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傳統管理與現代管理學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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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亞民王東明單位：吉林師范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管理哲學在國外早已得到重視，在國內也已進入了深化系統研究、凸現個案分析的階段，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今天，拙文就管理哲學在農村中的應用進而構建現代農村管理哲學的問題略作思考，這一研究思路正確與否，敬請方家指正。
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界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喜人景象，各家分別發表了有關鄉村管理方面的思想主張。管子主張推行什伍連坐制的管理體制，以加強包括鄉村（野）在內的整個社會的管理，與管子的管理體制思想交相輝映，墨子從“尚同”出發，鮮明地提出了實現“鄉治”的思想，主張高度統一人們的思想。有別于法家與墨家，農家則指出了重農對社會治理與國家利益的意義，強調了重農對于鄉村控制的重要性。由此看來，從完善鄉治體制到統一鄉民認識，從重農到鄉村控制，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漸成體系。
隋唐時期不僅出現了歷史上少有的幾個盛世時代，而且國家倡導的安撫流亡、解放奴婢、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改革田制、輕徭薄賦、農技推廣、重農抑末、抑制豪強、鄉里自治等鄉村管理思想，為后世所效法，從而奠定了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形成的基礎。宋明時代，由于傳統社會開始轉型以及北虜、南夷兩個外來力量的強大壓力，鄉村社會不僅動蕩不安，而且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這引起了人們的密切關注與深深思考，于是從多個角度加強鄉村建設的思想陸續出現，朱熹、王陽明即是其中的代表。有學者指出，“王陽明的鄉村管理思想及實踐體系是中國古代自秦漢以來鄉村管理問題的歷史延續，他把鄉里體制、保甲制度同鄉規民約結合起來，構建了一個集政治、軍事、教育諸功能于一體的鄉村社區共同體，形成了一套較前人更完備的農村基層控制體系。從思想傾向來看，王陽明的鄉村管理思想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同民本思想和王權專制主義相結合的復雜混合體；從實踐特性來看，王陽明的鄉村管理措施具有寬猛相濟、恩威并用的特點，地方官僚在鄉村管理中具有主導地位，廣大農民則是被控制的對象；從階級立場來看，王陽明作為官僚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關于鄉村管理問題的思想與實踐旨在維護岌岌可危的明朝專制統治，因而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王陽明的鄉村管理思想及實踐給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與啟示”。在中華民族思想發展史上，清朝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朝代，尤其是晚清中國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全面沖擊，這實為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此種歷史大勢之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經過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化、激進與保守、國家與社會的長期博弈，首先經過“鄉鎮自治”，然后逐漸過渡到今天的“村民自治”，近現代鄉村“自治思想”日益取代傳統官方“牧民思想”而成為鄉村管理思想的主流，管理的主體發生根本性改變，由昔日的官府過渡到今日的村民。至此，我國鄉村管理思想經歷了“牧民”到“自治”的歷史性演變。
二、傳統鄉村管理思想的基本內容及特點
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來源于不同的社會階層，歷經數千年的演變，內容龐雜，其基本內容如下。
（一）思想原則
綜觀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我們發現，“教養兼施、先教后刑”的“牧民”思想長期以來為人們所認可，成為傳統鄉村管理思想的總原則。“教”是指教化、化民成俗，“養”是指休養生息、興利而除弊，“刑”是指通過刑罰而強力壓制。在教、養、刑的關系上，我們的先人指出，“及民之政，分之有萬端，約之只二事，曰：教與養而已。而養又為教之本”，不僅如此，而且“為政先教化而后刑責，民得以安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養為教之本”，但是“教化”在現實實踐中亦十分重要，前人指出，“千古治化，全在風俗”。“教養兼施、先教后刑”成為總原則的同時，“孝治”也不失為另一思想原則。在這方面，當今學者指出，“漢朝以來的以孝治天下，宋朝以來的‘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統治方法，在清朝發揚光大”。清代循吏藍鼎元指出，“孝為百行之原，推其極可以格天地、洽神明，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康熙皇帝認為，“孝者，治天下之本”。卷八，圣治道光皇帝指出，“我朝以孝治天下。崇孝治，而維風化”。卷七十八，厚風俗
（二）官治與民治
雖然“牧民”思想成為官方的共識，但在復雜多變的鄉村管理實踐中，“官治”并不排斥“民治”，相反，民治成為官治的需求與補充。我們一般認為，傳統鄉村官民善治包括三個基本點。其一，誠信且與民休息。前人指出，“立法之初必誠必信，言必踐，禁必伸，萬萬不可移易。民知在上之不可犯，而教易從”。不僅如此，而且“民氣本靖也，使為地方官者，以地方為己任。悉心撫守，與民休息”。其二，官民相親與以民治民。我們的先人指出，“官民相親，其事易舉”，更為重要的是，“以官治民難，以民治民易”。其三，官民分治。在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知縣葉春及深有感觸地指出，“蓋耆老里甲于鄉里人，周知其平日是非善意”，為此，他認為，“奸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戶婚田土、一切小事，務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是以知縣欽遵圣制，一切小事付諸耆老”。
（三）政德與情法
在反思管理實踐與汲取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朱熹認真地指出，“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就情與法的關系而言，前人嚴肅地指出，“情法分明，任其自擇，庶可凈盡根誅耳。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殺止殺。亂賊不殺，害及善良，刑法將安所用”？由此看來，“情法分明、以殺止殺”的鄉村治安思想簡明而實用。
（四）動靜與寬嚴
在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幕友藍鼎元指出，“治安之政宜嚴不宜寬，將安將治之民宜靜而不宜動”，不僅如此，而且清人汪輝祖總結性指出，“寬以待百姓，嚴以馭吏役，治體之大凡也”。由此看來，相對于政德與情法成為鄉村管理的兩類基本手段，動靜與寬嚴則是兩種基本技巧。
（五）重農與變通
早在春秋時期，《呂氏春秋》“尚農”篇即詳盡地論述了重農思想，“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而無二慮。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由此看來，“重農”成為那個時代人們公認的核心價值理念，這不僅關系到人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事關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在長期鄉村管理實踐的基礎上，清人陳盛韶亦指出，“宰邑者所宜貴農重粟，預謀積貯”。
有學者認為，傳統重農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重農、勸農和獎農，輕徭薄賦，抑商政策，整頓農吏，這是今人對傳統重農思想的一個較好的概括。在臺灣出任幕友期間，藍鼎元提出了變通的鄉治思想，“凡事有經有權，似當隨時變通”。縣官陳盛韶亦認為，“為政之道，不可拘于成法也”，他曾經指出，“而執此治詔安之民，令必不行，惟仿義男女婿酌分之律變而通之，更為嚴禁溺女，董行育嬰，勸撫苗媳，怨夫曠女久而漸少，俗亦將變焉”。作為一種實踐性思想成果，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具有兩個基本特點。其一，理論性弱而實踐性強，簡約、綜合而實用。其二，雖然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內容龐雜，然而總體看來乃屬于一種“牧民”的思想體系。
三、傳統鄉村管理思想與現代農村管理哲學的構建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繼續解放思想，必須結合農村改革發展這個偉大實踐，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農村發展難題，為推動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提供不竭源泉。如此之下，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實踐的全面開展，思想文化層面現代農村管理哲學問題也理應引起人們的注意。我國是一個農業、農民、農村占絕對優勢而又快速走向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古國，來自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特殊國情共同要求我們，不僅要探尋東方管理哲學與西方管理哲學在這一領域有效結合的路徑，而且必須全面考量影響傳統鄉村管理文化與現代鄉村管理文化有機對接的諸多面向。為此，我們一般認為：其一，“管理哲學應從管理實踐的現實需要出發，構建科學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對于西方的管理理念不能一味簡單模仿，而應從中國自身的文化特質出發進行吸收、轉化和創造。我們應當對傳統的管理理念進行具體研究，以利于在當代管理實踐中借鑒運用”。
在東西方文化深入交流而“中國化”日益加強的今天，批判地繼承傳統鄉村管理思想，實現傳統鄉村管理與現代鄉村管理在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有機對接，進而完成現代農村管理哲學的構建，則有賴于對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的正確解讀。其二，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不僅有其發展的內在理路與特點，而且富含管理哲學的諸多因子，這其中包括綜合而實用的民族思維方式、“教養兼施、先教后刑”的行為習慣、重農的核心價值理念、孝治與官民善治的管理倫理、政德、情法與寬嚴、動靜的辯證法則、變通的發展觀念等。在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今天，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村管理哲學，離不開對傳統鄉村管理思維方式的承接，離不開對傳統鄉村管理價值觀念的擇取，離不開對傳統鄉村管理習慣的繼承，離不開對傳統管理倫理的汲取，離不開對傳統鄉村管理辨證法則的吸收，離不開對傳統變通理念的發揚光大等等。我們覺得，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批判地繼承我國傳統鄉村管理思想既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歷史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哲學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的先人曾經莊重地指出：“重建一新的社會構造（新的社會組織），須有待于實際生活的進步開展，其主要的是經濟上要進步，而如何使經濟進步，則又必靠第一段所說的有其適宜的政治環境”，“至于創造新文化，那便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所謂鄉村建設，就是要從中國舊文化里轉變出一個新文化來”。如此之下，我們理應積極汲取我國歷史悠久的鄉村管理文化的智慧，主動吸收東西方各國先進的現代管理文化，深刻思考現代農村管理的的終極問題與價值取向，嘗試性構建現代農村管理哲學，為最終創造出與當代城市文化相互輝映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做出哲學思維上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