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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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漢代史學家班固在討論當時各地的風俗時，定義“風俗”稱：“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故謂之俗。”[1]這段話的大體意思是，由自然環境決定的人們的行為和屬性，稱為“風”；而由統治者的意愿或行為的影響而形成的習慣，則稱為“俗”。二者相加，就是風俗。班固對風俗的解釋含有很多科學合理的成分，但是顯然過分夸大了統治者在風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將統治者（君上）改換為社會環境，就能更科學地表述風俗的概念。即風俗是指人們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具體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群體性的生活習尚。

風俗是群體的產物。一個人從生到死，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社會風俗的包圍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風俗的支配。從特定的意義上來說，人自身就是風俗的產物，正是人們浸潤于其間而不自知的風俗，決定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并使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區的人群相互區別開來。就普通民眾而言，他們大多也是從風俗的視角來認識不同的國家或民族的。如對于西方人來說，講到中國人，他們的第一反應很可能是筷子、茶葉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則是榻榻米、和服及櫻花；對于現代中國的兒童而言，肯德基、麥當勞、漢堡，就是意味著西方。在電視廣泛普及的現代，中國的普通民眾也是從肥碩飄逸，酥胸半露的服飾來認識唐朝，從馬蹄袖、紅頂子和旗袍來區別清朝的。風俗對于認識社會的重要意義于此可見。

從另一方面來說，不管風俗在社會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畢竟是通過具體的人的思想或行為方式體現出來的，如果抽掉了具體的人，也就無所謂風俗了。人們在強調風俗綿延久長、無所不在的影響的同時，往往會忽略它的變動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風俗的發展變化中的作用。與其他一切事物一樣，風俗也隨時處在變動之中。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有些風俗消亡了，有些風俗發展成了禮儀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則一直在民間傳承不絕。雖然對不同風俗的發生、發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釋還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人在風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動，無所作為的。中國古人從很早起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如《詩經·關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說法。《孝經》中也稱“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所謂“移風俗”或“移風易俗”，就是強調人與風俗的關系中人的能動作用，即摒棄那些妨害人們生活的陋俗，闡揚有利于人們心智的風俗，促進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風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為增進現代人對古代風俗的了解，除此之外，為移風易俗提供借鑒，應該也是風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風俗史的一個重要轉折期。漢魏舊俗和北朝的胡俗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許多新的風俗，這些風俗對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風俗產生了重大影響，有些甚至歷宋、元、明、清，影響一直及于現代。就這一時期社會風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較為突出的方面。

⒈詩歌對社會風俗的浸潤和影響

唐代的詩歌不僅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也對這一時期的社會風俗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詩歌滲透了社會風俗的方方面面。

第2篇

關鍵詞：心理壓力 調適 儒釋道 中庸之道 無為而治

狄更斯《雙城記》經典的開場：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依然適用于今天。每一個人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工作、住房、感情、健康……任何一項都會讓我們憂心忡忡。雖然壓力在人們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超過了人們的承受能力，它就會成為精神世界的破壞力量。因此，如何在各種情緒壓力面前，做好心理的調適顯得尤為重要。

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儒釋道三家學說，從內容上講實質上就是儒釋道三家綜合一體的文化。河南嵩山少林寺有一塊石碑，上有一幅很奇特的圖，“混元三教九流圖”，幅圖把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十分形象地合為一圖之內，三教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說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最形象的圖解。探究儒釋道的思想體系，取之核心精華，應用于當下，對提高民族心理素質, 增進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修養，具有著積極的借鑒作用。

一，內心平衡的基石：中庸之道

“中庸“對于現代人保持心理平衡更是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適中”的自信是人類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而過度的壓力痛苦可能會摧毀人的身心走入絕境。生命中全無任何壓力也會使人類喪失進取的動力，最終一事無成。在現代社會中，來自方方面面的競爭日趨激烈，壓力越來越大，因此“中庸”之道日益顯露出其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人們要將自己的心態調整到“中”不要“過”也不要“不及”，以坦然、平和的心態, 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

二，外部適應準則：仁義忠恕

現代社會人類越來越自由、獨立和自足，同時，個人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又一刻也離不開人與人的溝通，尤其在團隊之中，必須與他人保持一定的和諧關系。傳統文化中的“仁義忠恕”給了我們良好的互動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以儒家為主體，其內核是“仁”，“人者，仁也”。“人”和“二”組成“仁”字，表明人際交往之道是儒家的重要內容。[1 ]孔子提出“仁者愛人”的主張, 將“愛人”作為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則。

在朋友關系中，首先君子要“愛人”，與人交往要真心誠意。沒有愛心便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其次，要以“忠信”為本，孔子認為“主忠信”，“忠”就是盡自己之力去幫助他人，也就是說，交朋友，是交他的道德，不可以懷有其它的目的。

儒家勸誡人們奉行“忠恕之道”，強調通過外在的社會規范展現仁愛精神，尊重、友愛、寬容、恭敬的人道原則和平共處，營造出一種人人將心比心，關心他人，互相寬恕、忍讓、諒解的社會和諧氣氛。

三、順其自然的平常心：無為而治

老莊道家思想則主張清靜無為，以柔克剛，見素抱樸。這是一種出世的思想，強調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尋求人的個體價值，崇尚人格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無為而無所不為”、“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即倡導人不要勉強去做有悖于自然規律的事情，那一定是違背了客觀規律。[2 ]世間萬事，順其自然，保持心境的平和曠達，有時也不妨以退為進，乃是對人對事對己對身心最為明智的自然之法。若想達到無為而治的效果，不是真的消極無為，而是在必要時要有所作為，即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面對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無為”的態度不失為促進人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除此之外，包容處下，處事不變涵養也是無為而治的一個重要內涵。 “天下莫柔弱如水,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以其無以易之”,所謂 “柔弱”乃是知時度事的一種明智認識。

道家所提供的人生態度和價值取向，恰好可以適應人們價值多元變革急遽中大眾的精神需要，可以維持人們在處境變化之下的心理平衡，從而為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心理健康提供了一種抗拒逆境的精神力量和消融苦悶的宣泄途徑。

四：參透本相的境界：歸本于空, 耐得寂寞

佛教強調“放下”，認為事物本質為“空”，任何一個存在之為存在，其實都和我們的心靈意識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我們心靈的活動回到自己，我們心靈意識和外在事物回到一種渾然為一的狀態，就是“空無”、“自在”的狀態，可使外界事物和心靈意識兩者一起渾合而無分別。

當下對于一個個體來講，其無限的欲望與對自身能量的錯誤估計是人生不幸的根源，故應該把我們內在的那個心靈執著解開，這樣或許我們的智能才能夠好好地展發出來。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多元的富于創造的復合型文化，在這一文化體系之中，儒釋道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雖然他們有著不同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處世方式, 但又有許多共通之處, 相輔相成。尤其是其中蘊藏的十分豐富的有關心理健康的內容，對于處于今天物質產品極大豐盈而精神產品相對貧乏的全球化時代, 對于國人有著不同尋常的價值，每一個中國人的基因里寫滿了傳統文化的密碼符號，對傳統文化的天然認同和接受是我們汲取其中有益成分調適心理的最為便捷的途徑，我們應該充分挖掘和利用傳統文化豐厚的資源，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解決自身的心理困擾，重建應對壓力問題的內心力量，這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得天獨厚倚靠的精神支撐，這種天然整合心理的能量一直存在于我們的文化里生活里，它對于今天人們的心理調適將起到十分樂觀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杜雄明. 人性與自我修養[M] . 北京: 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8 : 16.

第3篇

論文摘要:英國在工業化的進程中，發生了較為嚴重的城市河流污染，主要因為工業化時期的城市化水平和社會認識尚不能承載工業化帶來的全面影響，加之國家治污力度多受掣肘及科技水平的制約，河流污染的狀況在19世紀沒能得到顯著改善，引發生態環境惡化及流行病侵害等不良后果。后發國家應以英國工業化的得失為鏡，實現工業化的科學發展。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以蒸汽動力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為不列顛最早叩開了現代化的大門。然而，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與經濟:榮和城市發展相伴的還有遭受污染的生態環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為嚴重。英國，在摘取了一個工業化先行者JPG該摘取的最優惠成果的同時，也嘗到了工業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對尚未實現工業化及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規避和整治“邁達斯的災禍”有所裨益2=16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故本文不揣淺陋，愿就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點等問題予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狀況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類早期活動產生的廢棄物大都被排人大氣或棄置于水中，古時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規章控制污染的嘗試。在古希臘，只有獲得特殊允許才能設立制革廠;古羅馬也有規章規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設立在沒有居民點的臺伯河對岸。但是，早期的污染僅限于十分狹窄的范圍。

上百年來，英國的毛紡業等傳統工業無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質，但是，嚴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紀工業化時期才真正發生。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不斷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國的許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紀，城市河流污染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恩格斯對當時河流污染的描述頗為詳盡。例如，流經利茲的艾爾河，“這條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人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了”;流經曼徹斯特的兩條小河—艾爾克河與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狀況亦十分嚴重，“停滯的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滯的，而且發出臭味。

此外，流經西賴丁約克的卡爾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終是魚類喜愛的棲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員會已不得不沮喪地承認:“流經西賴丁約克的，與其說是河水，不如說是墨汁。艾爾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們捕魚的樂園，也被工業化的浪潮熏染得通體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將它點燃”，儼然是一條隨時噴發的黑龍。

泰晤士河曾是一條美麗的河流，英國人習慣地稱之為“老父親泰晤士”。19世紀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蕩漾，魚蝦成群，是舉世聞名的魷魚產地，詩人蒲柏在1728年將其描繪為“銀色的洪流”。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沿途城市居民的劇增以及大量工廠的建立，各種污染物源源不斷地進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質急劇惡化，泰晤士河成為一條污濁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學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報》:“整條河變成了一種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體……氣味很臭……整條河實際上就是一道陰溝。可見，英國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紀中期已經相當嚴重。

二、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為何諸多河流在一個世紀里都變了色、變了味，這么嚴重的污染是怎樣產生的呢?無疑，工業廢水和公共廢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來源，其中，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布局和工業類型又是產生大量工業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業化初期，主要的機械動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機，工廠不得不設在大流量的急流旁邊”。因此，英國的第一批近代工廠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國工業的發源地和中心—曼徹斯特，“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是沿著貫穿全城的三條河流和各種運河建立起來的。這既解決了動力問題，又方便了廢水處理，河流也成了廢水排放的理想場所。蒸汽機發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機械、依河而建的工廠逐漸轉移到城市中，但工廠對那些流經城市的河流的依賴并沒有減輕。因為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數工業生產部門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較潔凈的水。水作為冷卻劑是蒸汽機不可或缺的，一些工業部門如毛紡業、印染業、造紙業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水，還有釀酒、洗煤，沒有水更寸步難行。同時，水路為工業主提供了廉價的運輸途徑。因此，一條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廠，例如艾爾克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統統匯集在艾爾克河里”。這些廢水中往往含有鉛、堿、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質大大降低，造成嚴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公共廢水。公共廢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滌劑。公共廢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國工業化時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加上市政建設滯后，遂使水污染加劇。

一方面，與工業化相伴的是，英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鎮人口增長急劇。勢如潮涌的人口，被壓縮到很小的擁擠不堪的中心點上。從增長數量上看，大約在1800年，英國只有一個大城市—倫敦，人口約100萬，遠遠超過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爾等(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萬之間)。1850年倫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個城市在10萬人以上，18個城市在5萬到10萬之間。1910年英國有46個城市超過10萬，倫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萬。從增長率看，蘭開夏在1700年至1801年間人口差不多增加兩倍，曼徹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間也增加了兩倍。到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過農村。城市的擴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資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衛生日益惡化，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構成了那時英國許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國城市化雖快，但城市化水平較低，市政建設滯后。“所有的市鎮，不論是新的還是老的，都面臨著公共衛生的嚴峻問題,工業化早期，英國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掃垃圾的制度，垃圾糞便隨意堆放，人們甚至因廁所太少不得不隨地大小便。特別是貧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們稱為“霍亂國王的巢穴”。在利茲，最不衛生的地區是工人住的狹窄的房屋區，這類建筑物里不具備任何一種排水設施，廁所少且前后無遮無蓋。到1831年，即使是已擁有14萬以上居民的曼徹斯特市區仍沒有鋪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條例。非但如此在曼徹斯特新城(又叫愛爾蘭城，theIrishtown),“街道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可是這里卻有無數的豬群”。大量垃圾、糞便、洗滌用水還有從街道屠宰場排出的水染上深紅色的獸血，經過公用陰溝和露天排水溝通往小河、水塢，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綜上所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副產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業化時期英國的社會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劇的促因。

首先，英國人將“自由放任”思想奉為圭泉，對工業革命造成的工業中心人口膨脹、城市污染和公共衛生等問題盡量不干預;其次，社會以追逐財富為價值取向，對“污染”則漠不關心。英國貴族通過經營追求財富早已成為慣例，社會中下層又有著一股“向上看”的風氣，于是上行下效，社會形成了以謀求利潤為榮的風氣。

難怪連外國觀光者都不禁要驚呼:“英國的城市純粹是工作和掙錢的地方，而絕非休息和享受的樂園，那種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還沒有出現。

三、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點

隨著河流污染狀況的不斷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危害，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對污染予以遏制，但長期似來，社會的反應并不積極。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流行病的多發，城市才開始實行系統的衛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應和道路清潔等。同時，社會對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視，各項治理措施逐漸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將結合英國在這一時期的防治措施，對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點進行探討。

(一)各群體和多渠道的廣泛參與。生態學家和衛生學家最先向社會發出正視污染的呼聲，他們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產者組成志愿協會，呼吁減少廢物排放、倡議革新生產技術，為政府的積極治理建言獻策。議會和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領導水污染的治理。這樣，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議會、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各群體的參與和支持。

(二)議會立法和政府作為是治理污染的主導力量。一方面，從議會來說。1848年霍亂發生后，議會通過了第一部“公共衛生法”，并成立衛生部，雖不是專為治理水污染而設，但它規定在傳染流行區域設立地方性衛生委員會，負責處理當地污水問題。由于習慣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顯效果，1855年，議會頒布了《有害物質去除法》，試圖對那些以工業廢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處以罰款1865年和1868年，議會又先后兩次委任皇家委員會，負責調查河流污染的狀況并尋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徑叫即。在第一屆委員會提交初次報告后十年，議會通過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水環境防治法規。法案不僅對禁止排放的各類污水和違法行為進行了詳細規定(包括工業廢液、顆狀和懸浮狀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還任命專家擔任審查官，向工作部門提供實施建議，并通過監督技術改進以控制河流污染。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義的法案，它關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則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從政府作為來看，主要是加強市政的排污系統建設。例如，1858年倫敦市政當局修建的“倫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動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舉措，通過建立下水道網絡將工業污水和生活垃圾轉移到下游地區，為減少倫敦水生疾病的發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說，在19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英國議會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確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效果。

(三)專家治理充當重要角色，發揮積極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國勞動人口衛生狀況的調查報告》發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衛生狀況，尤其是“飄著惡臭的廁所、污水溝和被污染的飲用水”是引發霍亂的根源。麻醉醫師約翰·斯諾也提出同樣的觀點，1849年，他發表《論霍亂的傳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亂傳播的主要渠道”。他的這些結論有力地說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堅定了全社會的治水決心。1848年，約翰·西蒙醫生被任命為倫敦城區的保健醫官，“這一職務不僅在爭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貧民窟的清潔規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確保有關建筑和人口過分擁擠的規章的執行具有重要意義”。

議會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兩屆皇家委員會，委員會全都由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如第二屆皇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學家弗蘭克蘭德和農學專家默頓等人。他們通過調查取證，親自實驗，向議會遞交調查報告，同時，專家們還對肆意向河流排放廢水的行業進行嚴厲譴責，同時建議政府設立限制廢水排放的詳細標準，為國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論依據。

礙于諸多阻撓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紀末，英國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狀況沒有顯著改善。1898年，英國又一次委任多名專家組成皇家委員會，調查污染來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進度。與德尼森爵士等前輩不同的是，此次委員會的專家們更加務實。他們注意綜合考慮多方利益，設法調動工廠主的治污積極性，待之以寬，不求速變，先制定適度可行的治污標準，再隨污染狀況的改善而逐年將標準提高。在這種務實精神的倡導和促進下，產生了一系列減輕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簡捷的方法—一些濱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爾等)將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過污水轉移以緩解河流的吸納壓力。其次，建立“污水農場”，將污水引到離城鎮不遠的農場用以灌溉作物，既廉價、無害，又不影響豐產，到19世紀末，像倫敦、曼徹斯特和諾丁漢等地附近已有不少這類農場。此外，多種凈化劑得以應用，如動物骨灰、焦炭和頁巖等，都能起到過濾和凈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說，這些成效凝聚著諸多專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雖不顯著，但仍在困境中漸進19世紀特別是下半葉，英國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過程中尚存在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堅決。一方面，英國在19世紀面臨國內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等諸多緊迫問題，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夠急切;另一方面，對工業與貿易利益的關切使行政當局不愿對工礦企業的污染行徑和搪塞應付過于苛責，這勢必影響政策法規的貫徹力度。其二，工廠主和礦主不誠心。革新生產技術、減少污水排放意味著投入的必然增加，顯而易見，這種增加成本和損耗利潤的要求是無法讓各行業的污染大戶欣然接受的。其三，民眾不覺悟。“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對健康的實際影響，在19世紀70年代還不為公眾所認識。168公眾對皇家委員會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無所知，或漠不關心，更有甚者對一些協會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將其譏為理論家的空談。其四，科技不過關。19世紀中后期的科學對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以及水的凈化問題上缺乏明確認識，科學家不能準確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質的來源，而關于污染治理的技術開發又不夠成熟，要改善大規模的污染狀況自然是力不從心。因此，有人總結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公共衛生史中令人最不滿意的一章。盡管如此，英國人在防治河流污染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成效還是不能抹煞的。超級秘書網

四、關于英國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幾點啟示

作為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國家，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經歷和治理得失值得后發國家借鑒。

第一，正確認識河流污染的危害，重視水污染的防治。河流污染不僅破壞生態環境，而且直接威脅人們的正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魷魚是深受英國人喜愛的食物，可在1836年，泰晤士河的鯉魚已幾乎絕跡，而在塞文河、特倫特河與埃文河，也變得越來越稀少。在19世紀90年代，英國不得不向加拿大和挪威大量進口蛙魚，以穩定在比靈斯門魚市的價格1858年，奇臭的泰晤士河令在河畔開會的議員們不堪忍受，被迫將會議延后一周舉行19世紀霍亂頻發，僅1832年一次，就“大約使3100英國人喪生”。放眼全球，因河流污染而引發生態惡化和危害人們健康的事例不勝枚舉，有的觸目驚心，所以污染防治關系重大，不容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