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理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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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網絡文學 文學批評 傳統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7 文獻標識碼：A
文學批評一直以來都是文學活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漫長的文學史中，文學批評從來沒有缺席，它伴隨著整個文學史的發展，直至今日。但當前互聯網的發展完全顛覆了文學發展的土壤，網絡文學在興起的初期就受到了眾多的質疑，特別是傳統的文學批評似乎在網絡文學環境中并不具備話語權，也導致了文學批評當前的發展極為艱難。當然，我們不能夠一味地為了批評而批評，批評的目的是進步，而不是吹毛求疵。當前網絡文學發展如此蓬勃，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所以我們就要剖析網絡文學與文學批評理論的關系，圖探索出二者的平衡點，使二者能夠相互促進，為中國文學事業乃至文化事業的發展貢獻重要的力量。
1文學批評和網絡文學的概念
文學批評是文學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字面上我們很容易理解，指的就是通過批評的方式對文學的發展方向、內容和思想等要素進行正確的引導，使文學的發展不致偏離方向。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的發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的，首先，對于作家來說，文學批評能夠有效地規范作家的寫作行為，能夠引導文學創作的正確方向；其次，對于讀者來說，通過批評的角度能夠讓讀者更為深刻地理解文學作品的內涵，也有助于提升讀者的文學審美水平；最后，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文學批評代表的是主流的價值觀，之所以會出現公認的批評，是因為其不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的想法和觀念，這對于弘揚社會正能量，促進社會發展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網絡文學顧名思義指的就是在互聯網上創作、發表、供讀者閱讀的文學作品。網絡文學的范圍非常廣泛，其作品的水平也參差不齊，這恰恰是因為網絡的開放性激勵著“草根”一族開始走上文學創作的舞臺，文學不再是作家獨享的瑰寶，而成為了每個人都可以接觸并實踐的平民化的產物。
2網絡文學對文學批評理論的挑戰
當前文學批評家擔憂的并不是在網絡文學環境中沒有文學批評，恰恰相反，網絡世界絕對不缺少“批評者”，網絡的開放性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對網絡文學進行評價，而很多觀點非常淺顯，僅僅是自身的直觀感受，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具有客觀性。這才是文學批評家們最害怕見到的事情---不怕沒有批評，但是怕沒有邏輯的批評。在網絡文學蓬勃發展的當前，文學批評越來越大眾化，卻又越來越低俗化。當然，這也是一個文學批評發展的“陣痛”，傳統文學批評話語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現在話語權回歸大眾，勢必要經過一定時期的混亂和無序，最終終究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文學批評領域的“精英”和“平民”之爭，是文學批評在當前時代必然要經過的過程。
3傳統文學批評理論如何應對網絡文學的挑戰
在當前網絡文學迅猛發展的情況下，傳統文學批評理論應當適時地進行調整，以應對網絡文學的挑戰，如此才能夠不負文學批評之名，充分發揮文學批評對于文學發展的作用。
首先，文學批評理論應當走進大眾。數千年來的文學批評理論話語權都掌握在極少數人口中，這種自詡為“雅”，卻無法容忍“俗”的文學批評狀態其實并不是一個正確的狀態，精英化并不是文學和文學批評發展的正確道路。文學和文學批評是服務大眾的，大眾都不認同，文學批評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了。
其次，應當堅守文學批評理論的原則、精神和價值。文學批評是要對文學的發展起到促進和引導作用的，無腦地批判并不能起到這樣的作用，所以文學批評對于當前文學環境的適應還是應當堅守一些原則、精神和核心價值的。例如人文主義精神、歌頌真善美、批判假惡丑這都是文學批評恒久不變的精神和價值，無論文學批評理論如何發展都不應當有所改變。
最后，要轉變批評的方式。傳統文學批評理論太過于艱澀，讓大多數讀者都無法理解，那么文學批評難道就只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嗎？當前的時代中，人們在各個領域的選擇都更多了，人們更愿意去選擇自己能夠理解和適應的事物，文學批評理論亦是如此。通俗化是文學批評理論應有的發展方向，沉重的說教已經不適合當前的時代了，注定要被淘汰掉。
4結語
網絡文學的發展的確給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是網絡文學之所以能夠在這數十年內極為蓬勃的發展，一方面是因為當前社會形態、社會結構的發展巨大變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社會意識隨著社會物質的變化已經發展根本性的變革。很多文學批評家都在感嘆和惋惜，因為文學批評已經存在了數千年，但卻在只有數十年歷史的網絡文學面前捉襟見肘。筆者認為，文學批評是伴隨著文學的發展而誕生的，只要有其價值，就不會消亡，只是面臨著當前文學結構發生巨大變革的背景，傳統的文學批評應當進行合理的改變，一切從實際出發才是文學批評真正應當遵循的原則，才是能夠繼續發揮其引導作用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 趙李梅，傅宗洪.傳統文學批評如何應對網絡文學的挑戰[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0，29（7）.
第2篇
論文關鍵詞：印象主義的批評；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批評的獨立性；自我；妙悟
很久以來，人們對李健吾先生的評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說、散文、翻譯作品和法國文學研究理論上．即使談他的文學批評，大多也只是會談到他于1935年——1936年年問因書評而引起的和巴金、卞之琳的兩場筆墨“官司”。但是毫無疑問，李健吾還是一個成就卓著的文學批評家。由于他與法國印象主義的淵源，一直以來，李健吾的批評都被稱作是印象主義的批評，或者是印象鑒賞的批評，他自己也樂于承認這樣的概括。但是近年來，有許多評論者注意到了他的批評中不僅有法國的印象主義，也有中國傳統文學批評成分，因而他的批評又被稱為中國式的印象主義批評。但是，在我看來．縱觀李健吾的文學批評理論．法國的印象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并不只是份量輕重的問題，而是表里的關系，即法國的印象主義為表．而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為里，雖然完全中國傳統式的文學批評所占的地位與份量不大．卻是他文學批評理論的核心所在．是我們理解他創作與批評的一把鑰匙。
一、表面上看來，他深得法國印象主義的精髓
從源流上說，印象主義其實是唯美主義的余波。而唯美主義強調藝術的獨立，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因而印象主義提出“為批評而批評”。此外．印象主義者很看重批評家的主觀介入和創造性的發揮．他們非常贊同王爾德提出的唯美主義觀點，認為批評也是一種創作，甚至認為“最高之批評．比創作之藝術品更富有創造性”。因而印象主義者主張應以個人創作的態度從事批評。而在文學批評的本質上，李健吾所持的“自我發現論”，就是把批評當作是“自我發現”的一種手段。“猶如書評家、批評家的對象也是書。批評的成就是自我的發現和價值的決定。發現自我就得周密，決定價值就得綜合。一個批評家是學者和藝術家的化合．有顆創造的心靈去運用死的知識。他的野心在擴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認識，提高他的鑒賞，完成他的理論。(批評)本身也正是一種藝術。”可以說，李健吾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肯定了批評本身是一種藝術。這樣，批評者就有了他自己的存在，而不必以作者的是非為是非。更不必如伺候東家一樣伺候作家，看作家的臉色，因為“作者的自白(以及類似自白的文件)，重述創作的經過，是一種經驗；批評者的探討，根據作者經驗的結果(書)，另成一種經驗”。批評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者有闡釋的自由。因此，當《愛情三部曲》的作者巴金表示批評者的“拳頭會打到空處”的時候．李健吾并不是臉紅心跳、誠惶誠恐地收回自己的意見，而是坦然道：“我無從用我的理解鉗封巴金先生的自由．巴金先生的自白同樣不能強我影從。”他捍衛了批評的尊嚴，因為批評“是一種獨立的，自為完成的．猶如其他文學的部門．尊嚴的存在”。在他看來．批評的位置并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尷尬，批評家不需要同作家“攀親戚”．批評和作品是兩種互為需要的藝術。批評的是非不由作者裁定，批評者有闡釋的自由。維護批評的尊嚴當然不以貶低創作的地位為代價，批評者和創作者是平等的，但更是謙遜的、取對話的態度。批評者的謙遜并非意味著批評主體的喪失，而是恰恰相反，批評主體的確立不表現為教訓、裁斷，甚至判決的冰冷的鐵面．而是以“泯滅自我”為條件．并且在與創作主體的交流融匯中得到豐富和加強。因此，對于批評者來說，作品并非認識的對象，而是經驗的對象；批評主體在經驗中建立和強化．并由此確立批評的獨立性。
倘若批評是一種獨立的藝術．那么批評也就是一種“表現”，表現“它自己的宇宙，它自己深厚的人性”。于是而有“所謂的風格，或者文筆”。風格即是“人自己”，表現自我，同時就“區別這自我”．“證明我之所以為我”。其難在于一個“誠”字。近年來，批評界不時冒出一兩聲對文采的呼喚．李健吾的議論可以使我們豁然開朗：批評要有文采，但這文采決不是外加的甚至外人的“潤色”，它“是內心壓力之下的一種必然的結果”。
由此出發，李健吾把“自我”作為批評的“根據”。文學創作中“張揚自我”雖然不是新鮮事，但在批評中。“自我”卻一直被忽略。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健吾建立起了一種批評的自我意識，他認為強調“自我的發現”的結果就是必然宣告“批評的獨立”，批評也就由充當文學的附庸而轉為一種獨立的創造“藝術”。
印象主義的哲學基礎是相對主義和懷疑論，認為宇宙萬物永遠都處于變動的狀態，不可能真正把握客觀真實，一切所謂“真實”都無非是一種感覺，是相對的、主觀的。這樣，印象主義者就特別強調以個人的感覺與印象去取代外在的既定的批評標準。或者說，干脆否定任何批評標準。
由此出發。李健吾也否定批評中存在任何客觀的固定的標準。對于許多批評家都特別關注作品的所謂“客觀意圖”。他認為是不存在的，因為即使是作者本人也不一定就能說得清楚，那么批評家就更加無從解釋了。更何況人與人的差異極大。同樣的事物也會有不同的解釋。所以任何解釋也都無所謂是否合乎標準。所以，李健吾的批評重在對于作品的整體的審美把握。首先是作品，首先是閱讀，首先是體味。“批評的對象也是書”，“凡落在書以外的條件。他盡可置諸不問”。首先“自行繳械，把辭句、文法、藝術、文學等武裝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準他們的態度迎了上去”。要用“全份的力量來看一個人潛在的活動，和聚在這深處的蚌珠”，要“像一匙白松糖漿，喝下去，爽辣辣的一直沁到他(作者)的肺腑”。否則，“缺乏應有的同情”，就“容易限于執誤”。他強調直覺，強調感受，“批評的成就是自我的發現和價值的決定”。據說如今有的批評家很少讀作品，或是淺嘗輒止，他們的批評隔靴搔癢，戳不到痛處，也就難怪了。
二、實質上。他是在將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理論現代化
正如溫儒敏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中所說：“中國傳統批評思維方法不無精微之處，在和世界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批評理論的比較中。中國古典形態的批評確能獨具特色。一般而言，我國傳統批評多采用的詩話、詞話、小說評點等松散自由的形式，偏重直覺與經驗，習慣于作印象式或妙悟式的鑒賞。以詩意簡潔的文字，點悟與傳達作品的精神或閱讀體驗；另有一種傳統批評的路數則截然不同，那就是作純粹實證式的考據、注疏和索隱。但是不管哪一種，都不太注意語言抽象分析和邏輯思辨，缺少理論系統性。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所依賴的不是固定的理論和標準，而是文人大致相同的閱讀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欣賞力和判斷力，這些都是溝通批評家與作者、讀者感受體驗的橋梁。”
如果我們拋開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主義與術語．仔細看一看李健吾所作的許多評論，用心體會一下的話，就會發現李健吾雖然被冠以印象主義，但他對許多作家作品的精微的議論卻更令人想起中國古典的文學評論，如《文心雕龍》、《人間詞話》等等。他之所以推崇印象主義，是因為它從本質上與中國的古典文學批評是相通的，李健吾是想用印象主義的理論來收束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使之更富有操作性。更容易符合現代化的要求。
至于具體的方法．就是“把他獨有的印象形成條例”。“印象”不是所有人的印象，而是他獨有的。基于他全部個人的修養、經驗、知識和人格的印象，“條例”即規則，即綜合。要通過理性分析來完成。不妨說。李健吾的批評是一種以個人的體驗為基礎，以普遍的人性為指歸。以淵博的學識為范圍的瀟灑自由的批評。用他自己一再引用并欣賞的印象主義批評家法郎士的話說：“好批評家是這樣一個人：敘述他的靈魂在杰作之間的奇遇。”
第3篇
論文關鍵詞：新歷史主義；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是舶來品，它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學界。20世紀80年代，在渡過了西方“歷史主義危機”之后，人們又重新追問文學與歷史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之下，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以反抗形式主義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征。
一、歷史與文學
(一)歷史是什么。從歷史理論來說，新歷史主義的“新”是相對于傳統歷史觀而言的，這最主要表現在它對歷史的性質的再認識上。而對“歷史是什么”的回答，構成了新歷史主義的理論基礎。傳統的歷史觀把歷史看成是一個可供客觀認識的領域，歷史是獨立于歷史研究者認識主體的、獨立于他的研究手段(“發現”)和工具(“語言”)的實際存在。如果歷史研究者在把握歷史的過程中能夠克服和排除主觀因素，透明地運用其語言工具，他就能夠再現般發掘出埋藏在時間風塵下的“史實”，并由此獲得關于歷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發現。在新歷史主義看來，上述的歷史觀是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在歷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歷史研究者的主體(“人”)和他的工具(“語言”)本身都是歷史的產物。任何具體的人在借助語言而把目光投向過去的時候，他的視點和視野都已經被限制在某一現刻歷史、語言的歷史沉淀以及它們錯綜的復合影響之中。
展現在他眼前的不過是他所看見的歷史，而不是“歷史本身”。因此，新歷史主義認為歷史是現時的人對過去的一種“知識”，這種知識以話語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寫出來的。至于歷史上究竟發生過什么，他們則不管，他們認為歷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種閱讀、闡釋這些文本的策略組成。
對此美國文藝理論家海登·懷特說：“從這種觀點看，‘歷史’不僅是指我們能夠研究的對象以及我們對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類特別的寫作出來的話語而達到的與‘過去’的某種關系。”在這里，歷史是對過去事件的描述，而這種描述并非純粹的客觀再現，而是語言對事件的再度構成，其中必然滲透著語言運用者對事件的解釋。
因此，歷史被看作一個文本。海登·懷特還進一步論證道：“不論歷史事件還可能是別的什么，它們都是實際上發生過的事件，或者被認為實際上已經發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件。作為這樣的事件，為了構成反映的客體，它們必須被描述出來，并且以某種自然或專門的語言描述出來。后來對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釋，不論是自然邏輯推理的還是敘事主義的，永遠都是對先前描述出來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釋。描述是語言的凝聚、置換、象征和對這些作兩度修改并宣告文本產生的一些過程的產物。單憑這一點，人們就有理由說歷史是一個文本。”
歷史是一種話語，或一種文本。這種歷史觀帶有明顯的后現代社會的色彩，是后結構主義者歷史觀的延續。福柯等后結構主義者，把歷史稱為一種“歷史敘述”或“歷史修撰”，正是突出了歷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話說就是，原先的一個大寫的單數的“歷史”(History)被小寫的復數的“歷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們面前的歷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歷史。福柯的這種歷史觀正應和了當代文學批評的一種信念，即人們只有通過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對于人的思想來說是不存在的，沒有意義的。
作為話語或文本而存在的歷史，帶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虛構因此而成為歷史文本無法擺脫的特質。海登·懷特曾說歷史的深層結構是詩性的，便是基于對歷史文本的想象與虛構特質的理解而作的評論。這也就是說，歷史從來就不能脫離想象而存在，歷史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語言闡釋，它不能不帶有一切語言構成物所共有的虛構性。與此相關，所謂歷史真實并不等于事實，它是事實與一個觀念構造的結合，也就是說，沒有一種絕對的真實，一種離開具體觀念和闡釋語境的真實。歷史話語中的真實總是存在于一定的觀念構造之中。
(二)歷史與文學的關系。當海登·懷特把歷史的深層結構解釋為“詩性”的時候，他已經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加密切的聯系。新歷史主義者認為，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傳統歷史學家那里，歷史的特質是“真實”，它記錄的是真實的事件，而這種“真實”與文學的特質“虛構”恰成對比，兩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歷史主義者打破了歷史的“真實”假象，他們認為，歷史文本的運作方式是“編織情節”，即從時間順序表中取出事實，然后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情節結構而進行編碼，這種編織情節的方式與文學話語的虛構方式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在舊歷史主義的文學批評中，文學文本被看作是一種歷史現象，認為它產生于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中，是對歷史的一種反映。那么，舊歷史主義批評家所從事的文學研究和文學評論的任務就是一種“還原”歷史的工作，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通過把文學作品放到它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之中，來試圖再現出作者的原來的意義，從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舊歷史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因為它認為在文學作品之外，有一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而文學作品只是對這個真實而具體的歷史的一種反映。換一種簡單的說法就是，歷史是第一性的，文學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說歷史是背景，文學作品是前景。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真實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和文學的內容。而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不再把歷史看成是由客觀規律所控制的過程，看成是文學的“背景”或“反映對象”，而是把歷史和文學兩者同時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構成。在他們看來，歷史和文學同屬一個符號系統，歷史的虛構成分和敘事方式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十分類似。因此兩者之間不是誰決定誰、誰反映誰的關系，而是相互證明、相互印證的“互文性”關系。在新歷史主義者眼里，文學與歷史并無明顯的界限，兩者之間的關系是以一種復雜的相互糾纏的方式呈現出來的，他們所關注的，并非通常人們理解的那種虛構的、想象的、狹義的文學，而是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換句話說，新歷史主義批評從事的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體批評行為的實施過程中，我們既能看到“用文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也能看到“用歷史的方法研究文學”。
二、文學與政治
當新歷史主義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歷史文本與非歷史文本間的鴻溝，拉近了歷史客體與當代主體間的距離時，并不意味著要把歷史文本理解成憑空捏造，新歷史主義的目的是揭開作為教科書或史書的“歷史”的神秘的面紗，讓人看到其形成軌跡，發現文本的“歷史性”。在這方面，它對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多有借鑒。福柯用“話語”連接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社會中的整個社會機制、慣例、習俗等，這就使文本作為一種“話語實踐”指向社會歷史。話語實踐植根于社會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約，總是體現著權力的關系。由此，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論歷史或文學，作為文本，它們都是一種權力運作的場所，不同意見和興趣的交鋒場所，傳統和反傳統的勢力發生碰撞的地方。
同時，福柯挑戰現存歷史定論的勇氣也給了新歷史主義批評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說，在任何一個看似處于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統治下的歷史時期中，都充滿了被壓抑的它異因素，歷史學家必須在他的譜系研究中對它異和斷裂給予格外的關注。研究斷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話語、社會形態的形成條件，并由此對它進行批判，而不是認可；昭彰它異不僅否定了統一意識形態的神話，而且通過歷史定論對它異因素的壓制過程和方式可以透視出社會、政治、文化的復雜的機制運作情況。
因此，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具有明顯的政治性。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歷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著對現今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馬上顛覆現存的社會制度，而在于對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則進行質疑。新歷史主義批評所關心的不只是主導意識形態所維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這表象下被壓抑的它異和破壞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