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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主義;解讀;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
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已經走過了幾百年的發展歷程。資本主義的發展動力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性質是否已經改變?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對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征,把握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anandBraudel)是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的杰出代表。《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法蘭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長時段理論”連同年鑒學派一起,對20世紀末的中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本文主要是對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一書進行解讀。該書是1976年布羅代爾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邀請所作的三次學術報告演講,并附錄了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布羅代爾在他的這本小冊子中既給讀者提供了一些關于資本主義發展動因的新解釋,對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范疇作了不同于其他學者的新界說,例如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競爭與壟斷、中心與之間的關系等都提出了其獨特的見解。布羅代爾重視從生活世界人手進行觀察和研究,他的這些見解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生活世界的范圍之內對資本主義所作歷史考察和現實分析的結果,從而為我們這些外部讀者深入了解資本主義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視角。作為20世紀西方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布羅代爾是一位追求真實歷史并對于人類前途有著熱忱企盼的學者。他對資本主義的剝削特質持有一種批判的態度并期盼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然而,布羅代爾在闡述資本主義的動力、本質與特征時有不少觀點是經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的,對這些觀點的批判與反思能夠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困惑。
在該書中,布羅代爾首先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源泉進行了探索。布羅代爾關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來,“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渾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對于人來說,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于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布羅代爾堅持認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著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術與市場。在對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的分析方面,布羅代爾與馬克斯·舍勒以及馬克斯·韋伯存在著根本的歧異。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的動力歸因于物質生活中的人口、技術與市場等客觀因素,而馬克斯·舍勒與馬克斯·韋伯均把資本主義的動力在本質上歸因于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其中馬克斯·舍勒把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一種“怨恨”,而馬克斯·韋伯則認為資本主義動力根源于新教倫理精神。
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聯系給出了自己獨特的判斷,并對資本主義的特征與本質進行了分析。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領域區別開來,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市場經濟是由商品交換引發的,是資本主義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他堅持對市場經濟作出某種區分,“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經濟(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濟和社會關系來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別”。在他看來,第一種形式的交換包括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沒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種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遠程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容易避開規則和慣常的控制。布羅代爾總結道,兩種形式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復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在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系與發展歷程方面,布羅代爾正確地指出物質生活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共同基礎,他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方式認為,“其實,一切都駝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了,市場經濟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來,擴張其關系網。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充的受益者”。這種觀點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是相符合的,與的唯物史觀也有著很好的吻合。
二
與以往的資本主義研究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義末期的傳統不同,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也不是在舊的封建土地貴族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社會財產關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級制內,利用它的奢侈、閑散和缺乏遠見,攫取它的財產。在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他指出:“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并且,他以歐洲、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不同社會條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發展命運迥異的原因。與我們傳統認為東方社會的高度封閉性與穩定性不同,布羅代爾認為中國與伊斯蘭社會的構成遠遠不如歐洲封閉與穩定。在布羅代爾眼中,中國的科舉是敞開的大門、開放的等級;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都是暫時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是終生受用。布羅代爾對傳統中國的社會關系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洞察,覺察到了那些過分富有、勢力過大的家族將受到國家的懷疑,而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征稅,對于礦、工、商、企業看得很緊。這就使得在中國,“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的國家所制服”。在廣闊的伊斯蘭國家,尤其在18世紀之前,土地的擁有是臨時的,領由國家分配。因此,社會的頂峰經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而大家族正是布羅代爾所相信的初始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并呈現于我們面前的地方。通過比較,布羅代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代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等級是開放的、流動的,而歐洲的社會構成顯得遠為封閉與穩定。這樣,他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論證。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歐洲,“財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與維持。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平靜的社會之水”。資本主義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舊的財產關系:“財產和社會特權相對地受到保護,名門世家還能相對平靜地坐享其成。由于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必須確立這種平靜或相對平靜的局面,才能使資本得以積累,使名門世家得以綿延長存,使資本主義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降臨人間。”過去流傳下來的財產繼承制度、封建地產、世襲家族的財富,為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基礎。盡管布羅代爾是在全面考察資本主義長時段歷史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論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論探索意義。但對他的某些觀點還是應該作具體的分析、辯證的對待。例如,布羅代爾此處論證的符合邏輯并不能消除與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與他對壟斷與資本主義關系看法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主義從來都是壟斷的,一切壟斷皆具有政治性。“不用說,在伊斯蘭國家也好,在基督教國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沃勒斯坦在總結布羅代爾的思想時也指出:“如果沒有一種政治保證你就永遠不能支配經濟,永遠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的力量,要想設立非經濟性的壁壘,不讓人家涉足經濟交易,要想將非分的價格強加于人,要想保證非優先性的采購,不依靠某個政治當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認為沒有國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對國家的情況下也能成為一個(布羅代爾定義下的)資本家,那簡直是一個荒誕的想法。”但是,即使我們承認上述說法,也不能消除布羅代爾的一個悖論。因為,如果國家對資本家是支持的話,那么顯然國家就不是處于中立的狀態之中,這與布羅代爾關于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條件的判斷是矛盾的。
另外,在闡述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布羅代爾指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層面,競爭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市場經濟的特征,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誠然,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壟斷的程度越來越高,由私人壟斷發展到國家壟斷,再發展到跨國壟斷,但是,競爭始終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否認了競爭,也就等于取消了資本主義。
最后,在關于專業化即勞動分工問題的闡述上,布羅代爾的觀點也容易引起爭論。布羅代爾認為:“勞動分工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展,迅速增強,波及整個商業社會,但處于頂層的批發商——資本家卻是例外。”對此,布羅代爾作出了三項判斷:(1)商人不實行專業化,因為在他所能觸及的范圍內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全部的活動攏固;(2)大商人經常要更換經營活動,因為高利潤不斷地從一部門向另一部門轉移;(3)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有時具有專業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交易。但是,對他的三項判斷都不難予以駁斥:第一,他所謂的商人即資本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競爭的存在以及市場規律的作用確實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傾向于將各行當的利潤平均化,然而,由于競爭與市場規律的作用,資本家要在部門利潤趨向平均化的市場中生存或取勝,就必須實行專業化,取得競爭優勢。第二,高利潤確實不斷地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轉移,直至競爭使得其利潤向社會平均利潤靠近。然而,如果布羅代爾承認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話,則大資本家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入已為別的資本家所壟斷的高利潤部門;如果壟斷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而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的話,那么大資本家還是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部門,則專業化乃是其必然的結果。布羅代爾的第三個判斷,事實上是對其關于專業化問題的自我反駁。金錢交易即金融產業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部門,其走向專業化與其他資本主義部門的專業化一樣,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質疑不僅了布羅代爾關于資本家專業化的命題,并且又一次對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與壟斷關系的觀點作出了有力的反駁。
三
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及其進程的認識是與世界總體歷史聯系在一起的。通過區分世界經濟與經濟世界兩個概念,布羅代爾詳細地闡述了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的中心與的關系以及經濟世界中心轉移的規律。布羅代爾將世界經濟界定為整個世界的經濟,即西第蒙斯所說的“全球市場”,經濟世界則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個經濟整體的情況下,地球上一個部分的經濟。一個經濟世界總要有一個極,一個中心,并且分解為中心地區、中間地區和地區。與沃勒斯坦提出的在從16世紀才建立起來的歐洲經濟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經濟世界的觀點不同,布羅代爾認為遠在歐洲認識整個世界之前,自中世紀,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經分成幾個經濟世界。這種觀點現在基本上得到學界的認同。在闡述各經濟世界中心變換即中心偏移規律的時候,布羅代爾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了一種“霸權穩定論”的觀點傾向。他認為,每當出現一個中心失落的情況時,一個新中心的重組過程就開始了。一個經濟世界若沒有一個重心,若沒有一個極,就不能生存下去。這種傾向隨著他將歐洲的經濟世界歸結為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顯示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特征。這也是西方學者慣常流露出來的一種神態。然而,布羅代爾畢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義傾向,追求歷史真實,關心人類前途的學者,在指出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心變換規律之后,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性質并未發生改變,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削國際資源、利用國際機遇的基礎之上;并且,它一貫地、頑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實上的壟斷,不顧在這方面反對它的激勵行動。這實際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心國家對國家的剝削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從布羅代爾把這兩方面看作是資本主義性質并未改變的證據可以認為,布羅代爾正是把剝削當作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總結布羅代爾的思想時強調說:“在我看來,參與布羅代爾所理解的市場世界就是意味著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爭,即為人類的自由與博愛而斗爭,因為,這樣一場斗爭的邏輯不允許世界上存在著人下人。這是一個(對于傳統觀念的)扭曲:布羅代爾定義下的市場所取得的勝利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會主義的表征。”布羅代爾的上述觀點不僅說明了其作為一名史學家治學的科學性,也說明了他對人類前途的關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觀相呼應。
恩格斯在批判英國曼徹斯特的艾爾克河時又指出:“在這里的一個大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頂的過道的盡頭,就是一個沒有門的廁所,非常臟,住戶們出入都只有跨過一片滿是大小便的臭氣熏天的死水洼才行。”艾爾克河“下面緊靠河的地方有幾個制革廠,四周充滿了動物腐爛的臭氣”。“橋底下流著,或者更確切地說,停滯著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通通匯集在艾爾克河里。”從恩格斯對艾爾克河的批判中看出,曼徹斯特的工人生活的環境特別骯臟。艾爾克河附近有多個工廠,特別是制革廠四周彌漫著動物尸體腐爛的臭氣味。人們的排泄物、工廠的廢棄物以及廢水都直接排到艾爾克河里,使得艾爾克河發黑、發臭,嚴重地污染著曼徹斯特城市的環境,這些污染主要來自于工業生產。這還只是曼徹斯特舊城占地不到十分之一的艾爾克河附近的一些地方,而且這遠遠不是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地方。恩格斯還對英國曼徹斯特的杜西橋以上的朗密爾特街空氣進行了這樣的批判:“成群的豬在街上到處亂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亂拱,或者在大雜院內的小棚子里關著……結果豬是養肥了,而這些四周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雜院里本來就不新鮮的空氣卻由于動植物體的腐爛而完全變壞了。”恩格斯認為,只有工業才使這些牲畜的主人有可能為了自己發財致富,而把大雜院當作住宅以高價租給工人,剝削貧窮的工人,制造廢棄物污染空氣、破壞生態,造成生態危機,毀壞成千上萬人的健康。恩格斯明確地指出“:所有這些都是工業造成的。”
二、對資本主義農業污染的現實批判
人類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起,農業就在逐步發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護基本處于平衡狀態,人與自然界相處較為和諧,整個生態系統沒有受到根本性的破壞。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指出“:在使用機器之前,紡紗織布都是在工人家里進行的。妻子和女兒紡紗,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把紗織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紗賣掉。”但是產業革命使這種“田園詩”般的生活成為歷史,工人們不得不舍棄這種基本處于自給自足的美好田園生活,被卷進了資本主義這架加速運轉的龐大機器。馬克思通過考察發現,“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因此,資本主義生產發展了社會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只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大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機器的技術不斷更新,農業機器的技術不斷的發展更新就會生產出更多的產品,破壞更多的土地,出現更多新陳代謝斷裂,最終造成了生態危機的發生。恩格斯指出:“所有已經或者正在經歷這種過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情況。地力耗損,如在美國;森林消失,如在英國和法國,目前在德國和美國也是如此;氣候改變、江河淤淺在俄國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厲害。”恩格斯認為,無論是大工業已形成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正在發展工業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對環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壞,使得傳統農業、家庭手工業遭到破壞,牧場及森林逐漸消失,自然經濟向貨幣經濟演變。自然界的新陳代謝本是良性循環的,人與自然界的新陳代謝也應該是良性循環的。人們所產生的排泄物以及工業循環產生的廢棄物,應該也是自然界完整的新陳代謝循環的一部分,應當回歸自然界,回歸土壤,投入新一輪的代謝,使得土壤永續保持良性循環。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農業的考察發現了新陳代謝的斷裂,原本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農產品產出后,農場主把一部分剩余的秸稈返回土地,進入土地的自我循環,加上牲畜糞便等農家肥,維持土地肥力。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再生產條件”被破壞了,土地的養分在年復一年的輪作中被帶走了,這種新陳代謝斷裂削弱了土地肥力,最終導致土壤危機發生。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資本主義制度使人口大量匯集在城市的初始目的是凝聚社會勞動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是人口過度集中卻嚴重破壞了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導致資本主義農業出現新陳代謝斷裂。同時,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對農業造成的危害時還指出:“文明和產業的整個發展,對森林的破壞從來就起很大的作用,對比之下,對森林的護養和生產簡直不起作用。”“對耕作的最初影響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樹木等,最后會使土地荒蕪。”從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社會文明和產業的發展,使得大量自然生態環境被破壞,樹木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壞,最后造成土地荒蕪、水土流失,生態不斷惡化,形成生態危機。
三、對資本主義生活環境污染的現實批判
伍德不認同目前流行的歷史時期的劃分,認為把18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歷史劃分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兩個主要階段是錯誤的,強調資本主義的特殊性,質疑“現代性”概念。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一些學者強調文化的改變,并將其稱之為后現代主義;另一些學者強調經濟的轉變,將其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多元化資本主義。這些分析的共同點都是關注新技術、新交流手段、消費主義等。后現代主義的知識分子都認為資本主義高度繁榮,強調差異和新時代的到來,對他們來說,后現代性不是一種歷史時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屬性。伍德認為,文化和經濟的因素產生了后現代性的概念,否認將資本主義的發展劃分為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兩個主要階段,認為現代性概念是錯誤的,而使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概念能否讓我們理解資本主義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伍德從政治經濟學視角通過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和大衛·哈維的“后現代性”概念來論述這個問題。根據詹姆遜和哈維的理論,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代表了兩個不同的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從來就沒有發生本質的改變,并沒有實現從物質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轉變。伍德指出,對于詹姆遜而言,后現代性對應著“晚期資本主義”或新的多樣性的“信息化”和“消費主義”的資本主義階段。哈維將后現代性描述成一種從福特主義到靈活積累的轉變。后現代性對應著資本主義的某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大規模的標準化的商品生產,而且勞動模式已經被靈活性所代替:新的生產模式團隊概念、準時生產、多樣性的商品市場、流動的勞動力、流動的資本等都因新技術而成為可能。伍德指出,這些改變主要是文化的改變。在哈維的后現代性理論中,時空壓縮占據重要地位,依靠新技術,時間的加速和空間的壓縮成為可能,出現了新的交流模式、生產方法和市場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費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現了新的文化資源來構建“后現代主義”。伍德不同意哈維和詹姆遜等人的后現代性的觀點,一方面,認為當今的確有一些像哈維和詹姆遜這樣的知識分子視“后現代性”為一種歷史態勢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視其為一種有歷史根源和物質基礎、受制于歷史演變和政治力量的社會、文化形態,但這不符合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她認為當代西方社會所謂的“最新”變化并不新,所謂的“后現代性”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晚期形態,是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普遍化,是它的運動規律、社會關系和矛盾的進一步普遍化,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滲透到更廣闊的領域中。伍德指出了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以及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區別與聯系。他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后現代性概念進入現代性概念的范圍,后現代性與現代性相聯系。后現代性代表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以鮮明的經濟和技術特征為標志,被描述為信息時代、靈活積累、自由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組成。后現代性只是一種歷史癥候,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后現代性”的概念在本質上是對“現代性”概念的倒置。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的爭論雖然“剪不斷”、“理還亂”,但都沒有超越現代性話語的場域。“后現代性”概念從其傳統意義來說與現代性概念相對,后現代性緊隨現代性,而現代性顯示了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同一性,現代性沒有使啟蒙理性同資本主義的經濟理性區別開來。后現代主義關注資本主義的歷史轉變,強調資本主義社會和非資本主義社會的連續性,代替了啟蒙工程意義上的現代主義文化和知識模式。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在歷史的發展中被遮蔽,資本主義體系被看作一種自然的生成過程。伍德在批判后時指出,“后現代主義在它們仍然保有的對于平等或者某種形式的社會正義之承諾的范圍內并沒有完全擺脫渴望解放與拒絕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礎的支撐之間的矛盾。后現代主義不能為它自己關于解放之承諾就此問題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義提供一個可信的基礎。”伍德從當代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出發,認為正是后現代主義支撐西方帝國主義實施霸權,這表現在后現代主義對歷史的無知,取消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否定啟蒙運動的價值,否定結構和整體性思想,她認為,“后現代主義不再是對疾病進行診斷的一種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種疾病。
二、現代性與啟蒙運動
伍德指出,啟蒙運動與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相關,或者是因為早期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創造了現代性,或者是因為合理化的發展產生了啟蒙運動,帶來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觀念來源于啟蒙運動的精神,是啟蒙精神哺育了現代性。伍德認為,現代性來源于啟蒙運動,在19世紀才得以興起。“啟蒙運動的思想改變了世界。它們的傳統是西方現代性……西方自18世紀以來學術論戰繼承的遺產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無論好壞,這些都是西方的現實。”啟蒙運動代表了理性主義、技術中心主義、知識和生產的標準化、單線進步觀以及普遍與絕對化的真理。這些特點同資本主義的發展相聯系,已經成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啟蒙工程。啟蒙運動誕生于獨特的非資本主義社會,其許多特點根源于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關系。非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制關系不是向資本主義的過渡,而是脫離封建主義束縛的一種可選擇的道路。伍德認為,現代性工程的主要發源地是農村占主導的法國,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國內市場,“在這個市場中,非資本主義原則仍然在起著作用,不從勞動力中榨取剩余價值,不存在生產價值的創造,而是古老的商業行為。”這個市場崇尚賤買貴賣的原則,以外地謀利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買賣為主,農業人口占據大多數,是潛在的消費市場。法國大革命后,資產階級包括專家、政府官員、知識分子與貴族統治者之間的斗爭同資本主義從封建主義的枷鎖中解放沒有任何關系。資產階級對專制國家的態度是模糊的,對專制原則的挑戰僅僅是對專制原則的延伸,完成了專制的集權化工程,這些同啟蒙精神相悖。啟蒙運動的假設是各種類型的國家都存在于西方歷史中,“西方國家”在啟蒙運動中形成一個共同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現代性”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啟蒙運動的學術工程共同代表的單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則是理性主義。廣大的歷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已經對理性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啟蒙運動的支持者還是批評者(或兩者皆有),從馬克斯·韋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爾到當代反啟蒙的后現代主義者,幾乎都以“善惡”二元對立的方式描述現代性。在這種情況下,“啟蒙運動要么被看做是人類解放的高峰,要么作為在最好情況下已無法阻止現代悲劇(啟蒙辯證法)和在最壞情況下導致種族滅絕和核毀滅威脅根源的慘敗。”如果現在有一個普遍的“現代性”概念,那么現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由資本主義市場、形式民主和技術進步組成的一個復合物。后現代主義拋棄所有啟蒙運動中好的東西,特別是對普遍的人類解放的追求,將資本主義的破壞性歸咎于啟蒙運動的價值。現在應該將屬于資本主義而不屬于“現代性工程”的觀點同啟蒙運動的方案區分開來。“這樣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啟蒙運動思想的后現代主義,也有助于反對資本主義的歡呼雀躍。”后現代主義根源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工程的回應。“后現代主義認為這個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決定性的。否認任何完整的過程,任何所謂的‘宏大敘事’,并拒絕對世界和歷史做出綜合的普遍的理論解釋。”后現代主義也拒絕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認為啟蒙運動已經死亡,但仍有價值,它要借助社會主義得以復興。資本主義雖已經普遍化,但不妨礙啟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壓迫,才能實現現代性與啟蒙的聯盟,才能真正實現理性、科學和自由的啟蒙精神。
三、簡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