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的辯證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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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學刊雜志》2015年第四期

1文學翻譯之爭的根源

文學翻譯之爭的根源在于語言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使文學作品具有抗譯性，按照語法規(guī)則翻譯過來的文字常常不具有詩學韻味，猶如一杯芬芳的葡萄美酒變成白開水，甚至是夾雜泥沙的渾水。語言文化的差異性，使譯者時時處處面臨選擇，正如嚴復感言:譯事三難“信達雅”?！胺g畢竟不是臨摹圖畫或者依樣畫葫蘆，語言文字所蘊涵的暗示和精神韻致在另一個文化語境里往往發(fā)生變異或流失?！?鄭海凌2005:1－2)“希萊爾馬訶區(qū)分的兩種翻譯法，譬如說:一種盡量‘歐化’，盡可能讓外國作家安居不動，而引導我國讀者走向他們那里去，另一種盡量‘漢化’，盡可能讓我國讀者安居不動，而引導外國作家走向咱們這兒來。”(錢鐘書2002:78)“漢化”的翻譯，追求譯語語言的“文學性”;“歐化”的翻譯，追求譯語語言的“忠實性”。詩化的語言是構(gòu)成文學作品的根本因素，雅各布森以此為基礎提出“文學性”的概念，意在強調(diào)文學作品的語言生動、優(yōu)美，富有感染力(Якобсон1921:11)。文學翻譯研究中所說的“文學性”指譯語須是詩化的語言，要有文采?！爸覍嵭浴敝缸g語要追隨原文的語言形式。文學性和忠實性構(gòu)成文學翻譯的主要矛盾，是千百年來圍繞文學翻譯所形成的文質(zhì)之爭、直譯意譯之爭和歸化異化之爭的實質(zhì)性概括。既能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式，又能妙筆生花，文采飛揚，當然是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但是，語言文化差異性客觀存在，造就文學語篇的“抗譯性”，在與“抗譯性”的博弈中彰顯出譯者的功夫。如果文學性與忠實性不能兼得，譯者該何去何從呢?是堅持文學性第一，還是忠實性第一?

2語言功能與語篇翻譯

蘇聯(lián)《大百科全書》中“語言功能”的定義是:(1)語言形式完成某一特定任務的能力;(2)在語言系統(tǒng)所有層級中的語言單位之間的關系。布拉格學派的《布拉格語言學小組提綱》提出對語言進行功能研究，人們逐漸認識到:語言由于執(zhí)行不同的社會功能、用于不同的社會活動領域，因而劃分出不同的功能類別。(張會森2002:88)但是在韓禮德(Halliday)之前的學者大都沒有把語言功能與語言結(jié)構(gòu)本身聯(lián)系起來，而是著眼于語言的不同用途。在韓禮德看來，語言功能不只體現(xiàn)在不同的用途中，而首先是體現(xiàn)于語言系統(tǒng)，尤其是語義系統(tǒng)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中(周曉康1988:20－25)。韓禮德(1985)指出，任何語篇都是概念功能、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的構(gòu)建體，同時體現(xiàn)3層意義:概念意義、人際意義和語篇意義。韓禮德的語言元功能概念與語言結(jié)構(gòu)分析有著更為密切的關系，對語言解釋有著更強的說服力。由此我們認為，目的語語篇和源語語篇一樣，同時體現(xiàn)這3種意義。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好的譯文需在這3種意義上都與原文對等”(胡壯麟等2005:366)。然而，這種對等是相對的，實質(zhì)上，是人們的一種模糊測度(陳忠華1990:8－11)。在具體語言轉(zhuǎn)換過程中，兩種語言的語篇會有一些變化。

語言的外部功能是其社會功能，制約其內(nèi)部功能，語言的內(nèi)部功能服務于其外部社會功能，外部社會功能依靠內(nèi)部功能來體現(xiàn)。例如，科技語篇的主要社會功能是傳播科技信息，因此在科技語篇中，語言的概念功能上升為主要的內(nèi)部功能，表現(xiàn)為在語義系統(tǒng)盡量突出“客觀性”，排除人的情感、好惡和個人見解等對事物認識的影響?？萍颊Z篇要求表意精確、抽象概括、邏輯嚴密，為此須要選用大量科學術語、抽象詞語和嚴謹完整的句子結(jié)構(gòu)以及表達各種邏輯關系的語言手段。新聞語篇的主要社會功能是把有報道價值的事件盡快報道出來，向大眾提供信息和力圖影響讀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新聞語篇的語言具有如下特點:從概念意義上講，內(nèi)容廣泛，可以涉及所有的語域;從人際意義上講，表義直截了當，不提倡拐彎抹角，具有表義清晰的特點;從語篇意義上講，由于講求時效性，因而篇幅有限，具有意義濃縮的特點。法律語篇的社會功能是向公眾提供為保障人類社會正常運轉(zhuǎn)所必須遵守的規(guī)約和規(guī)范，超越這些規(guī)定是違法行為，這就是法律語言的人際功能。由于法律語言的特殊社會功能，它不僅向人們表明所要表達的意義，而且必須避免漏洞，防止有意曲解和鉆空子，因此法律語言必須詞義準確、組織嚴密。它不求蘊涵豐富、風格優(yōu)美，只求準確嚴密，這就是法律語言的語篇功能。文學語篇的社會功能是作家通過塑造生動典型的人物形象，描繪豐富多彩的生活畫面來表現(xiàn)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和態(tài)度，在給人以美的感受的同時感染讀者。為此須要充分利用各種描繪具體形象的語言手段，如各種表示具體事物、動作、特征的詞匯、同義詞，各種富有表現(xiàn)力的語音、句法手段。語言用來滿足人們需要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具有無限可能性。語言結(jié)構(gòu)是在交際過程中根據(jù)其使用功能發(fā)展而來，也就是說語篇的社會功能制約其語言形式的選擇。人們在使用語言進行交際時，總是依據(jù)不同領域交際任務的特點和功能采用相應的表達方式。在長期的言語實踐中逐漸形成多套分別同社會活動領域相應的、各具特色的言語表達方式，這就是標準語的功能變體。

3文學翻譯的原則

文學翻譯講求語言的文學性，用俄羅斯形式學派的話說就是要使用“詩化的語言”。但是，文學翻譯并非是林紓式的“美言修辭”，還要注意譯文的忠實性。講求忠實性并不意味著解構(gòu)主義者和納博科夫式的反對譯文通順的“悔言修辭”。忠實性應以不違背譯語表達習慣，不超過譯文讀者接受能力為限。文學翻譯的藝術永無止境，優(yōu)秀的譯者既能寫出精妙的譯語，又不無故拋棄原文字句。

3．1文學翻譯的文學性當今語言科學的發(fā)展使翻譯研究擺脫主觀感悟的范式，走上科學化道路。“語言的社會功能決定其形式選擇”，文學語篇的社會功能決定文學翻譯采用何種語言表達方式。文學語篇的主要社會功能是欣賞功能、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而后兩個功能的實現(xiàn)必須借助于欣賞功能。這也說明“文學性”在文學翻譯中的重要性。文學性是作品透過藝術形式流露出的精神氣質(zhì)，是審美愉悅的最初源泉。缺少文學性就像一個人沒睡醒，昏昏沉沉無精打采。語篇的修辭手法有兩大類:“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消極修辭”只要把話說得明確、通順、平勻、穩(wěn)密就行;“積極修辭”除了也要求具備這些條件外，還要求積極地隨情應景，運用各種表現(xiàn)手法，極盡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說所寫的事物呈現(xiàn)出具體形象，產(chǎn)生新鮮活潑的動人力量。文學語篇須運用“積極修辭”的手法，使讀者產(chǎn)生可觸可摸的立體形象，進而接受蘊藏于其中的思想感情。因此，當然得格外講究語言功夫。高爾基說:“文學創(chuàng)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語言，因為語言是一切著作、特別是文學作品的基本材料”。文學譯作的社會功能和原作一樣，必須具備文學語篇的所有特征，必須使用文學語言。譯本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新的文學語篇，正是因為它的語言。這是一種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特殊的語言———“詩化的語言”?！霸娀恼Z言”既然是構(gòu)成文學語篇文學性的根本因素，那么，我們衡量一個譯本的價值就離不開它的語言和文學性。對于翻譯中“文學性”的重要性，譯者們早有覺察，我國漢末佛經(jīng)翻譯者中的文派的依據(jù)是孔子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六朝高僧鳩摩羅什發(fā)現(xiàn)“改梵為秦，失其藻蔚，如嚼飯喂人，非但無味且作嘔”。公元前3世紀古羅馬的西塞羅提倡“演說家的翻譯”，主張翻譯的語言求美，要有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要能打動讀者?，F(xiàn)代譯者對文學翻譯的“文學性”的認識更為深刻:郭沫若一直“主張以嚴復的‘信達雅’作為翻譯的標準，”“三條件不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達之外，愈雅愈好。所謂‘雅’，不是高深或講究修飾，而是文學價值或藝術價值比較高”(郭沫若1984:20)。此外，楚克夫斯基(К．И．Чуковский)、加切奇拉澤(Г．Р．Гачечиладзе)、傅雷、錢鐘書和許淵沖等學者無不強調(diào)翻譯中文學性的重要性。譯作具有文學性，才能吸引讀者閱讀，原作的高尚的道德思想價值和文化交流價值才有可能不被埋沒。

3．2文學翻譯的忠實性文學翻譯講究語言的美學功能，但是，萬事都有“度”的限制，否則過猶不及。如果為了突出譯文的文學性，隨意裁剪原作字句，甚至添加原作沒有的東西，那么翻譯則變成東鱗西爪的寫作。一些譯者為突出文學翻譯的文學性，在原作修辭不如意之處對其潤色、甚至刪節(jié)和改寫。林紓的翻譯就屬這類，“林紓認為原文美中不足，這里補充一下，那里潤飾一下，因而語言更具體，情景更活潑，整個描述筆酣墨飽……他在翻譯時，碰到他認為是原作的若筆或敗筆，不免手癢難熬，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錢鐘書2002:87)。林紓的現(xiàn)象并非個案，不獨中國有之。17－18世紀的法國譯風以飾文、糾正原文為榮。18世紀的俄羅斯任意處理原作的做法司空見慣，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俄羅斯譯壇“改寫”、“使之適應我們的習慣”成為一種翻譯傾向。這一時期的知名翻譯家茹科夫斯基(В．?。ě濮堙唰缨悃堙讧?在俄羅斯翻譯史上地位比較特殊，他的大量文學遺產(chǎn)一直讓研究者破費猜測:在這份遺產(chǎn)里翻譯和原創(chuàng)孰多孰少?萊蒙托夫、普希金的翻譯作品也往往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對原作進行刪節(jié)、改寫、重構(gòu)。(吳克禮2006:40)這類翻譯側(cè)重譯文的文學欣賞功能，文字精美，可讀性很強?！板X鐘書先生對林譯持基本肯定的態(tài)度。錢先生以一個文學大師的身份來研究林譯小說，拿后來出版的比較‘忠實’的譯本與林譯作比較，發(fā)現(xiàn)林譯‘還沒有喪失吸引力’，相比之下，雖然林譯里‘漏譯誤譯隨處都是’，但錢先生覺得許多林譯小說都‘值得重讀’，而讀了那些所謂‘忠實’的譯本，‘就覺得寧可讀原文’?！?錢鐘書2002)這是因為譯文首先實現(xiàn)欣賞功能，而后才能實現(xiàn)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這就是為什么林紓翻譯的《迦茵小傳》和《茶花女》能促使中國封建倫理文化發(fā)生革命的原因之一。林紓式的翻譯可稱之為“美言修辭”，然而這種譯文已完成歷史使命，在當今時代已不再受歡迎。

文學作品的欣賞功能和教化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的辯證關系決定譯者在翻譯時，要使用詩化的語言，堅持文學性第一。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放棄翻譯的忠實性，置原文內(nèi)容于不顧。文學翻譯是二度創(chuàng)作，譯者必須忠實于作者，這不僅是翻譯的天生的屬性，還是譯者的職業(yè)道德。但是，“忠實”同樣有“度”的問題，應以不違背譯語語言習慣和讀者的理解能力為限。超過這個“度”，直譯就變成死譯、硬譯，譯文不是語言而是咒語。解構(gòu)主義翻譯觀反對譯文通順，目的在于闡明他們的語言哲學思想———不同民族的語言具有差異性和互補性。如果我們在翻譯實踐中執(zhí)行解構(gòu)主義的翻譯觀，那么我們就滿足上帝變亂人類語言使他們互相不理解的心愿。翻譯失去存在的價值，翻譯已被解構(gòu)掉。納博科夫的翻譯觀與解構(gòu)主義者的翻譯觀不謀而合。身為作家的納博科夫是一位極端的直譯者。納博科夫在翻譯實踐中身體力行自己的翻譯觀，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直譯(他主張的直譯其實應該叫做死譯、硬譯)行不通。在用英語翻譯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時，納博科夫意識到極端的逐詞翻譯無法曲盡原意，因此主張依靠注釋和評論來闡釋。他甚至主張注釋的篇幅可以超過譯文本身的長度。納博科夫翻譯的《奧涅金》共4卷，1200頁，譯文僅占228頁，其余均為詳細的注釋和評論。(許鈞2000:257－258)納博科夫堅持直譯是一種策略，以此說明翻譯是不可能的，而不是要通過直譯譯出原作的精神實質(zhì)。(許鈞2000:261)評論家托馬斯•肖說，“納博科夫自己的散文……往往像地地道道的詩，而他的《奧涅金》的詩體翻譯連散文也算不上”(Shaw1965:113)。

有人對納博科夫的翻譯冠以“學術翻譯”的雅稱，盡管納博科夫本人并未對譯作的社會功能進行界定，他的翻譯目的并不是進行學術型翻譯，而是個人翻譯觀使然。納博科夫翻譯的《奧涅金》本身算不上文學作品，但客觀評價而言，這部譯作的價值不在于譯文本身，而在于納博科夫所做的大量注釋和評論產(chǎn)生的學術價值，這些注釋和評論為研究19世紀20年代俄羅斯社會生活提供大量素材。從這一點上講，這是一部學術性極高的譯作。因此，“一般來說，譯者當然很難茍同納博科夫關于譯作要加大量注釋的這種極端觀點。但在需要一個權威文本時，加注是十分必要的……納博科夫《奧涅金》的譯本是一部標準的學術翻譯的典型文本”(Shaw1965:121)。其實，納博科夫的譯本與其說是“翻譯”，不如稱作“注解”更合適。納博科夫式翻譯與原作亦步亦趨，字比句次，這樣的譯文貌似忠實于原作，實則貌合神離。無數(shù)翻譯實踐證明，逐詞翻譯、與原作保持形式對等永遠不可能正確。這樣的譯本文學性不強，可讀性不佳，意義模糊、晦澀，難以理解，讀者即使有巨大的耐性也無法讀下去。由此想到《季羨林談翻譯》一書中季先生回憶上世紀50年代讀盧那察爾斯基文藝理論時的情景，“痛苦不堪，徹夜失眠，譯文晦澀難懂，讀了兩章再也無法硬著頭皮讀下去”，雖然譯者淳淳教導讀者一定堅持讀下去，里面有寶山，可季先生說“寧可舍棄寶山也不愿讀了”(季羨林2007:9)。遇到晦澀的譯文，雖然譯文內(nèi)容很重要，季先生尚且如此感受，何況一般的讀者呢，文學本是生活的佐料，沒有也罷，如果語言生硬晦澀的話，讀者更容易放棄。朱光潛說過，“世間有許多高深的思想都埋沒在艱晦的文字里，對于文學與文化都是很大的損失”(朱光潛2004:94)。厚厚的《魯迅全集》里翻譯部分占一半以上，可是除翻譯研究者外，有幾個讀者愿意讀魯迅先生那些歐化味很濃的譯文呢?我們這里且不論魯迅先生的“寧信而不順”翻譯觀的歷史成因。對比語言學研究成果表明，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語法、自己約定成俗的修辭手段和自己慣用的表達方式，而這一切不可能用相應的詞匯譯成另一種語言。譯文緊跟原文，語言必然笨重凝滯，反倒距離原文最遠，因為原文的語言是藝術的語言，是吸引讀者的語言，而拙劣晦澀的譯文無形中替作者拒絕讀者，掃盡讀者的興趣，同時也破壞原作的名譽，因為讀者往往把譯文風格當作原文的風格?！白g文達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達而能信者也。”(錢鐘書1979:101)這樣的翻譯不是延長原作的壽命，而是替作者決絕讀者。不少笨重凝滯的譯文是譯者受傳統(tǒng)“信”的翻譯觀念影響無意識而為的。

而納博科夫式的翻譯則是譯者有意而為。這類譯者不是不懂得文學作品語言的藝術性，不是不懂得讀者的接受心理，而是個人獨特的翻譯觀使然。譯文的主要對象是看不懂原著的人，而不是為學術研究而翻譯?？v觀世界翻譯史，幾乎找不到一個單純?yōu)閷W術研究而翻譯的譯者。譯者的工作不應該是為看得懂原著的評論家提供評論他所譯的某一語句是否忠實，不是為翻譯研究者提供比較素材，不是為語言研究者提供比較語言差異性的機會，也不是為文化研究者提供文獻，而應該是為廣大讀者提供美侖美奐的文學作品，啟發(fā)他們的心智。語言文化的差異性使得翻譯的“忠實性”這個概念并不意味著字比句次地逐詞精確，這樣的譯文與原文貌合神離，反而距離原文更遠?！爸覍崱弊鳛榉g天生的屬性和譯者的職業(yè)道德，要求譯者最大限度保留原作語言形式，但這要以不違背譯語遣詞造句習慣和不超過讀者接受能力為限。

3．3文學性和忠實性的辯證統(tǒng)一文學翻譯要講求譯作的文學性。堅持文學翻譯的文學性并不是說譯者可以天馬行空脫離原作隨意潑墨，堅持文學翻譯的文學性要警惕林紓式的“美言修辭”。文學性以忠實性為基礎，“忠實性”并不是死譯硬譯，我們反對納博科夫式的“悔言修辭”。優(yōu)秀的譯作應是文學性和忠實性的辯證統(tǒng)一。文學性與忠實性是天平的兩端，譯者如何調(diào)節(jié)天平的平衡呢?一方面應避免死譯硬譯，為此譯者應自覺地抵制源語語法的干擾，應按譯語遣詞造句習慣重新排列句子，不生拉硬拽，弄出一堆看著刺眼讀著拗口的歐化漢語，獲得解縛去感。翻譯過程中的死譯和硬譯往往是因為譯者易被外文語法牽著鼻子走，翻譯出洋腔洋調(diào)的中文，對付這種現(xiàn)象，思果形象地說，“原文放在譯者面前，好像獄卒，好像桎梏，好像神話中誘惑男子的妖女，使譯者失去自由，聽其擺布，受其引誘。為避免英文語法干擾，做翻譯的人要拳打腳踢，要保持甚至清醒，意志堅定，才能自由”(思果2000:6)。另一方面，譯文還要最大限度保留原作句法形式，特別是那些具有前景化效果的句法結(jié)構(gòu)。語言文化的差異性決定文學翻譯不是文字翻譯，而是忠實于原作風格的翻譯，文學的語言風格與句法結(jié)構(gòu)有直接關系。譯文要再現(xiàn)原作的風格，除了追隨原作的句法結(jié)構(gòu)之外，別無他法。按照漢語遣詞造句習慣重新排列句子與保留原作句法形式是一對矛盾。但是文學翻譯是一項永無止境的藝術，優(yōu)秀的譯者能因難見真功，巧妙地化解這一矛盾。即使因語言的差異性實在不能化解這個矛盾，也能以得補失，采取補償辦法使原作句子的藝術表現(xiàn)力在譯文中再現(xiàn)，“翻譯不像洗一件襯衫，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凈凈，翻譯像琢玉，可以琢磨個沒完”(思果2000:30)。

“思想感情與語言是一致的，相隨而變的，一個意思只有一個精確的說法，換一個說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盡量表達原文的意思，必須盡量保存原文的語句組織。”(朱光潛2004:121)譯文不僅字字珠璣，而且和原作亦步亦趨、文從字順，這是每個譯者的愿望。但由于語言文化的差異性，這個愿望的實現(xiàn)很不容易，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嚴謹?shù)淖g者嘔心瀝血在兩種語言中尋找最佳契合點，盡可能最大限度保持原文語法結(jié)構(gòu)，譯文語言貼切而不刻板，有長句而不歐化，自然流暢。這種譯法很吃功夫，譯者須經(jīng)多年摸打滾爬的翻譯實踐才能練就。思果根據(jù)自己豐富的翻譯經(jīng)驗，總結(jié)出“外文中的大部分句子，可以照原文詞序翻譯，辦法是改變連接詞，或補充一些無關緊要的字句。譯不妥的地方，再加以適當調(diào)整。這樣譯的好處是譯文自然易讀、快、明白、省事、顧全語境、情緒”(思果2001:29－31)。例如:①．．．Takeawordofadvice，evenfromthreefootnoth-ing．Trynottoassociatebodilydefectswithmental，mygoodfriend，exceptforasolidreason．/……聽我奉勸你一句話，別管我是個三英尺高、不值一文的人。不要把身體的缺陷和頭腦的缺陷，混為一談，老兄，你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自然又當別論。例①有很大的抗譯性，特別是evenfromthreefootnothing和exceptforasolidreason這兩個介詞短語作獨立成分而形成的小句，但經(jīng)過思果的匠心獨運，這段譯文不僅是生動地道的漢語，而且保留原文的句法結(jié)構(gòu)和語序，堪稱妙譯。翻譯畢竟離不開原作，文學性以忠實性為基礎。脫離原作的文學性，是借體寄生的創(chuàng)作，超出翻譯活動的范疇。理想的譯文語言是“親切的母語中帶著淡淡的異國情調(diào)，像撲面的晨風給人以清新的愉悅”，“譯者在原作句子結(jié)構(gòu)的束縛之下，因難見巧，在信與美、神與形、化與訛的對立中尋求和諧的過程。譯者努力消除兩種語言之間因為語文習慣的差異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牽強的痕跡，使譯語的生成盡可能符合漢語的語文習慣”(鄭海凌2005:67)。

4結(jié)束語

文學翻譯是美與信的問題，盡管爭論了近兩千年，但至今沒有定論。文學語篇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只有被讀者閱讀，這些重要功能才能得以實現(xiàn)。譯文讀者喜愛讀的文學譯作必定文辭精美、富有感染力，這意味著文學翻譯的欣賞功能是實現(xiàn)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的前提。因此，文學翻譯首先要具有文學性。但是，翻譯天生的忠實性和譯者的職業(yè)道德要求文學翻譯不能是林紓式的“美言修辭”。同時，語言文化的差異性決定翻譯的“忠實性”并非納博科夫式字比句次的“悔言修辭”。文學翻譯是文學性和忠實性的辯證統(tǒng)一。

作者：徐紅 單位：哈爾濱工業(yè)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