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安全教育知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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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第二十條

機動車輛駕駛員必須參加有關培訓部門的培訓學習，經公安車管機關考試合格，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駕駛證》，由公司專職安全員審查考核認為能勝任駕駛工作，簽出意見并辦理公司資格審查證后，才能上崗駕駛與駕駛證準駕車型相符的車輛。

第二十一條

駕駛員考聘程序如下：

1、由駕駛員本人向公司技安部門提出書面申請，提交一寸免冠照片兩張，并按要求填寫“駕駛員上崗資質審查表”；

2、由公司專職安全員對其年齡、履歷、駕駛證、從業資格證等情況進行初審；

3、初審合格后，由專職安全員到贛州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查詢其違法計分及事故情況；

4、由公司專職安全員對其進行路面駕駛考核；

5、由公司專職安全員對其辦理公司“駕駛資質審查合格證”并實施上崗安全培訓后方能上崗駕駛。

第二十二條

凡有下列情況的駕駛員一律不得駕駛員本公司車輛：

1、年齡或身體健康不適合從事營業性駕駛工作的；

2、三年內發生過重大以上責任事故負同等以上責任的；

3、駕駛證及從業資格證準駕車型不符合實際駕駛車輛要求的；

4、在一個計分周期內計分滿12分未消除的；

5、累計有三次交通違法行為未接受處理的；

6、被計入行業或其它運輸企業黑名單的；

7、其它原因不適合駕駛本公司營運車輛的；

8、對勞改或勞教釋放人員應慎重錄用。

第二十三條

機動車輛駕駛員必須嚴格遵守下列規定：

1、駕駛車輛時必須攜帶駕駛證，行駛證、從業資格證等有關證件。

2、不準駕駛與駕駛證上準駕車型不相符合的車輛。

3、培訓駕駛員，由公司統一安排，未經公司專職安全人員同意，駕駛員不得擅自將車輛交與他人駕駛，一經查出，責令書面檢查、扣車停運或開除處理。

4、嚴禁酒后駕車，不得超速、超載、疲勞駕駛，不開英雄車、不開帶病車。

5、駕車時不準打手機、吸煙、閑談和吃東西，不準穿拖鞋駕車，患有妨礙安全行車疾病或疲勞時不準駕車。

6、車未停穩不準開車門，車門未關好不準起步行車。

7、駕駛員駕車靠站時必須減速慢行，待旅客全部上下車完畢之后才能關門；依次進出車站，不準賴站、滯站。

8、嚴格按照經營范圍運行，不得越線運行。

9、認真學習，嚴格遵守交通法規，積極參加各項安全活動，按時參加檢審。

10、嚴格遵守公司駕駛員的崗位規范，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管理條例》、《重慶市交通運輸管理條例》及公司的相關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條

凡屬下列情形，由公司專職安全員作出停駕、開除決定，報公司領導批準：

1、發生重大以上交通責任事故；

2、嚴重違反規章制度；

3、滿足本管理規定第二十二條的條件之一；

4、不符合安全駕駛條件。

第二十五條

堅持安全教育制度：

第2篇

為了進一增強乘坐電梯人員的安全防范意識和應急逃生自救能力，提高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規范電梯使用單位應急救援的具體實施和處置工作，物業中心聯合**市市場監督局和小區電梯維保單位在小區內組織開展電梯應急救援預案演練暨電梯安全知識教育宣傳活動，誠邀廣大業戶現場觀摩學習，活動安排如下：

1、活動時間：2020年6月16日（星期六）

2、活動地點：****小區內籃球場

5、活動流程安排：

① 15:30 —活動集合時間 

② 16:00 — 正式開始應急救援預案演練。

③ 17:00 — 應急救援預案演練結束（活動持續約1小時）。

④ 19:30 — 電梯安全知識教育宣傳正式開始，現場派發宣傳單。       

⑤ 19:50 — 電梯知識有獎活動環節。

⑥ 20:00 — 與小區各業主交流電梯常見故障問題。

⑦ 20:30 — 活動結束。

第3篇

〔關鍵詞〕乳制品行業；規制波動；安全標準；規制

中圖分類號：F426.82；F203文獻標識碼：A文

章編號：10084096（2013）02002007

一、引言

經濟發展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時必然會提高對社會性規制的要求，以滿足民眾在健康、環境和安全方面越來越高的要求。但是，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在地方政府強烈的經濟增長沖動下，社會性規制體系的完善與發展仍然面臨諸多障礙。經濟增長與社會性規制儼然成為當前中國社會中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而這種所謂的“難以調和”突出的表現就是各類安全事故在事后治理力度很大的情況下，仍然會出現反復，即規制波動現象。從規制經濟學角度來說，所謂的規制波動就是規制水平在短時間內出現大幅變化，通常包含規制不足與規制過嚴兩個階段，而兩者之間轉換速度也較快[1]。從本質上講，規制波動現象的出現源于地方政府在協調經濟增長目標與社會性規制目標時出現的職能錯位，因此，只要地方政府還面臨著來自經濟增長與社會性規制的雙重目標，規制波動現象存在的微觀基礎就不會消失，必然導致這種現象的廣泛存在。本文將以乳制品行業安全問題作為研究對象，選取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和2011年“奶業標準降低”事件作為案例，分析當前地方政府激勵模式下社會性規制所面臨的困局，這也是對規制波動這一帶有鮮明中國特色現象所做的擴展性分析。

就上述兩事件而言，兩者無論從時間跨度和案例性質的角度來說，看似并不存在較為明顯的聯系，前者是震驚全國的特大食品安全事故，后者則是食品行業標準的修訂。但事實上，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作為分水嶺，全國乳制品行業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洗牌，正是在這次洗牌過程中，以蒙牛和伊利為代表的企業，憑借其龐大的規模以及對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影響，對安全和健康等社會性規制政策制定施加影響，使其對自身企業運行變得更為有利。因此，無論從行業內部競爭，或者政府執行安全和健康等社會性規制的角度，發生在乳制品行業的案例都是具有很強啟發性的，集中體現了地方政府在追求經濟增長與完成社會性規制目標之間所面臨的一系列困局[2]。

二、“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經濟后果：來自市場的經驗證據

首先，我們搜集整理了“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發生之后的處理情況，如表1所示。基于經驗判斷，可以認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必然會在企業層面引發一些不利的經濟后果，而這些經濟后果則會通過公司相關績效評價指標的變動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將結合該事件發生前后相關企業的各項指標進行更深入的考察。目前，中國各地乳制品產銷企業數量眾多，規模參差不齊，很難逐一進行分析，所以典型范例的選取必不可少。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較規范，各項指標可得性很強，因而，我們將以乳制品行業的上市公司為代表，分析“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前后企業經營業績的變動軌跡。

截止到2011年6月，以經營乳制品為主的上市公司共有12家（蒙牛集團并未在國內上市），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的8家上市公司在2008年就已存在，分別為金健米業、華資實業、維維股份、新農開發、工大高新、伊利股份、三元股份和光明乳業，并且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期間，這8家公司均存在完整的交易數據與財務報表。因此，我們也將這些公司作為乳制品企業的典型代表。在數據方面，對于它們經營與發展狀況進行衡量的指標，全部來自于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基礎數據。

1.股市表現

一般來說，公司股票價格的變動可以反映出市場的許多信息。圖1是以2008年6月至12月為窗口期，8家乳制品上市公司股票價格在2006—2011年的變動情況。圖1清晰地描述了乳制品上市公司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發時期股票價格的變動趨勢。可以發現，在事件發生期間，8家公司的股票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如伊利股份和光明乳業等以乳制品生產經營為主營業務的企業降幅非常大，處于事件核心的三元股份甚至一度停盤。從股票價格走勢所呈現的信息來看，毒奶粉事件對乳制品企業的打擊十分明顯。但由于股票價格并不完全受制于公司業績和發展情況，它們還會受到投資者信心和指數變動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因而，并不能僅據此對毒奶粉事件在企業層面的影響進行推斷，需要結合其他財務指標進行分析。

2.盈利能力

在財務分析體系中，盈利能力是一個公司是否能夠持續發展和經營狀況好壞的重要觀測指標，它包括總資產報酬率和收益率等。在此，我們以光明乳業和伊利股份兩家典型的乳制品上市公司為例，詳細分析事件發生前后的盈利能力變化。

根據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從兩家公司的總資產報酬率來看，以伊利股份為例，事件發生期間盈利能力大幅下降，2007年前三季度，其總資產報酬率都在8%左右，第四季度有所下降，為1.6%。但2008年毒奶粉事件發生后，2008年第四季度，其總資產報酬率驟降至-17.7%，降幅非常大。與此同時，其他衡量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標如凈資產收益率和資產利潤率也都有明顯的下降，如圖2和圖3所示。

上述數據已經基本可以說明，毒奶粉事件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了較強的沖擊，但卻并不十分清楚該事件是通過影響到哪些因素，最終反映在股票價格和盈利能力指標上的。因而，為了更詳細地分析導致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的因素，還需要進一步結合杜邦分析體系對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凈資產收益率（ROE）進行分解。這有助于清晰地分析權益資本收益率的決定因素，以及銷售凈利潤率與總資產周轉率、債務比率之間的關系，可以為分析毒奶粉事件對乳制品企業盈利方面的影響提供一份明確的路線圖。

從表2可以看出，在影響凈資產利潤率的因素中，權益乘數和凈利潤率因素在2008年第3、4季度帶來了負面影響，其中，凈利潤率降幅最大。而總資產周轉率則影響較小。可見，毒奶粉事件對企業的主要影響仍是在產品銷售層面，即事件所引發的公眾對乳制品的不信任感使相關企業利潤率急劇下降，并進而影響到了其他績效指標。

但是，毒奶粉事件逐漸平息之后，包括盈利能力、股票價格和每股收益等指標在內的諸多財務指標反而有所上升。尤其是2010年以后，每股收益與凈資產收益率上升幅度非常大，甚至超出了未出現毒奶粉事件之前2006年和2007年的最高水平。事實上，從圖1也可發現這一現象，即股票價格的變動也具有類似的特征。這與肖興志等[3]在煤礦安全規制波動中所分析的內容十分相似。

3.營運能力

從各個營運能力指標來看（如表3所示），2008年伊利股份的應收賬款周轉天數顯著下降，降到了3.3天，這種后果是與事件對銷售額的影響直接相關的。但除此指標之外，其他能反映營運能力的指標在事件發生期卻沒有明顯的變化。一方面，乳制品企業的特殊性使其存貨周轉率保持恒定；另一方面，這也說明毒奶粉事件對企業的不利影響更多地是體現在銷售額和利潤率等盈利水平方面，并未影響到企業自身的經營和發展。誠然，其對營運能力的不利影響越小，企業就越容易從中恢復出來。同樣，光明乳業的表現也證明了營運能力未受到不利影響的事實。光明乳業的財務數據也顯示，2008年其營運能力指標與2007年相比沒有很大的差異。

4.現金流分析

對企業而言，現金的重要性早已達成共識，現金流也是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極大制約因素。但觀察光明乳業和伊利股份的現金流情況，如圖4所示，2008年事件發生期間，兩家公司都未出現現金流方面的異常。以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與營業收入之比作為衡量指標，雖然兩家公司該指標在2008年下半年略有下降趨勢，但與其他年份的變動幅度差別不大，總體上說仍是趨向平穩的。這也說明了毒奶粉事件并沒有將相關企業拖入“利潤下降—現金流受阻—發展不暢”的惡性循環。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毒奶粉事件雖然對企業業績造成了一定影響，但這種影響是短期的，僅對盈利能力產生了較大沖擊，進而造成2008年下半年各項業績指標的下滑，而對企業長期經營發展并未造成不利影響。在事件過后的1年左右，以光明乳業和伊利股份為代表的大型乳制品企業財務與非財務指標都回到了事件前的較高水平，有些指標，如資產增長率、利潤率和股票價格等甚至較2007年出現了上升，聯想到2010年之后，再次出現抬頭趨勢的乳制品行業的食品安全問題，“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之后的處理，似乎并未起到相應的作用。

三、“奶業標準降低”事件的博弈分析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食品安全問題的發生直接導致了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臺，之后，衛生部開始陸續出臺新的食品安全標準。其中，乳制品行業的食品安全標準最為受到社會的關注。但是，在新標準出臺之后，卻飽受專家和輿論的詬病，“世界最差乳業標準”等一系列稱謂被用來形容新的國家乳制品標準。那么，究竟這份被業內稱為倒退的食品安全標準是如何出臺的呢？規制作為政府進行公共管理的組成部分，在其發揮職能的過程中，勢必將受到來自地方政府的干預，從而造成規制水平出現變化。在肖興志等[3]的分析當中，這種干預更多地體現在規制執行過程當中，而在食品安全規制過程中，還體現在規制規則制定過程當中。這可以視為地方政府在面臨來自經濟與政治兩方面壓力下，對社會性規制一種更為主動的干預，更能夠體現中國當前實行的激勵模式對地方政府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將采用一個簡單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結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對地方政府經濟增長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對“奶業標準降低”事件進行分析，嘗試理順兩者之間的脈絡連接，從而對地方政府激勵模式對社會性規制的影響建立更加深刻的認識。

基于陳抗等[4]分析地方政府從“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行為變化的博弈模型，假設從行業發展中獲取的預算收入分成比例為α，其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例為α，地方政府所占的比例為1-α，分成比例由中央政府決定。N是地方政府從行業發展中所獲取的非預算收入，這部分收入不與中央政府分享。地方政府對安全規制的態度由變量h決定，而h是由地方政府激勵水平決定的，當h越大的時候，地方政府所受到的激勵水平就越高，就越輕視安全規制。預算收入用S表示，與地方政府對安全規制的態度h成反比，且邊際收益遞減，即S′（h）

毫無疑問，實施安全規制是會產生成本的。通常來講，這部分成本包括以下兩方面，即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前者指的是實施安全規制過程中所產生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消耗，后者指的是實施安全規制之后對行業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由于中國安全規制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了“一刀切式”治理的廣泛存在，因此，從長期來看，安全規制的間接成本要遠遠大于直接成本。出于簡便起見，我們忽略安全規制所產生的直接成本，僅考慮間接成本，由地方政府對安全規制的態度h決定。假設安全規制對中央政府所產生的成本為C，對中央政府所產生的成本為c。

此外，還需要結合之前對“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分析，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進行說明。事件發生之后，乳制品行業受到重創，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地方政府消耗了大量成本解決由此所產生的問題。隨著事件影響的逐漸消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展開關于安全規制體系改革的博弈。中央政府試圖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對乳制品企業的規制，使地方政府提高h，而地方政府則希望以更小的成本來實現對乳制品企業的規制，盡可能減少安全規制成本過高對自身收入的影響或者獲得更高的財政分配額度，使中央政府減小α。

接下來，分別用R和L代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從行業發展中獲得的收入。中央政府的收入是行業發展中所獲得預算內收入中歸屬中央政府的部分，并減去實施安全規制所產生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收入是行業發展中所獲得的預算內收入中屬于地方財政的部分加上地方所從企業所獲得的非預算收入，并減去實施安全規制所產生的成本：

地方政府是否會選擇重視安全規制，由收入最大化時的一階條件來決定：

按照陳抗等[4]的分析思路，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如果事前給定α，則地方政府是否會選擇重視安全規制取決于地方政府對安全規制的態度h變化之后，對非預算收入變化的影響N′（h）以及規制成本變化的影響c′（h）。而在現實中，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預算收入的分成比例在短期內通常都是穩定的，且目前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因此，可以認為，中央政府不愿或者不會隨意在與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對預算收入的分成比例進行較大調整。因為，這樣不僅會影響地方政府的收入，還會影響中央政府的收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如果想使地方政府愈加重視安全規制，所采取的措施只能是降低安全標準，使地方政府在與較低的標準下執行安全規制，以期減小對地方政府收入的影響。因此，對于中央政府來說，降低安全標準是占優策略，即D>C，B>A，如表4所示。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要分為兩種情況進行分析：第一種情況，N′（h）d，a>c，如圖6所示，可以發現，地方政府此時的占優策略是更加重視食品安全規制，而雙方的均衡結果是中央政府通過降低安全標準，換取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安全規制。第二種情況，N′（h）>c′（h）。此時，如果地方政府重視食品安全規制，將使非預算收入下降的速度大于規制成本提高的速度。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將不會選擇重視安全規制，而將繼續輕視安全規制，如圖7所示，這是因為，重視安全規制將使地方政府收入受到嚴重影響。此時，雙方的均衡結果是即使中央政府降低安全標準，地方政府也不會重視安全規制，食品安全狀況將變得更加糟糕。很明顯，第二種情況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因此，中央政府將通過各種途徑，一方面分擔地方政府實施安全規制的成本，另一方面降低安全規制水平提高對地方政府非預算收入的影響，使其達到N′（h）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當前的激勵范式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難以真正將公共政策的重點放在安全規制上，直接后果就是當前存在的安全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雖然通過中央政府降低安全標準能夠換取地方政府更加重視安全規制，但這種低水平的安全狀態必然只能在短期內存在。從長期來看，隨著人們對生活質量要求的提高，勢必不會滿足，并對包括食品安全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性規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到那時，這種博弈均衡必然會被來自民眾的干預所打破。但是，從改革的視角來看，這種短期對安全問題的妥協能夠為大幅度調整包括安全、健康和環境等社會性規制爭取時間，畢竟對長期以來形成的激勵范式在縱向還是橫向上進行調整，都需要較長時間，以達到最小化摩擦成本的目的。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對乳制品企業造成了短期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光明乳業和伊利股份為代表的大型乳制品企業財務與非財務指標都回到了事件前的較高水平，部分指標較2007年還出現了上升。第二，地方政府與乳制品企業的同盟關系會使社會性規制在某些環節出現效果不佳甚至無效的情況，一旦社會性規制難以對乳制品企業的行為進行有效約束，逐利傾向加之市場經濟環境下激烈的行業競爭將使某些企業出現違規的情況，并逐漸蔓延至整個行業。當這種行業性違規行為突破極限，成為嚴重影響社會或者市場秩序的行為時，中央政府將會介入，在短時間破壞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同盟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性規制成為應急管理的工具，給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行業都造成巨大成本。第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意識到這種成本是難以承受的，必須要對規制體系進行調整。在中央政府短期內無法改變當前的激勵模式時，選擇降低社會性規制的標準，避免對地方政府正常運行造成影響，以換取地方政府對社會性規制的重視。

上述研究結論為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啟示。食品生產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鏈條是提高食品安全規制過程中最重要的阻礙之一，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必須要對目前的地方政府激勵模式進行改革，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而從短期內避免重大、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或者上級地方政府在掌握規制水平變化規律的基礎上，應采取相應的對沖措施，加強對下級地方政府與食品生產企業的監管與督查。

參考文獻：

[1]肖興志，陳長石.經濟發展、安全規制與政績考核——煤礦安全規制強度波動的經濟解釋[R].杭州：第九屆中國經濟學年會，2009.

[2]聶輝華，李金波.政企合謀與經濟發展[J].經濟學（季刊），2006，（1）：7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