.6%,中國占3.55%。美國擁有軟件人才240萬,日本140萬,而我國通過科研院所培養的人才僅30萬,尚缺25萬[3]。連續多年屬于工資最低的行業——農、林、牧、漁業,依據工資、工作環境以及員工素質來考察,其屬于典型的二級勞動力市場,對應于圖1中的B市場,是勞動力需求收縮產業。從農、林、牧、漁業中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大部分都是重體力、輕腦力的藍領工人,無法滿足專業化程度較高的行業對員工技能素質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為了當前勞動力供給結構性偏差的具體體現。據統計,中、高級技工的比例遠低于我國產業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同時,技能人才的匱乏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轉換。農業是典型的勞動力需求收縮產業,其勞動者基本上無須具備專業技能,在產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時,勞動力比重卻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這部分剩余勞動力技能水平低下,無法順利的向第
二、三產業轉移。
勞動者技能水平的差異決定著勞動者從事的勞動力市場的層次,甚至會影響勞動者受雇傭的產業部門。低技能的勞動者一般從事于二級市場,如臨時工、季節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資低、待遇差、晉升機會少、易于進入、經常面臨失業危險。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勞動者進入正規部門的可能性很小,在較低的工資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環境中,勞動者對自己未來的預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導致了較低的人力資本投資。也就是說,在二級市場上,某些勞動者從事著工資較低的工作,預期人力資本投資得不到相應的回報,從而減少投資,形成較低的人力資本積累。
勞動者的就業能力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相互影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如圖2。這種“怪圈”導致大量過剩的低技能勞動者失業和需要高素質員工的崗位空缺并存,結構性失業進一步加劇,甚至會進一步拉大不同行業部門間的工資水平,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
三、我國結構性失業問題日趨凸顯
判定一個經濟體系中是否出現了結構性失業,以及結構性失業程度,可以有多種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區,若一個地區的職位空缺集中,另一個地區失業集中則為結構性失業。第二,看失業持續時間的統計情況,經歷長時間失業人數的比例上升意味著結構性失業越來越嚴重[4]。第三,根據第一部分的分析,通過工資率水平差異來判定結構性失業,行業間工資水平差距越大,結構性失業越嚴重。
首先,經濟比較發達的一些城市,崗位供給率相對較高,經濟的發展促使這些城市形成了對高技能素質人才的需求。但是勞動力過剩的市場又無法形成供給,導致了區域間結構性失業嚴重。其次,結構性失業一般表現為失業時間較長,也可以根據失業時間來判定結構性失業程度。根據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在一些發達城市,長期失業者所占比例較高。這表明結構性失業在我國已十分突出。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職工平均工資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職工平均工資的差距也在增大,行業工資差距擴大的速度遠遠大于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的速度。另外,細看最高工資和最低工資所處的具體行業,最低工資所處行業無一例外都是農、林、牧、漁業,最高工資所處行業都是一些高專業化、高技術性行業。有資料表明,在發達國家,這些行業就業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國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就業人數,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從而可以推斷,這些行業就業量小可能是由于勞動力供給短缺造成的。
眾所周知,農、林、牧、漁業在中國是典型的勞動力供給過剩產業,從業人員的技能素質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專業化、高技術性行業恰恰是一些勞動力需求擴張性產業,迫切需要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技能型工人。不同產業間勞動力供求錯位,大量低素質的非技術工人被拋入結構性失業大軍中,同時也拉大了行業間收入差距。
從以上三種判定角度得出,我國存在較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且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占主導地位,對人才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結構性失業將日益凸顯和加劇。
四、解決勞動力供給結構性偏差的對策建議
勞動力供給不對稱,與需求相錯位,形成了勞動者在區域間、行業間流動的障礙是結構性失業產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勞動力的“有效供給”,實現勞動力供給和就業崗位需求相對接,是解決結構性失業中勞動力供給偏差的關鍵點。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資本積累
技能素質低下成為制約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間流動的最大障礙,教育是提升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主要途徑。關注教育,首先應增加教育投入,延長勞動者受教育時間,增長人力資本積累,從整體上提升勞動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這對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有著雙重意義,一是直接減少了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勞動人口數量;二是提高了勞動者的素質,緩解因經濟結構的轉變所帶來的結構性失業的壓力[5]。其次,學校教育應與市場之間保持必要的聯系。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應考慮到市場的需求,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使學生畢業后學有所用,用有所長。
(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完善培訓體系建設
職業技能培訓也是提升勞動者素質,增強勞動者可就業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強職業技能培訓,首先應實行分類指導,針對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培訓目的開展培訓工作。從目前社會職業競爭壓力來看,職業培訓一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針對一些欠發達地區,或低技能素質人員如農民工、下崗職工等,主要解決他們的就業上崗資格問題,稱為“生計型”培訓;第二類是幫助已就業人員解決知識更新,從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稱為“發展型”培訓;第三類是針對高級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資本積累,稱為“資本型”培訓。隨著勞動力市場競爭的升級和產業結構的調整,這三類培訓都應該得到長足的發展。面對我國龐大的低技能素質勞動力大軍,“生計型”培訓顯得尤為重要。其次,應加強職業培訓的立法工作。目前職業培訓市場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訓機構、非法資格認證等情況,關鍵在于培訓的法律法規體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違法成本和巨大的潛在利潤。因此,要完善我國的職業培訓工作,需要一部統一且權威的中央政府立法,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培訓體系的健康發展。
(三)鼓勵非正規就業,搭建就業轉移平臺
雙元結構的勞動力市場模型,將就業劃分為兩個方面: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對應于二級市場,是吸收低技能勞動力、經濟結構轉型中產生的結構性失業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現實中,非正規就業總是和低報酬、低保障聯系在一起。非正規就業和正規就業在工資報酬、勞動條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異。這一方面減少了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接受培訓的機會,另一方面降低了他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預期。因此,政府應積極認識到非正規就業的重要性,通過立法縮小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會對非正規就業者的歧視,為勞動者從無技能到有技能、從低素質向高素質的轉變提供一個平臺,使非正規就業成為人們提高自己人力資本積累,向正規就業轉移的一個“橋梁”。
(四)完善信息網絡建設,加強區域間流動
不同行業間或區域間的流動障礙還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盡管這些因素的影響隨著經濟的發展會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響來看,仍不容忽視。因此,完善信息網絡建設,加強區域間流動仍是一個關注點。
信息網絡建設一方面基于電子信息的發展,以縣域為單位建立勞動者信息資源庫,從整體上把握勞動力的流動和供求情況。可借鑒的是江西省德安縣的做法,該縣建立了勞動力資源信息庫,同時每個鄉鎮建立了企業用工需求信息庫和培訓機構管理信息庫,實現了勞動力供給、需求和培訓的全接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職業介紹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職業介紹體系,充分發揮他們在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中的信息傳遞作用。加強勞動力在不同區域間的流動,首先應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區域間流動障礙,如導致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證的前提下,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尤其是不發達城市、邊遠地區的交通業,為勞動者的流動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時,為了鼓勵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和流動,政府還應在政策和財政上給予鼓勵和支持。
摘要: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凸顯,主要原因在于勞動力的流動障礙。由于技能、地理位置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因素造成的勞動力供給偏差是阻礙勞動力流動的現實原因,勞動力在行業間或區域間的“有效供給”是緩解當前結構性失業的關鍵,該結論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應該大力加強教育和培訓措施,提供良好的外在環境,促進勞動力的“有效供給”。
關鍵詞:結構性失業;勞動力供給;偏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