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對金融企業利潤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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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今學者們對fdi在金融業上影響的研究大部分都聚集在宏觀層面，探討金融結構、金融環境、經濟增長等方面，而忽視FDI對中微觀層面上具體行業及企業的影響。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基礎，建立對數模型引入FDI和其他控制指標，運用EVIEWS軟件，從中觀層面上探討FDI對金融企業利潤的影響，尋找FDI對行業及企業層面上的影響機制，針對這種機制提出應對措施，也為今后進一步考察FDI在中微觀層面上作用提供參考。

關鍵詞：FDI；金融企業；利潤；實證分析；對策

一、研究背景、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開放，金融業的發展愈發的迅速，隨之而來的FDI數額也是在逐年增加，我國金融業實際利用FDI從2006年的不足3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近150億美元，這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發展與金融業開放。同時金融業占貿易比重也不斷上升，金融業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對金融業企業的發展與利潤的研究尤為重要。在圖1中可以看到金融企業的利潤和FDI值在2006年—2015年間都是處于上升趨勢。（二）文獻綜述之前的學者們對FDI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非金融行業，對金融業或上市公司的FDI研究較少，僅有陳修蘭、吳信如（2017）研究了金融服務業FDI與金融服務出口之間的關系,探討了未來金融服務業市場的開放與否。何宗輝等人（2014）研究了FDI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影響，探討FDI對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和拉動。郝越（2014）研究了FDI流入與金融市場發展的相互影響，探討了應該采用什么樣的外資政策來適應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環境，更好地利用FDI。李媛、崔思（2015）研究了金融發展中FDI對經濟增長的效用的增強。彭運香（2014）研究金融發展水平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杜東蔚（2017）研究了金融業FDI的影響因素。周詩（2014）研究了FDI對于上市公司企業績效的影響。可以看出，上述研究中的絕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FDI與金融發展方面，都屬于宏觀方面的研究，只有周詩（2014）將注意點集中在了中微觀的上市公司績效上，很少有學者從中微觀層面入手，用計量方法分析FDI對金融企業利潤的影響。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長達十幾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金融企業的利潤有什么樣的影響？FDI的增加是否帶來了企業利潤的增加？又給哪些具體分類的公司帶來更大的收益？這些都值得進行探討。

二、模型數據選取及處理

每個行業的FDI都對本行業及內部企業的發展有影響，因此筆者認為金融行業的FDI同樣對金融企業有影響，所以建立模型來研究金融業FDI對金融企業利潤的影響是出于什么樣的機制。在RossLevine(2002)的研究中提出了金融結構規模這一描述金融體系現狀的指標，郝越（2014）也指出金融發展的狀況會影響FDI的效用，筆者考慮到金融體系現狀對利潤的潛在影響將其納入模型之中。在齊沛雯（2014）的研究中，上市公司的企業規模對其利潤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企業規模越大，其利潤越大，為了保證模型的準確性，將其納入模型之中。依據金融行業的特性，準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將會使得金融企業的貨幣資金可動用量發生變化，導致利潤的變化。考慮到M2的潛在影響，筆者將準貨幣供應量M2納入模型之中，從而控制貨幣供應量對利潤的影響。最終建立基礎模型：ln(p)=ln(fdi)+ln(m2)+ln(s)+fc其中p為上市金融公司的利潤，fdi為金融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s為企業規模，fc為金融結構規模。關于p和s的數據本文采用了45家上市金融企業2006—2015年報之中的企業凈利潤和總資產兩項的數據。關于fdi和m2的數據本文采用了中國國家統計局年鑒中2006—2015年金融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準貨幣供應量的數據。關于fc的數據，本文采用世界銀行的數據庫中2006—2015年中國私人部門信貸額以及國家統計局年鑒中對應年份股票流通市值為基礎進行計算。對于數據的處理，為了消除名義數據可能帶來的影響，本文采用每年的實際利率作為平減指數，以2006年作為基期，將fdi、s、p的歷年數值折算為2006年的現值。為了全方位的考慮各種結果，本文將所得數據依據上市公司的總資產分為十萬億級、萬億級、千億級以及千億以下四個實驗組，綜合考慮不同規模的企業FDI對其利潤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再根據企業主要業務活動分為銀行、證券兩組，分析FDI對不同類型的業務活動的影響是否相同。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從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布的2006—2015年年報中選取了金融類上市公司，并在剔除有數據缺失的目標后得到45家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以此為樣本，結合其他變量數據進行EVIEWS最小二乘線性回歸，回歸的輸出結果見表1～6。其中表1～4分別為十萬億級、萬億級、千億級以及千億以下四個實驗組的回歸結果。表5、6分別為銀行、證券兩類實驗組的回歸結果

（一）按資產分類結果

可決系數分別為0.960659、0.989580、0.950793、0.971899，調整可決系數為0.940989、0.984370、0.926190、0.957849，說明這四個變量共同作用分別可以解釋94%、98%、92%、95%以上的變動，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很好。從各變量的數值來看，FDI的系數對于萬億和十萬億級的系數為-0.120008、-0.162273，千億級和千億以下其系數為0.195972、0.067605。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對于規模超過萬億級的金融企業，FDI對其利潤的影響是負面的；對于規模不足萬億級別的金融企業而言，FDI對其有著正面的影響。

（二）按類型分類結果

模型的擬合度仍然較好，和之前的模型一樣，m2、s仍然是有效符合的，但是FDI的顯著性是不一樣的。在表5中FDI通過了檢驗，但是在表6中fdi未能通過檢驗，同時FDI都是產生了負面影響。綜上從計量角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果：首先，對于規模大的金融企業（資產≥10000億），FDI對其利潤具有的是顯著有效的負面影響；而對于規模小的金融企業（資產＜10000億），FDI對利潤有著正面的效果但是效果是不顯著的。其次，對于銀行類和證券類企業，FDI對利潤有著負面的效果，但是對銀行類是顯著的，對證券類是不顯著的。

（三）從計量角度對結果的計量分析

1.從金融業的特性上講，金融業對于實體資產的依賴較少，因而金融業FDI基本形式為外國金融企業設立的分支機構，或注資或股權置換我國的金融企業。那么，隨著FDI的增加，外國金融企業所設立的分支機構不斷變多，從而占據了我國本身的市場，壓縮了我國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首當其沖的就是我國那些體量大的金融企業（資產≥10000億），隨著市場份額被占據，這些金融企業的利潤自然會減少，因而表現為FDI對其利潤有著顯著的負面效果。而對于那些體量較小的金融企業（資產＜10000億），由于其本身規模的限制，并未受到外國分支機構進入所造成的正面沖擊，收到的影響是相對較小的。2.從生產效率來看，由于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我國金融企業可以從外國分支機構學習到更高的生產效率，但是對于體量大的金融企業而言，其本身的生產效率已經接近世界領先水平，提升空間有限，因而并未能夠對其自身的利潤增長帶來顯著的提升。而對于那些體量較小的金融企業來說，由于自身與世界領先水平有著很大的差距，所以其生產效率的提高是巨大的，并隨之帶來了利潤的大幅增長，這部分帶來的利潤增長可以抵消外國分支機構進入所帶來的利潤沖擊損失，并使得總體利潤是上升的。3.從外資銀行來看，外國分支機構的進入尤其是銀行類企業的進入，由于其品牌效應和先進的管理及服務，會從我國的銀行類企業中“搶”走一部分存款，而對于銀行類企業而言其吸納的儲蓄多少與利潤的多少有很大的關系，這就會造成銀行類吸儲企業的利潤減少，所以FDI的影響是負面顯著的。對于證券類企業而言，其業務的主要收入來源于管理和傭金，外國企業的進入會搶走一定的業務量，但是其主要集中在基金和信托產品上，數量有限，所以FDI的影響雖然是負面的但是不顯著。

（四）從經濟學角度對結果的分析

1.吸儲類（銀行）服務。國內現有的金融企業已經足夠覆蓋全部的市場，市場已經處于基本飽和的狀態。金融業的FDI將會導致國內銀行業的金融服務供給供大于求，形成買方市場。買方市場下，消費者（投資者）的選擇將會增多，這表現為他們將會要求更低的價格（更好的服務/收益），企業為了競爭市場份額選擇降價（提高收益率/提供更好服務），導致了企業的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被壓縮，進一步表現為企業的利潤與FDI的變化呈現反方向聯動：FDI↑→供給不平衡↑→企業成本越高↑→企業利潤↓。2.傭金類（證券）服務。由于我國法律的限制，我國公民在國內無法交易國外市場股票（進入門檻高），因而交易成本較高（費用高）、手續較多，而收益較少（利潤低），還兼有不低的匯率波動風險（不確定性高），FDI的進入對此并無多大影響。3.規模上。企業規模越大，面對沖擊時想要做出轉型的難度就越大，體量的限制影響了轉型的速度。就如我國現在的產業升級轉型，由于經濟體量過大，全行業的升級轉型所需要的時間很長。而規模較小的企業，其包袱低，能夠很快地適應環境的變化，從FDI所帶來的影響中得到好處，彌補沖擊所帶來的損失。

四、結論與不足

（一）計量角度結論基于2006—2015年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分析金融業FDI與金融企業利潤的關系，得出的結論為：通過最小二乘模型的回歸分析，對于規模較大的企業，FDI對其利潤有著顯著負面的影響，而對規模小的企業FDI有著正面不顯著的影響。對于吸儲類企業，FDI是不利的，而對于以傭金類業務為主的證券企業，FDI沒有顯著的影響。

（二）經濟學角度結論

金融業的FDI將會導致國內銀行業的金融服務供給供大于求，形成買方市場，進而導致企業的成本上升、利潤空間被壓縮，進一步表現為企業的利潤與FDI的變化呈現反方向聯動：FDI↑→供給不平衡↑→企業成本越高↑→企業利潤↓。規模較大的企業受限于沉沒成本，收縮業務范圍或積極轉型升級的速度較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FDI所帶來的影響將是負面的。

（三）應對措施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國在后續關于FDI的政策指定當中，一是限制FDI對金融業內尤其是銀行業務的投資，減少其在我國的吸儲能力和潛在的經濟控制影響，并進一步深耕國內市場，激發國內潛在的金融服務市場，擴大市場的容量。二是鼓勵國內銀行企業“走出去”，開拓國外市場，兩方面推動供求的平衡。三是積極引導FDI對傭金類證券業務的投資，引進國外先進的管理和運作經驗從而推動國內中小型券商的發展，增強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實力，優化產業結構。

（四）存在的不足

對于fc的不同顯著性結果，本文未能做出很好的解釋。由于只有上市公司才能查到完整的數據，本文僅研究了上市的四十多家金融企業2006—2015年的變化情況，未能采用足夠多的企業樣本。由于上市公司上市之前的數據難以確認和收集，本文未能找到足夠規模的2006年之前的數據，無法判斷在更長期的一個環境下，fdi的影響是否相同。

參考文獻：

[1]陳修蘭,吳信如.金融服務業FDI與金融服務出口:基于我國1999—2015年數據的分析[J].當代經濟管理,2017,39(7):75-79.[2]何宗輝,安佳,湛楊灝.FDI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影響的格蘭杰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4,(11):3-6.

[3]郝越.FDI流入與金融市場發展的相互影響———理論與實證研究[D].天津:天津財經大學,2014.

[4]李媛,崔思.FDI與經濟增長—對金融市場作用的實證研究[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5,增刊:83-87.

[5]彭運香.金融發展水平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D].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4.

[6]杜東蔚.中國金融業FDI影響因素研究[D].海南:海南大學,2017.

[7]周詩.中國外向FDI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來自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D].福州:福州大學,2014.

[9]齊沛雯.上市公司凈利潤增長率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商業會計,2014,(14):110-111

作者：成東 單位：南京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