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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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勞動力；老齡化；結構斷層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已高度關注“誰來種地”的問題，各級政府對“三農”問題也高度重視，每年都出臺扶持“三農”的一系列政策。但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農村勞動力轉移戰略的實施，大批素質較高的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勞動力結構斷層現象日益突出。下面是筆者對農村基層勞動力情況的調查及分析。

1 農村勞動力狀況

1.1 農村留守人員是普通家庭勞動力的主力軍

據調查，農村從事普通家庭承包土地耕作的主要勞動力以留守婦女和老年人為主，他們大多數的年齡已超55歲，甚至70歲以上仍然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從體力上來講都是在勉強支撐。也有部分在當地工業企業就業的中年人利用工休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從浙江省臨安市某山村調查，有勞動能力人數為420人，在本村務農的僅 98人，所占比重為23.3%，其中55歲以上的就有72人，占本村務農人數的73.4 %，而本應作為農村勞動力主體的21至55歲的勞動力只有26人，占務農人數的26.5%。再如某村，所從事的種植業專業性較強，經濟效益相對較高，但從調查顯示，務農人員中55歲以上的占71%。

1.2 勞動力年齡結構比較

設施農業比一般傳統農業的從業人員相對年青，特別是新興農業產業的企業法人代表比較年青。從臨安市的花卉產業、中藥材產業中調查，從事設施栽培的科技大戶戶主和企業業主年齡在35～50歲的占多數，但聘用的勞動人員年齡偏大，據統計平均年齡達57.5歲。而從事一般露地種植業（主要為傳統農業）的業主及勞務人員高齡化嚴重，從5個村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業業主平均年齡56.6歲。從農業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組織中調查得知：調查了3個種植業專業協會（花卉、蔬菜、水果），調查的農民會員總人數為142人，其中60歲以上32人，占22.5%；50～59歲的74人，占52.1%；40～49歲的28人，占19.7%；40歲以下的8人，占5.6%；30歲以下為空白。筆者又調查了水果、蔬菜農村專業合作社，參加的農民數為446人，其中：60歲以上人數57人，占12.8%；50～59歲249人，占55.8%；40～49歲104人，占23.3%；30～39歲的33人，占7.4%；30歲以下的3人，占0.7%。從調查中得知：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員中，50歲以下的一般為農業企業業主。

1.3 勞動成員文化程度低

從務農人員的文化程度調查得知：某村在本村務農勞動力只有102人，其文化程度構成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76人，占74.5%；初中20人，占19.6%；高中及以上的只有6人，占5.9%。

1.4 勞動力嚴重短缺

由于農業生產季節性明顯，勞動力使用有閑忙之分，本來就緊缺的勞動力，到了忙季就更短缺了。某農業種植企業租用土地10hm2，聘用長期勞動管理人員1人，長期勞動力6人，其余為臨時用工。每年勞動用工需2000工，其中雇用家庭婦女用工1250工，占62.5%，雇用的男勞力均在50歲以上，最大年齡70歲。

1.5 農業經營者后繼乏人

從幾家私營農業企業調查，存在一個共性問題，就是缺乏繼承人。業主的子女讀書（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大多進城就業，不愿繼承父業。就調查的25家農業企業來看，只有3家的子女愿意繼承父業，占調查數的12%。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從事一線勞動的人員嚴重老齡化。農業已面臨嚴重的勞動力老齡化和勞動力結構斷層問題，高素質的農業從業人員將更是缺乏。

2 勞動力素質和結構斷層問題影響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2.1 文化程度低

農村主要勞動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思維方式陳舊，缺少探索創新精神，只能按照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進行勞作，不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水平。

2.2 技術型農民匱乏

農業新技術、新成果的及時推廣應用需要實用型、技術型的農民。目前，農業發展的科技貢獻率較低，大片土地粗放管理，甚至荒蕪，形成農業生產惡性循環，致使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

2.3 農業生產缺乏新生力量

在農業生產一線的青壯年勞動力所剩無幾，年青人勞動能力退化，以致浙江臨安的山核桃產地出現了50～70歲的人在樹上打山核桃，20～30歲的人在地上揀山核桃的場面。農村普遍出現了“老倌子種田，青年人難覓”的情況。農業企業后繼乏力。

3 解決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及結構斷層問題的對策

3.1 從提高農民社會地位和采取系列保障措施著手

如制定對取得農民技術職稱，從事一定規模農業生產的農民可享受城鎮居民同等社會各項保障待遇的政策。積極消除社會輿論的負面影響，使農村中扎根的青年，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3.2 重視農業產業人員的培養

浙江省已相繼出臺了《浙江省農民科學素質行動實施方案》等政策，這是一個極好的提高農民勞動素質的行動，但要加大投資和監管力度，注重實效。

3.3 加大政策支農的力度

通過制定農業發展的優惠政策，引導大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投資農業，實現以工補農。各級給予到農村創業的大中專學生必要的發展啟動資金，鼓勵、引導更多的優秀人才到農村創業。在切實加大支農資金傾斜力度的同時，必須加強對支農資金用項管理的監督。

3.4 加大對農業機械化裝備投入和監督力度

政府已出臺了對農民購買農業機械給予經濟補貼等政策，但還需加大扶持力度，提高農業機械應用的廣泛性，增強農業生產能力，減輕勞動強度。

3.5 加快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推行

第2篇

下面把我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作以簡要匯報。根據會議安排。

總人口40.9萬人，區共有耕地面積27萬畝。其中農業人口25.3萬人，農村勞動力16萬人，農民人均耕地1.07畝，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較突出。近年來，隨著農業科技水平和機械化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越來越少，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如不及時地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農民收入就難以持續增加，富民強區的奮斗目標就難以如期實現。只有轉移農民、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為此，把轉移農村勞動力作為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一項基礎工程對待，堅持一手抓就地消化，一手抓勞務輸出，多形式、多渠道轉移農村勞動力，拓寬了農民就業和增收的路子，收到明顯的成效。年全區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7.4萬人，占全區農村勞動力的46%實現非農總收入3.6億元，當年全區農民新增收入的70%來自非農產業；其中向外地輸出的勞務人員就達2.32萬人，年創勞務總收入2.1億元，人均9000元。年我區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勞務輸出先進縣（區）年又被評為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先進集體。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幾點：

一、大力發展二、三產業。

立足自身優勢，大力發展吸納勞動力強的產業和企業，實現了農村勞動力就地向非農產業的快速轉移。一是加快招商引資，培植就業載體。把招商引資作為經濟工作的總抓手，引進一個項目，安置一批人員。年以來，區共利用區外資金31.2億元，新上項目412個，這些項目共吸納2.8萬名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如吉林客商先生投資5000萬元興建的鑄鋼廠，共安置農村勞動力500多人，人均月收入900多元；臺資企業公司吸納1400多名農村婦女就業。同時，還不斷強化招商載體建設，舉全區之力建設了工業園，目前園區內投產企業已達42家，安置農村勞動力6300多人。二是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拓展就業空間。進一步放寬政策，完善服務，激活民資民力，形成了千家萬戶搞個體、干民營的好局面；對骨干民營企業，不斷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引導他做大做強。近年來，全區非公有制經濟單位總戶數、從業人員數均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目前，全區非公有經濟單位發展到7500戶，從業人員3.5萬人，其中農村勞動力2.8萬人，民營經濟已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撐。三是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吸納和聚集農村勞動力。農業龍企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就業容量大，吸納能力強。近年來，圍繞農業主導產品和優勢產品，狠抓農業龍頭企業建設。先后投資660萬元擴建了金虹食品公司，引資4000萬元新建了木業、木業和木業，這些企業已直接吸納了1100名農村勞動力就業。今年初引資1.6億元建設的公司今年8月份竣工投產，德國米杜甘地公司投資2200萬美元的長毛兔飼養和兔毛深加工項目，近期也將開工建設。這兩個項目建成后，可安置農村勞動力3300人。龍頭企業在直接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同時，還帶動了全區長毛兔、生豬的養殖和速生楊的種植。目前，全區長毛兔存養量達到258萬只，生豬存欄量達到14萬頭，速生楊種植面積發展到2.8萬畝。四是堅持城鄉統籌發展，不斷加快城鎮化進程。抓住行政中心西遷歷史機遇，大力實施城市化戰略，積極推進城區東擴南移。近年來，城市建成區面積每年新增1.5平方公里以上，直接帶動了周邊11個村的改造，1.5萬名農民實現了向市民的轉變。結合城市開發建設，大力發展建筑業，全區共有6500名農民在各類建設工地務工；制定了優惠政策，鼓勵農民進城經商，城區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已達5000人。做大城區規模的同時，以興建專業市場、發展工商業戶為重點加快小城鎮建設，吸納農民向小城鎮集中，全區小城鎮人口達7.2萬人。

二、大力發展勞務經濟。

現階段增加農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立足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不斷擴大勞務輸出規模。一是抓好載體建設，建立穩固的勞務基地。最初，發揮上海老鄉的優勢，與上海寶山港務局建立了勞務協作關系。后來抓住其下屬裝卸公司改制的機遇，創立了山東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目前，公司已發展成為安置勞務人員1000余人，年創勞務總收入1800多萬元的企業。去年該公司在上海市21個勞務輸出基地評比中獲第一名，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表彰。結合上海法制環境優、工作條件好、工資待遇高的優勢，以駐滬勞務輸出總公司為依托，與上海松江大學城、上福電子等10多家企業建立了穩固的勞務關系，上海已成為我區最大的勞務輸出市場。近年來，又借鑒上海的經驗，先后在廣東、浙江、江蘇、蘇州、青島、深圳等省市建立了11處勞務輸出基地，形成了機械加工、電子、工藝、服裝、物業管理、汽車運輸、貨物裝卸等多行業輸出的格局。二是健全輸出信息網絡，擴大勞務輸出規模。為有計劃地輸出和招收勞務人員，狠抓輸出信息網絡建設。對內，區、鎮兩級設立了勞務輸出服務大廳，今年又開工建設了建筑面積2500平方米的區勞動力市場，利用網絡、電話、信函等形式，收集用工信息；聘請各村兩委負責人為勞務輸出信息員，負責本村居富余勞動力和有意外出務工人員的登記造冊，全區形成了區聯鎮、鎮聯村、村聯戶的三級勞務信息網絡。對外，以各大勞務基地為依托，每年定期不定期地到用工較多的大中城市、關系企業收集用工信息，考察用工單位，及時進行，有針對性地組織輸出勞務人員。如鎮勞動服務中心主動到青島、上海等地聯系用工單位，積極組織全鎮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去年全鎮共輸出勞動力5000人，春節前后外出務工人員僅通過郵局匯回的現金就達4000多萬元，收到輸出一人，致富一家；輸出百人，致富一村”效果。三是規范管理與服務，精心打造“勞務品牌”把加強勞務輸出的管理與服務，培育勞務品牌”作為擴大勞務輸出的關鍵，重點抓了三個嚴把”嚴把用工單位考察論證關，選擇信用狀況、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等比較好的單位，簽訂招工合同；嚴把輸出人員素質關，對輸出人員按照用工單位的要求嚴格體檢、政審，建立檔案；嚴把跟蹤管理關，定期到用工單位了解情況，及時幫助輸出人員協調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通過幾年的實踐，已逐步建立起了考察用工企業，簽訂用工協議，組織求職報名，嚴格考核錄用，專人護送交接，搞好跟蹤服務”工作程序，做到既對用工單位負責，又保證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近年來，全區經區勞動局組織輸出到區外務工人員，沒有發生一起損害勞務人員權益的事件，沒有一名勞務人員違紀違法。僅去年一年就先后有8家用工單位主動到區聯系招收勞務人員，勞務品牌效應初步顯現。

三、強化職業技能培訓。

第3篇

關鍵詞：剩余勞動力；轉移；職業化教育；農業就業；非農就業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邁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也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化解三農問題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減少為數眾多的農民，促進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這對于加快我國現代農業發展和新農村建設進程意義至關重要。對于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研究已不少，蔡昉認為，通過剩余勞動力轉移，擴大了就業，對于農村增收和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潘文卿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向轉移，不僅是中國經濟全方位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量，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本文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在于以疏導農民就業途徑為切入，發展農民職業化教育，使農民本身具有轉移的能力，從而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村發展。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意義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全國總人口的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客觀存在的人多地少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富余。隨著農村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和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隊伍還會日趨增大。如此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得不到及時、合理的開發和利用，勢必影響整個農村經濟的振興、社會的穩定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對于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途徑。提及我國的貧困問題人們往往歸因于我國人口太多。實際上我國幅員遼闊，人均耕地面積并不算很少。2005年我國人均耕地面積0．099公頃，是日本的2．9倍和韓國的2．8倍，甚至比英國高出4％。但是，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過高，農業勞動力人均占有耕地卻遠遠低于這些國家。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下，一些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的比重更在4％以下。而我國農業人口比重高達57．01％，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我國農業人口人均占有耕地僅為0．18公頃，而日本為1．5公頃，韓國為0．7公頃，英國為10．8公頃，分別是我國的8．6、3．9和60倍。由于我國農業勞動力幾乎處于無限供給狀態，大量農民的勞動屬于“剩余勞動”（即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等于零），從而使我國農業部門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不僅遠遠低于工業化國家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遠遠低于我國工業和其他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這就是我國農民貧困的真正根源。因此，將農業剩余勞動力從有限的土地中轉移出來，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是我國農民擺脫貧困的根本途徑。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使農民收入成倍甚至十幾倍地增長，這是其他增收措施（如減免農民稅費等）所無法比擬和替代的。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農村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就業結構的變化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手段之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促進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的合理流動。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等非農產業轉移，不僅可以優化農業內部種植業、養殖業、畜牧業以及副業結構，還可以發展壯大農村二三產業，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升級。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推動農業產業規模化經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前提。現階段由于每個農業勞動力耕種的土地過少，嚴重地制約了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經營。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統計，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拖拉機使用量只有6．4臺，而日本為470．8臺，韓國為103．7臺，美國為27．1臺，德國為87．2臺，法國為69．2臺，英國為84．5臺；我國平均每千公頃耕地上收割機使用量只有1．6臺，而日本為248．7臺，韓國為49．4臺，美國為3．7臺，德國為11．4臺，法國為6臺，英國為7．9臺。我國與這些國家在農業集約化程度上的巨大差異是與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密切相關的。只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轉移出去，現代農業技術才能推廣，我國農業才能真正實現集約化和現代化。

4．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有利于推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會進入城市，成為潛在的城市居民。城鎮作為農村工業、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對鄉鎮企業、文化、科學、教育、娛樂業等產業都有明顯的集聚作用，可以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優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務及人才、技術支持，而成為“準城市居民”的這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又恰恰為城鎮的發展和工業化提供了生產力，促進了城鎮的消費、交通、建筑、服務業等，加快了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展進程。

二、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及成因

（一）我國現階段農村勞動力現狀

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有關數據，截至2005年底，全國總人口為130 75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56 212萬人，占42．99％；鄉村人口74 544萬人，占57．01％；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基本情況表明全國15～64歲之間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0．15％。由于農村人口政策的現狀以及農村醫療衛生落后、生活水平較低等原因，農村65歲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也就是說農村人口在15～64歲之間的比例不會低于70．15％的平均水平；又由于九年制義務教育在一些農村地區并不能有效地貫徹執行，加上近年來農民收入下降，輟學兒童增多，他們一般在14～15歲就開始參加農業勞動，甚至外出打工，因此，這么算來，農村的勞動總人口應不低于53 000萬人。而我國土地共有1．27億hm2的耕地，根據農業部相關課題組的研究表明，在農村現有生產力的生產規模條件下，只能為1．5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在農村5．3億的勞動力中，有接近3．8億屬于非農業的剩余勞動力，除去其中一部分中小企業從業人員，絕對剩余勞動力數量依然很大。但從我國勞動力市場用工需求的狀況來看，適合市場需求滿足工商業發展的勞動力不足，而既無技術、又不符合用工單位需求的農村勞動力過剩。因此，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剩余屬于低水平、結構性剩余。據統計，2005年我國農村平均每百個勞動力中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占1．64％，小學程度的占18．08％，初中程度的占59．68％，高中程度的占13．9％，中專程度的占4．89％，大專及大專以上的就更少，僅占1．81％。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7年。可見，我國的農村人力資源質量較低，這也就制約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消化”。總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教育程度低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是衡量農村人力資源素質的主要指標。根據2000年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城市為10年），在15～64歲農村勞動力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2001年我國農村勞動力4．83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72％。全國約有8 500萬文盲和半文盲。近幾年，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大力發展農村各項教育，農村勞動力文化基礎有一定的提高，但是，離現實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

2．技能水平低

根據有關數據統計，我國農村勞動力中，接受過初級職業技術教育或通過技術培訓的只占3．4％，接受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僅有0．13％，有技術特長的僅占10．6％，而高達85％以上的農民不具備專業技能，不具備現代化農業生產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極大地阻礙農業科學技術的應用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3．身體素質不高

由于經濟貧困以及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原因，農民在營養、衛生、醫療、保健等方面的條件較差，90％左右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障，農民身體素質總體水平偏低，尤其是農村貧困地區農民的健康狀況更不樂觀。

4．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弱

我國農村勞動者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以及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缺乏現代經營和管理的知識，經營管理能力低，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難以進入市場，未能得到預期的收益。有些農民辦的小企業，由于缺乏經營管理能力，造成經營管理不善、資源浪費、效益不高。這種狀況阻礙了農村勞動者參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不利于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二）現階段阻礙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

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逐年增加而無法順利“消化”，且綜合素質較低，與其自身的特點和其所處環境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還是由于多年以來的各種限制性的制度束縛了農村的發展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正常轉移。

1．土地制度

土地是農民家庭的重要財產，當農村勞動力決定是否向城市永久遷移時，失去土地承包權的風險會降低他向城市永久遷移的意愿。出于社會安定的考慮，我國的土地政策歷來對土地交易有嚴格的限制。近十多年來，這些限制開始逐步放松，因為農村經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2002年，對《農村土地承包法》進行修改后，對土地使用權轉讓的限制大為減少，該法為保護土地使用者的權利和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提供了法律依據。

2．戶籍制度

我國現行的戶籍分割制度把個人束縛在固定的狹隘的地域范圍內，在狹隘的地域范圍內人們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單位”里，從而將農民世世代代限制在土地上，隔離在城市之外。戶口制度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80年代后的改革開放和城市化的加速，國家逐漸放松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限制。但是，對于想進城市并成為城市居民的農村人，障礙依然存在。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還必須向所在城市交納各種各樣的費用，如暫住費、計劃生育費和城市增容費等。沒有城市戶口，這些流動人口就不能或很難得到所在城市或單位提供的許多福利，如子女教育、社會保險、住房優惠等，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會遠遠高于城市本地人。可以說，現行的戶籍制度使永久移居城市的交易成本很高，客觀上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

3．教育體制

長期以來，政府對農村和城市的教育投入是有差別的。接受義務教育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但由于政府沒能創造良好的條件，以致許多農村居民無法享有這一權利或履行這一義務。城鎮中小學屬于國家辦的學校，由中央和地方財政撥款建設，而農村的中小學教育就大體上是“民辦義務教育”，即除了公辦教師的工資是由中央和當地政府支付以外，其他都是農民自己掏錢支持辦教育。因此，在農民收入極低的現實條件下，農村教育投入和可以使用的教育資源十分有限。國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鄉居民在接受教育上的不平等。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遠高于農村居民，在勞動力市場上自然處于優勢地位。

4．社會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并存著兩個相互獨立而又相互聯系的層次，城鎮企事業單位中的就業人員享受著相對較為完善、水平較高的社會保障服務；而將農村放在次要位置，甚至有相當部分社會保障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斥在外，從而導致我國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嚴重落后于城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發展，農民的生活風險也在不斷提高，土地保障并不能承擔農民抵御生活風險的全部負擔，尤其是無法抗拒來自于市場經濟的高費用風險。因此，在農村地區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當前農村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需要的，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擺脫土地束縛、成功實現轉移的制度依托。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對土地和家庭保障的替代，農村剩余勞動力永遠無法真正離開土地成為城市居民。

三、深化職業教育，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無論是農業產業化經營還是農村現代化的實現，從最根本上講，都離不開農民的知識化。知識化的農民首先要求具備一定的知識素養，包括文化基礎知識、現代科技知識、專業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等。針對我國國情，農村職業教育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將農民職業教育區分進行：進行農業就業職業教育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兩種。首先理清農村所需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關系，使潛在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顯現，進而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逐漸劃清農村勞動力與非農村界限。

（一）農業就業職業教育

1．要通過各種途徑宣傳農村職業教育在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農民對農村職業教育重要性的認識，堅決擯棄對職業教育鄙薄的舊觀念，確立職業教育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應有地位。而政府在農民職業教育中應該起到主導者的作用。

2．要明確農村職業教育為農民知識化服務的目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現存的農村中年成年勞動力，在這方面農村職業教育具有開展農民培訓的許多優勢。因為這部分人有比較優勢：已經完全投身農業，有一定的農業從業經驗，且具備接受新知識再學習的能力。因此，培訓的這部分人員會是現階段傳統農業發展的主要力量，對于我國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實現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的培訓可以借鑒國外一些做法，利用“政府＋學校＋農民”的三結合體系，其中政府主導籌資監督，結合學校師資力量，對適合的勞動力對象進行農村現階段主要種植業技術的職業教育。

3．發揮農村職業教育在培養未來新型農民中的作用。這一途徑主要是針對未來的農村潛在勞動力而言的，在這一過程中，目前最為重要的是要從觀念上消除對農村職業教育的偏見，從制度上保證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同時，針對農業從業潛在勞動力這部分“新鮮血液”，要將他們打造成建設新農村的新型農民，向我們將來的農業產業要效益。在這方面，職業學校要在發揮其特色和優勢，依據當地的人力資源，地理環境進行專業設置和師資配備，突出農業科教優勢園林園藝、花卉、蔬菜無土栽培等經濟農業為主，結合種植業，辦出農民職業教育的“新農”特色。

4．推進農民職業化和就業準入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和就業準入制度，對于提高勞動力素質、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都有積極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設工作，對于農民職業教育也是意義重大。在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新形勢下，通過執行就業準入制度， 促使農村人口有意識地參加教育或培訓，對于農民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農就業職業教育

現階段，一方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且逐年增加，而另一方面，各地企業對各等級技工的需求量增加，而全國技工，特別是高級技工嚴重短缺，從而出現有些企業高薪難聘一位高級技術人才的現象。勞動力市場需要職高、技校、中專文化程度技工的需求占54．4％。全國性的“技工荒”和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的現實告訴我們，技工短缺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指明了新的出路。而且從長遠看，農村非農就業的職業培訓才是我國加快城市化進程，完成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當然，讓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轉移并非那么容易，但是加大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確實是我們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可行切入點。

1．充分認識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戰略地位。一直以來，我們只是一味的強調農村建設、農業的發展，政府也在不斷加大財政支出，而效果卻不明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為農村負擔太重，用僅有的一點農業效益加上一點點政府補貼在養活絕對超員的農村勞動力。那就如同一個成年人背著一個已經長大的孩子，總是希望有力氣多干活，于是，給他多吃飯，補營養，而效果甚微。問題是他的力氣在有負擔的情況下已經達到極限。怎么才能效率最高？很簡單那就是讓孩子從背上下來，幫他干活！一方面，他有了更多的力氣，而且有孩子幫他；同時，孩子也會成長的更快。也就是資源充分利用的概念。現階段對于我國已經是不得不給農業現代化發展減負時候了，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它直接關系到農業的發展，關系到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進而關系到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基于這種戰略高度的認識，政府必須加強對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投入和服務力度。

2．明確農村非農就業職業教育的辦學方向與對象，突出自身特色。這里，主要是針對大部分潛在勞動力，未能繼續完成學業深造的農村初高中畢業生。他們的學習能力強，能適應變化的環境，是將來成功走出農村，完成轉移的主要部分。我們經常會見到初高中生剛畢業就投入到第二三產業中去，在隨著年齡的增長最終會由于沒有專業知識而再次回到農村，成為剩余勞動力，這給農村、農業又造成了負擔。針對這種現象，對他們進行非農就業的職業教育就顯的格外重要。一方面，堅持常規學歷教育，招收初中、高中、中專和職高的畢業生進行2－3年的系統學習，使他們具備中、高級技工的基本素質，適應“藍領”、“灰領”或者“銀領”工作崗位要求，能夠大膽地走出去；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短期技術培訓，取消年齡和文化基礎的限制，對現有勞動力進行實用技術培訓，使他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或現代農業技術。只有雙管齊下，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才能有效地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同時，職業教育在辦學過程中，要始終以就業為龍頭，以市場為導向，適應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動對勞動力的不同需求來設置專業和開設課程。根據當地剩余勞動力資源的特點和勞動力稀缺地區的勞動力需求情況，切實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

3．整頓就業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改革勞動人事制度。當前，必須加大《職業教育法》、《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等有關生產和就業的法律的執法力度。落實包括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內的各項勞動制度，強制從業者履行接受職前教育或培訓的義務，強制用工單位履行按照職業分類安排就業并培訓職工的義務，保證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質量和信用，維持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秩序；落實勞動保障制度，保障勞動者的各項合法權益（合理工資報酬、勞動保護和防護、失業保險、工傷撫恤、休息等）。這些舉措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農民非農就業的難度，但將從根本上提高職業教育的收益率，改變農民工素質低下、地位低下、待遇低下的“城市二等公民”形象，從而極大地刺激農民對職業教育的需求，促進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目前，職業教育培訓資源存在程度不同的閑置，一旦農民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需求上漲，職業教育資源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并會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也將大幅度增長，從整體上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服務技能和技術水平。

四、結語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資源再配置的過程，對我國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而針對我國的特殊國情，抓住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進行農民職業化教育，對富余勞動力進行農業就業和非農就業的職業分流，最終達到剩余勞動力的安全、合理轉移。這必將對我國的農業發展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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