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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收的消費調節和引導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稅收對消費的調節引導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通過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使收入高、財富多者負擔更多稅收，公平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再經由公共支出渠道均衡社會實際收入分配，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其二，通過一般性商品稅的特殊性規定、選擇性商品稅（如消費稅）的設計，對限制性消費適用高稅率，鼓勵性消費適用低稅率，以實現消費引導作用。目前，雖然從絕對額來看，中國個人所得稅增長迅速，但在整個稅收中所占比重不大。2000年后，個人所得稅的比重逐步從1994年的1.43%上升到2011年的6.75%，但總體上看，相對于快速增長的稅收總量與GDP而言，個人所得稅對稅收總額的貢獻始終在7%以下，只有2002年達到了7.13%，制約了收入分配職能的發揮。當前，需進—步加大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如個人所得稅級差過多過密，將加重個人收入增加時承擔的邊際調整，不利于鼓勵勞動者增加收入；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額標準的調整幅度過低，調整頻繁，不夠嚴肅，也缺少前瞻性；同時，個人所得稅征管特別是針對高收入者的征管有待進一步強化，高收入者收入構成比較復雜，而且不斷有新的收入出現，一些數額巨大但較為隱性的收入還游離在法律邊緣地帶。
財產稅針對存量財產進行稅收調節，對整個收入分配調節系統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財產稅主要有房產稅、土地增值稅、車船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但長期以來，財產稅在整個稅收體系中所占比重很小，發揮作用微弱。以車船稅為例，2010年車船稅中的載客汽車稅額為每年60元~660元，即使按最高額每年600元測算，相對于三口之家2008年戶均收入47343元而言，僅占其收入比例的1.4%，調節能力極其有限。房產稅則是財產稅系中的重要成員，它是以房產為征收對象，按照房產的計稅余值或出租房產取得的租金收入向產權所有人征收的一種稅，具有極強的收入調節功能。但是，按中國現行房產稅條例規定房產稅僅向經營性住房征收，占比很低，2010年，全國房地產稅收入894.07億元，僅占稅收收入的1.22%，即使加上涉及房地產行業的印花稅（扣除證券交易印花稅）、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契稅等稅種，比重也僅為6.23%，其既難以成為地方主體稅種，也無從發揮收入調節功能。
消費稅是最能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功能的一個稅種。它能夠通過對高端消費課以重稅等有選擇的結構性安排平抑收入差距的過分懸殊。但由于消費稅征收范圍不盡合理，一些高檔商品、高檔消費娛樂如高檔娛樂場所、高檔服飾等奢侈品、賽馬等奢侈消費行為，并未納入消費稅的征稅范圍，使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與此同時現行消費稅把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化妝品、摩托車等納入了征稅范圍，對生活必需品征收消費稅限制了人們對此類商品的消費。
（一）穩定政府收入水平，保持居民收入與國民收入協調增長目前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是偏高的。一方面，相對較高的稅負減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居民消費能力；另一方面，稅收的使用還遠遠不能滿足居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使得居民必須以稅后收入，通過市場來獲取本應由公共支出提供的產品與服務，這進一步擠壓了居民的消費能力。為建立消費驅動型經濟，應該保持稅收收入、居民收入與國民收入協調增長，在近期應穩定稅負，使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在總體上向居民傾斜，提升居民的消費和福利水平。面對公共支出擴張的壓力，則應該通過優化公共支出結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方式來實現。
（二）優化稅制結構，提高直接稅的比重通過提高直接稅比重，一方面可以降低商品價格水平，減輕居民的稅收負擔；另一方面可以增強稅收的分配調節作用，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和消費率。一是要繼續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降低部分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稅適用稅率，緩解增值稅的累退性。二是穩步提高個人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目前中國稅收征管能力較低，征管信息不完善，稅務機關還難以完全掌握企業和個人的全面信息。因此，應該不斷強化所得稅的征管，尤其是對個人所得稅中除勞動報酬以外的各類收入的監管，大力加強對高收入者的征管，持續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
（三）深化相關稅種改革，引導和調節居民消費
一是改革個人所得稅制。應盡早建立綜合課征模式的個人所得稅。在進行個人所得稅稅制設計時，應探索以家庭為征稅對象，并充分考慮個體家庭差異。計算時，先綜合整個家庭的全部收入，再結合所贍養人口數、子女教育開支和醫療狀況等多種因素確定費用扣減額度，采用累進稅率進行征收。現行個人所得稅將原來的稅率級次由九級降到七級，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適用稅率，但仍存在邊際稅率過高等問題。筆者認為應適當降低邊際稅率，這與加大對高收入群體的征管力度一樣，可以提高納稅人的遵從度，避免稅收流失。同時，逐步建立覆蓋全國的個人所得稅信息數據庫，強化稅收征管。
二是構建并完善財產稅制度。財產稅包括房產稅、車船稅、贈與稅、遺產稅等稅種。財產稅不易轉嫁，具有明顯的財富效應，從而降低居民的消費需求。當然，財產稅的征收實質上是對儲蓄的征稅，從而會對消費與儲蓄之間的選擇產生替代效應，即以當期消費代替儲蓄，從而擴大當期消費；另外，財產稅的征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差距，從而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及居民消費需求。中國目前財產稅制尚不健全，財產課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偏低，反映在稅種少、稅負低，重流轉輕持有，稅收征管漏洞大等多方面。為此要對現行的稅種進行調整，將現有的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并入物業稅，總結個別城市率先開征物業稅的經驗并逐步向全國推廣，同時取消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讓金。當前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與高房價有很大的關系。尚未買房的人，高房價迫使其拼命儲蓄；貸款買了房的人為了還房貸也必須壓縮消費能力和意愿。屢創新高的土地出讓金，無疑是高房價的推手，房價里70%是政府稅費，如果把土地出讓金變成房產稅，勢必導致房價下降。居民也將意識到，住房的價格是他們能夠支付的，不需要壓縮其他消費，也不需要拼命儲蓄，其消費的意愿與能力都將大幅提高。此外，還應該適時推出遺產稅和贈與稅，縮小居民財產差距。
三是強化消費稅引導消費和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隨著人們消費支出結構的改變，有必要對消費稅的征稅范圍進行調整。一方面，適當縮小生活必需品的征稅范圍，例如現行消費稅中的摩托車、化妝品等稅目，應考慮剔出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另一方面，應拓寬對高檔消費品、奢侈品和奢侈性消費活動征稅的范圍，并采用累進稅率，消費越高，所適用的累進稅率越高，以此加大對高消費的調節。建議將高級服裝、高價藝術品、私人飛機、賽馬、高級夜總會、豪車、別墅等奢侈品消費和高檔服務納入消費稅的征收范圍。
四是取消出口退稅。目前中國物價持續高位運行，可能是對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給造成的，也可能是貨幣超發造成的。如果取消出口退稅，將出口商品的價格抬高，引導部分出口商品轉內銷，可以快速增加國內商品的供給，增加國內市場的競爭性，降低國內物價，使居民的購買力相對增加而擴大消費。同時取消出口退稅，也可使中國的財政收入增加，相應打開了對居民的減稅空間，從而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需求。
作者：劉海燕單位：江南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