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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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引言
河南地處中原，交通便利，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簡稱“豫”，地域及文化優勢明顯，上古先秦時期有很多商人從這里生長、起步，后來發家致富。同時，伴隨著中原文化的出現、繁榮及社會的進步，并逐漸孕育形成了根源深長和內涵價值厚重的先秦豫商文化。在先秦豫商思想文化中，其最富有生命活力的當屬先秦豫商的德性文化，這是以河南為主體地域性儒家思想道德文化在古代商業活動中的集中體現與現實折射。由此，認真挖掘和仔細梳理其德性文化內涵及現代價值對當前中原經濟的崛起是十分必要的，其現實的啟示意義亦是重大的。
先秦豫商德性文化是指先秦時期在河南一帶從事商業活動的儒性商人在長期的經商實踐經驗活動中總結和提煉出來的一種共性的商業道德文化特性。這種文化特性是先秦豫商在生活和經商的雙向互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各種語言行為習慣并夾雜多樣的民俗文化及宗教思想等內外合一的商業德性文化意識，伴隨著古代中原商業的進一步發展及演變，并靈活的融合了儒家的一些仁義道德，常常把儒家的一些倫理道德文化作為從商的至高境界，明顯帶有商業倫理的儒化傾向。繼而，后世的眾多豫商加以傳承和極力弘揚，這是一個儒家思想道德文化與古老商業時代文化不知不覺互動共鳴、共融發展的演化過程，也是一個先秦豫商不斷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漸進過程。如中原第一儒商子貢秉承儒家“仁義”之德，從商富賈，終成“儒商鼻祖”；鄭商弦高犒勞秦師退兵，倡導愛國重商；洛陽商人白圭治生有方，以智強仁勇的經營理念創造了商業致富神話而名滿天下；還有豫商“陶朱公”范蠡以忠恕之道，仗義疏財，施善鄉鄰，惠濟四方，成就“千秋商祖”之譽。在這些先秦豫商的身上，皆彰顯了厚重的德性文化意識和幽深的商業文化品性，其內涵價值豐厚，現實功效明顯，為新時期新豫商提供了鮮活的精神食糧，對重塑和建構新豫商精神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崇尚“仁義”之德
中華民族素來號稱“禮儀之邦”、“文明古國”，極其推崇“仁義”之德，這是以完善社會的情感道德為理想目標的，而不是完全的以追求社會的物質富足為最終指向的，這與現代西方的純粹物質文化是截然不一樣的。此種道德標準更多合乎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的商業價值取向，在人生價值的實現路徑中，道德價值的提升和完善是高于物質利益的需求和滿足的。同時，這也是先秦豫商經濟倫理思想的道德精髓，先秦豫商歷來把崇尚“仁德”作為通商惠賈的基本倫理標準，要求商人要“本心仁厚”，把古代豫商從商遠賈的道德完善由外向內進行自我超越。而在具體的經商實踐中則表現為“以義制利”、“見利思義”，主張“仁中取利”、“以義生財”，要求商人正確對待物質利益的正當獲取路徑，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禮記?大學》），基本秉承儒家的“仁義”之道來經商處事，把為人處世的道德理念和從商致富的商業實踐巧妙地結合起來，這是先秦豫商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們致富發家、為民立國的一大法寶。豫商之一的洛陽商人白圭，曾稱自己的經商行為是“仁術”；孔子弟子儒商子貢，也極力倡導“博施濟眾”的“仁德”道德標準。
可見，以“仁義”之德經商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顯著特征，且內涵價值豐富，折射到他們實際的商業活動中則表現為具有高度自覺的道德倫理意識。大家常說“無商不奸”、“無奸不商”，其實說的就是商人的道德倫理問題，商人在從商過程中以高超的商業技巧而大獲成功，并深受儒家高尚仁義道德的情感熏染，那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儒商”典范。先秦豫商就一直秉承“仁義”之道的從商理念，主張“為富且仁”、“富而不驕，貧而不諂”，先秦豫商有正確的財富觀念，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論語?堯曰》）。在孔子及其弟子子貢的眼里，富而仁德是從商惠賈的首要原則與思想核心。先秦豫商鼻祖子貢，堪稱儒商典范，他一生從商治生，崇仁立德，求實務本，既傳播和弘揚了儒家思想，又成就了自己的商業理想，促進了古時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司馬遷說：“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貨值列傳》）。子貢是孔子眾多弟子中從商致富為民立國的成功范例，他一邊學習、信奉尊奉孔子的“仁義”之德，一邊利用自己卓越的商業頭腦從商致富，他善于學習，重德守義，講究誠信，立公為民，較好的協調了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實現古代商業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由此，《論語?學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可以看出，子貢是先秦豫商中典型的文化商人，既有商業頭腦，才思敏捷，又崇仁立德，義利兼顧，將仁義道德、賢智濟世融合起來，開啟了中華儒商文化的先河，為后世眾多豫商所追隨和效法。
而被司馬遷譽為“治生之祖”的洛陽商人白圭，也是先秦豫商中崇尚“仁義”之德的成功商人。他經商的秘訣是“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而不是一味用巧取豪奪來發財致富。《史記?貨值列傳》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為為商之道應善于決斷和權變，具備智、勇、仁、強等多方面的綜合道德素質，所以，他把自己的商業精神和經商之道稱為“仁術”。豫商“陶朱公”范蠡也極其贊賞從商要把“仁義之德”一以貫之，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先秦豫商勤奮善良，踏實能干，行商千里，從不忘崇儒重教，鄉情濃厚，并為富且仁，常常惠施鄉鄰，恩澤四方。其厚重的儒家德性文化涵蓋了上古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法律、婚姻等各個領域，其中有豫商用于衣食住行的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居住文化、交通文化等，這些是古老的中原先民們在積極的商業實踐和生活勞動中長期培育養成的價值觀念、思想方式、個人情操、傳統習俗、道德規范等重要的時代價值內涵，是他們在改造、征服自然和創造社會文明的過程中形成的現實活動、思維模式和道德意識行為，是先秦時期商業德性文化的高度概括和凝聚。這種經世濟民的大愛思想，既是儒學仁愛精神的崇高體現，又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至高理想和目標。它提升了先秦豫商的商業智慧，也深化了先秦豫商的人文品性，成為先秦豫商精神的最高體現，對古代中原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影響和造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卓越的儒性文化商人。
先秦豫商嚴格尊崇儒家“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可謂仁矣”的思想教誨，把自己從事的商業活動看成自身實現儒家德性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途徑。他們大多發家致富立國為民，而不是將財富用于個人的奢華消費，而是熱衷于賑災濟民、捐資辦學、修橋筑路等為社會、為國家的公益性活動。先秦豫商這種以商為業，兼顧為國、為民、為社會的儒商修養受到了后世以來有識之士的高度認可，像后來的明代巨富沈萬三、清代晉商翹楚喬致庸、紅頂商人胡雪巖、華人首富李嘉誠、愛國慈善家邵逸夫等，他們不為一己之利而害天下蒼生，而是以自己超人的才華、智慧、仁愛來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注重“仁智”之勇
商業的經營與管理不但需要以“仁義”之道來鑄就商業道德，更需要仁者的智慧與謀略來勇創商業奇跡。實踐證明，只有善于把握市場規律，認清各種復雜的經濟現象，正確預測未來經濟形勢，才能穩操勝券，致勝千里，永遠立于商業的不敗之地。先秦豫商把“仁德”作為經商之道的基本素養，同時倡導勤儉經營，善于用人，尤其看重經商時要眼光獨特，堅決果斷，出其不意，以“仁智”之勇，“乘勢待時”，以眼疾手快搶占商機，從而贏得主動，獲取成功。商人始祖殷人王亥落居于今河南商丘一帶，在上古時期生產工具落后、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王亥利用自己過人的聰明才智，馴養牛馬，“牽牛車而遠賈”，并用自己部落剩余的物品來換取周邊部落的牛羊帛粟，開啟了我國早期的商業活動，對后來商人認識到商業交換的市場規律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后世商人認識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同時也出現了商朝人及后世商人時常大規模用牛馬羊等牲畜來祭祀王亥的現象。春秋時期儒商鼻祖子貢也擁有“仁智”之勇，并善于明察秋毫，認清時令變化和市場供需狀況提出了“物以稀為貴”的商業理論，使他在經商活動中游刃有余，大獲成功，就連他的老師孔子評價他擅長揣度市場行情，預測準確，常常“貨殖屢中”。還有著名的鄭國商人弦高以販牛為業，一次在經商途中偶遇秦師入侵，他智謀超群，心生一計，用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主動犒勞秦軍將士，暗地給鄭國報信，最終智退秦軍，保全了鄭國，他以經商愛國的“仁智”之勇終止了一場戰爭，被傳為商人重義的美談與佳話。
事實上，先秦儒家自始至終都在提倡“仁智”之勇。在孔子看來，“智者不惑”，人是一種有理性的高級物種，“智”是一種道德的認知行為，是一個道德理性的范疇，學習智慧是人生一大快事、樂事。儒家所倡之“智學”，是學思與知行結合統一的，孔子指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學而》）。道德智性是先秦儒家處理復雜人際關系的理性原則，是明辨是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完善，而運用“仁智”之勇是自我克制物欲泛濫和提升自我人性的最佳路徑。或許正是在這樣的儒性文化思想的引導下，“以智經商”就成為先秦豫商經營活動的突出特性。他們重視知識的學習和經驗的總結，善于反思自我，不襲舊俗，一切商業實踐皆按時、因事、依勢而變，好學重智，通達善變，推崇人才的任用和創新的提升，使他們在商業活動中大獲成功。假若先秦豫商重德不重智，那就變成了迂腐的商人，俗話說的好，“經商不懂行，瞎子撞南墻”。先秦儒家把仁、智、勇作為三達德，而先秦豫商也只有把這三者在商業活動中運用好、發揮好，才能創造出驚人的財富和鑄就成恒久不變的商業之德，這也是先秦豫商所追求的崇高的人格境界和至高的經商境界。
洛陽商人白圭是先秦豫商的代表人物，后世尊奉為“治生鼻祖”，他在長期的商業實踐中總結出一套非常有效的經商之道，他看重“智”、“強”、“仁”、“勇”的經商素質。他強調商人要以“智”學識，多讀書，勤思考，善于捕捉商機，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勇于決斷，以“智”取勝。同時他堅守仁義之心，有憂患意識，能深入了解市場和天象變化，及時調整經營方式，保證經營管理發展要有強大的后勁，能守得住財富，白圭雖富甲一方，但自身生活簡樸，省吃儉用，與家人、奴仆們同甘共苦，共創家業。白圭擁有高遠的戰略眼光和把握商業時機的超強能力，商業天分突出，他善于選擇商業經營的方向，主張樂觀時變，倡導“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經商原則，保證了自己經營的主動權，輕松獲取豐厚的利潤，客觀上又調節了商品的自然供求和價格平穩，保護了個體農民、手工業者、消費者三者的利益，最終白圭以這樣的“仁術”累積百萬，成就了“商圣”之譽。豫商南陽范蠡年輕時曾拜早期的商業理論家計然學習理財之道，后來輔助越王勾踐成就霸業，此后棄政從商，隱居江湖，憑借自己超人的生財之道，曾“三致千金，財聚巨萬”，后世譽他為“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冠天下”。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要認識到“仁智”之勇的重要性。在風云變幻、爾虞我詐的商海之中，更要依賴于優秀的經營人才，提升自己的創新智慧和管理謀略，方能克敵制勝，成為真正的“仁智”商人。特別是現代新豫商更應該認識到，在復雜多變、競爭殘酷的商業實踐中，不僅要積極的向先秦豫商那樣“修心養性”，更應該深刻的學習新知識，總結新經驗，以“智”取勝，并能在復雜多變的商業經營活動中，靈活善變，充分發揮先秦豫商儒性文化的“仁智”之勇，彰顯新時期當代新豫商的儒商風采和儒商德性魅力，方能恒久地立于不敗之地。
強調“忠恕”之情
“仁義”之德是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內容，“以仁生財”是實現儒性商業文化的主要手段，先秦豫商特別強調“忠恕”之情，盡心做事，同情弱者，以治國的胸懷來經商致富，賺取民心，贏得民意，從而立國為民、名揚天下。而對那些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謀取暴利等卑劣商業行為應堅決摒棄。先秦豫商則是真正的仁者，他們超然物外、輕視功利、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愛國意識，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個人得失，憂國憂民，甚至以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為重，這是先秦豫商經商之大道。豫商子貢在孔門眾多弟子中，勤奮求學，孜孜不倦，有辯才，善外交，師從孔子立志從政，雖長期經商，家財萬貫，最為富有。但他胸懷大眾，博濟廣施，富而不驕，謙遜忠孝，他曾花重金救贖在外流落的魯國奴隸，但從不索要贖金，他堅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的“忠恕”之道，以同情別人的眼光和換位思考的思維方式運用于商業實踐，實現自我與大眾的互惠共贏，且能以“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博愛胸襟而慷慨回報社會而名揚列國。
南陽豫商范蠡出身寒微，但聰敏好學，年少有才，他人生前期幫助越王勾踐勵精圖治，成就霸業，人生后期專心經商，成為巨富。范蠡一生基本秉承“忠恕”之道，以圣人之資協助越王治國理政，富民強兵，提出本末并重、農商皆利的治國之道，終以鑄就偉業。后來，他急流勇退，致力從商，與家人們開荒耕地，兼顧養魚、飼養牲畜等副業，很快成為當地巨富，但他生財有道，富而能仁，時常仗義疏財，施善鄉鄰，曾三遷“天下之中”定陶，三聚千金，又三散家財于鄉鄰，可見，范蠡是忠國愛民、社會責任意識強、仗義疏財、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仁德”豫商，堪為后世豫商之楷模。鄭國大夫子產執政護商，保護商人的權利，促進鄭國商業的發展與繁榮，這種良好的從商環境造就了很多愛國商人，使得鄭國及后世豫商中不斷涌現出很多的愛國商人。春秋時期鄭國商人弦高就是其中之一，能在鄭國四面受敵的困境中，想方設法智退秦軍，拯救鄭國于危難，弦高從商為國，帶動國家重商風氣，提高鄭國商人地位，成為古代中原第一愛國商人。
姜子牙，河南衛輝人，也是先秦時期的著名豫商之一，在殷朝末年他是有名的政治謀略家、思想家和軍事家。后人大多認為他在軍事和政治上是成功的，可他在經商方面卻時運不濟，生活上時常貧困潦倒，為了營生，他多次提籃街頭叫賣，其結果往往十分悲慘，無功而返。為生活所迫，他還賣過竹籃、干面，經營過酒肆，在朝歌販賣過牛羊等牲畜，大都失敗。后來，在西周初期，得周文王、周武王賞識任用，得以施展才華，成為了運用經商來治國理政的政治大家。姜子牙文才武略，秉承心中的“忠恕”之情，對周王朝忠心不二，后來分封“齊候”，看到齊國之地貧窮落后，他根據自己早年豐富的從商閱歷，積極帶領齊國民眾，勵精圖治，上下一心，種桑養蠶，并借助于天然的土地及氣候優勢，大力發展絲織業、捕魚業、鹽業等手工業和商業生產。姜子牙是一個聰慧睿智的“若愚”商人，他勤奮能干，務實精明，擁有高尚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養，再加上他善于運用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思維模式，仁義為先，處處體現著豫商樂善好施、以善濟眾的高貴品質，他關心大眾百姓，盡心忠孝，為民為國。由此，他潛心經營的齊國很快就繁榮昌盛起來，成為當時全國比較有名的商業大都市，姜子牙也成為了以商治國、立國的成功典范，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子貢、范蠡、弦高從商的“忠恕”之情強化了古代先秦豫商所具有的仁政智慧和商業德性，在此理念的指引下，先秦豫商以積極的入世態度和自強圖新的進取精神，把商業的德性文化落實到具體的個體生活和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去，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促進了社會的經濟發展和道德完善。這樣的從商義舉深刻影響了后世豫商的道德思維方式，歷代豫商都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把“忠信仁德”作為自己從商的首要職責，強調正己施人、經邦濟世，使得“忠恕”之道的真正內涵和價值在不同的時期能充分展示，發揮它應有的意義和作用。秦代相國豫商呂不韋以經商起家，善于長線投資，頗有政治頭腦和戰略眼光，以“奇貨可居”從商治國，為中國的統一貢獻很大，這主要源于他能忠信報國，以宏偉之志成就千古商業奇才。西漢有名豫商卜式以耕田畜牧為業集聚財富，當漢朝邊患四起，匈奴戰爭連年不斷，他依然顧全大局，以國為重，愿意捐出一半家產來資助邊防，甚得皇帝賞識，皇帝也以此來教化百姓，受此影響，當時還有豫商張長叔、李通等人曾幫助漢室復興。后來清代河南鞏義以康應魁為代表的康百萬莊園，也是一個典型事例，如今莊園里遺留下來眾多的匾、額、楹、聯，皆體現了康家“修己安人”的“忠恕”之情，還有康家有名家訓“留余”思想，也集中體現經商的“忠恕”之道。諸如這些豫商都非常自覺的把自己從商致富生財與服務人民、振興國家、強盛民族結合起來，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起，這些都是先秦豫商德性文化中“忠恕”之情的完美闡釋。
結論及啟示
我國經濟的改革發展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儒家德性倫理文化映照下的商業經濟發展模式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先秦豫商德性文化的內涵價值強調，商業經濟的主體踐行過程應該是在我國儒性道德倫理文化的支撐下才能正常運作，把經濟發展的自我利益最大化和社會道德價值的最優化真正的契合起來，進行互補，達到統一。此種道德價值標準和先秦豫商經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著先天的內在涵容性，像上面說到的“富而不驕，貧而不諂”的儒性商人子貢，“天下治生之祖”的商業祖師白圭，“富而好行其德” 的商圣范蠡，甚至包括后來“愿輸家財半助邊”的漢代商人卜式、“人有危難，傾財相助”，“義聲遍及長安”的唐代商人宋清，還有近代有名儒商張謇、陳嘉庚、盧作孚都是此類經濟思想和德性文化完美融合的典型代表。當前中原經濟的發展正處于關鍵時期，這種德性文化的內涵價值為中原經濟區的建設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思想引導作用，并指引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更好的向前推進，在我國平衡東西部發展中發揮更大、更廣、更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第2篇
中國建筑一直以來以土和木為主要建筑材料，后來又伴隨加工石料、燒制的磚瓦等材料構建而成，故中國又把建筑工程稱為土木工程。建筑藝術則是為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應運而生的。在階級社會，建筑藝術無疑打上了統治階級審美的烙印，而眾多民居則更多表現出了老百姓的喜好和追求。建筑藝術的產生首先來源于實用，在滿足實用功能的基礎上，加上匠師們的美化處理，產生了建筑藝術。比如中國建筑的坡形大屋頂就是為了排水和遮陽的實際用途。被稱作“飛檐翹角”的屋蓋也是由于使排水拋遠、多納陽光的需要而創造的優美形象。在這技術與藝術構成的文化綜合體中，建筑是由人創造的，作為文化，建筑的主角是人。所以，當我們認識中國建筑文化的本質時，必然要考慮處于一定建筑環境中的人的意識、觀念、思想、情感和行為。因此，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典籍，不僅能幫助我們探究建筑的形式和技藝，同時發掘形式后面的哲學現象，還能使我們真正了解中國的建筑文化，掌握中國建筑的主體價值，從而在現代化浪潮中才不致失掉民族的特質。
二、中國先秦典籍中的建筑文化現象
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獨樹一幟的中國歷史，以及中國文化脈絡的漸進歷程，構成了中國建筑偉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長而燦爛的歷史長河中，作為東方文化與哲學的物質載體，中國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世界建筑史中絲毫不亞于歷經許多世紀業已發展成熟的西方建筑。在高超的土木結構技術與迷人的藝術風韻中，中國建筑文化，鑄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與深奧的哲思境界，這一切毫無疑問全部折射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
（一）中國建筑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時空觀
中國人最早提出了道德這樣的東西，用來約束人類的獸性。然后把它投射到天上，這就是“天人合一”哲學觀的開始。古代中國人在文化觀念中認為人與自然是相互對應的，即所謂“天人合一”。這在中國先秦典籍《周易》與老莊的著述中表現很突出，《周易》關于“天地人”三才之說與老莊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歸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說：“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而程明道則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語錄》二上）。因而，中國建筑文化，令人深為感動地體現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宏大的時空意識。從自然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護人類生存的“大房子”，所謂“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為宙”。從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征宇宙，“天地入吾廬”也。中國建筑文化的時空意識，是一種自古就有的、人與自然合一的有機論。
（二）中國建筑文化之倫理觀
中國建筑文化之倫理觀是與人和自然相親和、天人合一時空意識相一致的，是中國人所一向獨具的淡于宗教、濃于倫理的文化傳統。中國人頭腦中的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神人不分，很多神是我們尊敬的人，沒有絕對服從與崇拜的宗教主神，釋迦牟尼、上帝、真主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來品。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在中國建筑文化史上的影響，遠不及作為哲學文化的老莊道學。自古以來，中國人崇尚現實主義，對于宗教沒有真誠的信仰，處理一切精神問題時，都給人以務實的感覺。中國人不是宗教民族，也不是內省的民族，所以內省性的精神生活不是中國人的專長。相比來說，日本民族把握禪宗精神，開拓了一套精神生活方式，包括茶道、花道。而中國人喝茶是為了解渴，插花是為了美觀，并沒有進一步的精神價值。反映在建筑上也是如此，現實主義精神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西方建筑追求表里如一，使用材料以及外觀構造表達了一定的建筑精神。而中國建筑則不同，沒有人注意材料的品質和建造的方法。通常外觀是加上去的，或用瓷磚、或用面磚、或用石片；木材結構亦如此，外表上漆、加彩。這都是中國人務實精神所促成的發明。然而，這種淡于宗教所留下的歷史空白必須得到填補。淡于宗教者，容易濃于倫理。以倫理代替宗教，正是整個中國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因此，城市、宮殿、陵墓、壇廟、民居、寺觀、坊表、園林建筑以及屋頂、斗拱、門牖、臺基、裝飾形制等，無一不是或者強烈、或者平和、或者顯明、或者隱約地體現一定的倫理文化主題。比如中國建筑為了覆蓋有缺陷的材料，使用表面的裝飾，這本來是物質上的需要，但因此使表面的裝飾成為制度，象征了社會地位，維護了倫理制度。
（三）中國建筑文化之生命觀
中國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質構架是以土木為材。有的學者以為中國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認為所謂用石方法的失敗，是中國古代陰陽五行哲學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獨缺石之故。事實上，所謂陰陽五行學說，一般認為起于周代，成于戰國時期的鄒衍。在周代之前，中國建筑的土木構制早已形成，如果說，中國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傳統與陰陽五行說缺石有關，那么周人之前許多世紀的中國土木建筑文化傳統又如何理解呢？從另一角度分析，陰陽五行說實際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為地，為土，艮為山、為石。土者，五行之一。艮卦的母體是坤，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剛性罷了。因此，建筑文化主要以土木為材而少用了石材，與陰陽五行說沒有必然聯系。有學者認為，中國人選擇土木而少用石材只是代表了一種生命觀。中國古代墓室幾乎全是用石材砌成，墓室是向下的，暗示著死亡。而木材是向上生長的樹木，代表著生命。五行說中的木象征生氣，以青龍為標志，方位為東。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土木配合，相輔相成。而石材質地近金，有肅殺之氣。事實上，木材的建筑是親切近人的，手觸之有溫暖的感覺，而室內的柱子也暗示了樹林之象。生命的感覺對中國人而言比永恒更重要。除了在環境上感受到生命之氣，在材料的使用上執著于土木之外，造型的生氣尤其重要，石材太厚重，缺少飄逸感。唯有土木，采用木柱支撐系統，翼角起翹，才可以建構出一種生動的氣韻。中國古代園林建筑中，石是重要的材料，但也不是厚重、堅實又自然的山石，而是合乎“瘦、漏、透、皺”原則的怪石。起初這樣的造型與仙山有淵源，到后來，文人們對這種弱不禁風的怪石產生了直接的感情，不但成為畫家筆下之寵，一般文人案頭也少不了它了。
（四）中國建筑文化之人本精神
在殷周之間，逐漸產生的人文精神，以禮制為代表，即儒家數千年的正統中國文化的標志。這種以禮為代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中國文明的倫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諧。儒家把人世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系設定了行為道德標準，就是用著名的五倫。這種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間上，形成中國特有的空間觀。第一個特色是均衡、對稱。我們知道自古中國人就不相信神，宗教意識淡泊。很多事物都很能務實，以人為本，視人為性靈的整體。古人對人體形態的看法產生了對稱的觀念，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回到人體去解釋，這是中國文化里的重要觀念。由于人體是對稱的，以人為本的建筑也是對稱的，從而產生了中軸線。因此，對稱的空間與人的環境感受是相配合的。而歐州在文藝復興之前，沒有對稱的建筑。也可以說，中國建筑自始即應合自我的形象，從而建立了空間秩序。第二個特色是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中國的個體建筑都是極其簡單的長方形匣子，因此，凡建筑皆成組。四合院幾乎是最起碼的組合；每一個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觀念，都是一個小的宇宙。在北方，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廂房圍護。如果是大型建筑，則有數進、重復合院的組合。在成組的建筑中，從個體建筑的高低大小，可以看出何者為主，何者為從，建筑群因此可視為人間禮制的反映。在住宅建筑中，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間，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別，秩序井然。中國傳統建筑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要尋找其根源，必從先秦典籍透露出的哲學觀及美學思想出發。不讀這些典籍，就不能深刻知曉中國傳統建筑的文化起源。比如儒家的“真”、“善”、“仁”的美學思想在《論語》、《國語》、《孟子》、《荀子》等散文中得到全面體現，道家“虛無”、“意境”的美學思想也在《老子》、《莊子》等文學作品中體現，這些美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建筑中都有所體現。中國先秦典籍不僅是研究中國傳統建筑起源的重要依據，其所蘊含的文化思想也影響中國后代的建筑營建活動，無論是宮殿、陵墓、祭祀建筑還是住宅、園林等。研究中國古代建筑離不開對中國古代典籍的解讀與研究。
三、結論
第3篇
[論文摘要]《爾雅·釋親》是我國最早研究親屬稱謂的專著，它比較系統地記錄了我國古代親屬之間的關系，從而也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的婚姻制度及家庭形態。
稱謂，正如戴昭銘所說:“是人類社會中體現特定的人際關系中的特定身份角色的稱呼，這種稱呼總是反映著一定社會文化或特定語言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國古代社會親屬稱謂之豐富完備在世界上都是無與倫比的，《爾雅》中的《釋親》是我國最早研究親屬稱謂得專著，所收古代親屬間稱謂語二百有余，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大類。其中多數稱謂語今天已不復使用，有的詞義發生了變化，也有一部分已演化為現代漢語的基本詞匯，在今天仍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親屬稱謂不僅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血親婚姻關系，同時也蘊含著一定的文化信息。文化的載體是語言，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語言在變化，作為語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稱謂語所傳承的漢文化信息也不可避免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一、《爾雅·釋親》中直系親屬以男性祖先為主.女性為輔，體現了男尊女卑的觀念
我們最早闡述親屬稱謂的歷史文獻《爾雅·釋親》中曾記載了五代親屬的稱謂:“父為考(父親稱為考)，母為姚(母親成為批)。父之考為王父(父親的父親稱王父，即祖父)，父之姚為王母(父親的母親稱王母，即祖母)。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祖父的父親稱曾祖王父，即曾祖父)，王父之姚為曾祖王母(祖父的母親稱曾祖王母，即曾祖母)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父的父親稱為高祖王父，即高祖父)，曾祖王父之姚為高祖王母(曾祖父的母親稱為高祖王母，即高祖母)。”“考”和“姚”是對已逝的父母的稱謂，“考”的含義是成，即一生的德行已完成;“姚”配也。指與考相配。這說明在經過母系社會進人到父系氏族社會之后，母親—女性的地位已顯然處于從屬的地位。這是男尊女卑觀念在稱謂上的早期體現。
“夫—妻”本是表明配偶關系的基本稱謂，但“妻”在漢語的親屬稱謂等級中并無相應的位置，《釋親》以“夫”“妻”分類，并立有“妻黨”一節，但卻無夫妻的解釋，這或許同樣是由封建社會中妻的地位所決定的。在封建社會中，“妻”始終處于從屬地位，以“夫為妻綱”為宗旨的“七出之條”，頭條便是“無后”。可見“妻”直至養育兒女之后，才有可能取得正式合法的地位。而有了兒女便升格為“母”，在親屬中的等級地位也立即會有質的變化—特別是有了兒子之后，母親—女性的家庭、宗族地位才為穩固。
《爾雅·釋親》據傳記載的是周代的親屬稱謂詞，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了，但是其中的多數稱謂詞語時至今日仍在沿用。《爾雅·釋親》是親屬稱謂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的有關著作大多在此基礎上加以調整、補充，深人引發。由此可見，《釋親》中的稱謂詞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古代家庭結構及家庭成員間的復雜關系:周代社會是父系社會，以男J勝祖先為核心，父系稱謂以同姓為標志;此后的一夫多妻制，又因財產的繼承權問題而必須確定嫡庶、妻妾的不同地位，母系稱謂則愈發復雜化了。這對封建家庭女性稱謂體系一直維系了幾千年。
二、《爾雅·釋親》反映了一種特殊的家庭形態
《爾雅·釋親》:“父之姊妹為姑”，“母之昂弟為舅”。就是我們今天所稱的姑舅。但在《爾雅·釋親》又云: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為姑”。夫稱“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從這樣的稱呼我們可以看出古代“姑舅”相當于今天的“公婆”。“妻之父為外舅”古人為了和指公婆的舅姑有所區別，就在妻子父母的稱謂前加上“外”。即男子稱岳父為“外舅”，岳母為“外姑”，婦人稱公公為“舅”，婆婆為“姑”。把公婆稱舅姑、岳父岳母稱為外舅外姑，據考證是源于人類母系氏族時期的族外群婚制，不同血緣的兩個氏族之間的男子互相婚配到對方去延續生命，“出嫁”的男子還是自己氏族的成員，而所生子女卻歸屬女方，這樣當下一代的男子再互相“出嫁”到對方去的時候，就有了對上一代“舅姑”的稱謂。只是當時的舅姑不只指公婆，還兼指岳父岳母，因為互配的男女雙方是群體的兄妹關系。當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系確立之后，民間婚姻習俗還崇尚親上加親的“姑舅交表婚”，即男子娶舅舅的女兒或姑母的女兒為妻，于是舅當然被稱為岳父(外舅)，姑母則是岳母(外姑);女子亦以舅舅的兒子或姑母的兒子為夫，于是舅當然被稱為公公(舅)，姑母則是婆婆(姑)了。這種交表婚制直到現在一些偏邊農村還存在。姑舅即“公婆”的親屬稱謂在古代詩文中很常見，如唐朱慶徐《閨意》:“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人時無?”唐杜甫《新婚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嶂。”“姑舅”相當于“公婆”的稱謂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曾存在一種特殊的家庭制度。隨著這種家庭制度的取消，這種文化現象也載入了歷史史冊。
三、《爾雅·釋親》反映了一種特殊的婚姻制度
親屬稱謂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蠻民族的社會制度中起著決定作用。作為親屬關系的起點和紐帶的婚姻制度。一般認為，人類社會的蒙昧時期實行群婚制，野蠻時期實行對偶婚制，文明時期實行的則是一夫一妻制。而在從群婚到偶婚的過渡時期，大約還有伴侶婚制和交表婚制。《爾雅·釋親》作為我國研究親屬稱謂的開始，它比較全面地闡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人際親疏關系，系統的記錄了先秦時期的親屬稱謂制度。據此，我們可隱約窺見這種上古婚姻制度發展演變的軌跡及與之相應的婚姻家庭形態。
《爾雅·釋親》:“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姐，后生為娣”故郭璞《爾雅注》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意即共夫的姊妹互稱“娣擬”，即女子同嫁一個丈夫，年長的女子稱謂“姐”，年幼的女子稱謂“娣”;古代兄弟之妻也可以互稱“女以娣”。《釋親》又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姐婦”，意為兄長的妻子稱弟弟的妻子為娣婦，弟弟的妻子稱兄長的妻子為姐婦。可見，“娣姐”實有兩層不同的含義:(1)共事一夫姊妹間的互稱;(2)兄弟之妻間的互稱。從表面來看，二者差距較大，但結合我國古代社會婚姻家庭形態的發展來理解，就不難看出二者之間的一脈相承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