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語言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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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面前，文學理論核心范疇的內涵發生了較大變化，這意味著該學科正走向新的發展階段。通過審視這些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疇本身的局限、發展空間及發展方向，這對于培養研究生的獨立判斷能力，大有裨益。本質論的弊病，不在追求共同性、抽象性，而在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本質；真實論的弊病，在于執著于認識論，從而走向歷史哲學和概念哲學，走向將感情抽象為思想；語言論的現代內涵，遠超過傳統語言觀，既豐富了語言論本身，也豐富了文學理論。三大范疇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

〔關鍵詞〕文學理論核心范疇；本質論；真實論；語言論

〔中圖分類號〕 i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8-2689（2011）01-0039-06

高校文學理論課程，事關對文學的宏觀把握與微觀品析，其難度和要求非一般課程所能比，在設置之初就被寄予了特殊的期許。作為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核心課程，文學理論對學習者的要求自然更高了：以本科階段學習的一般理論為基礎，及時掌握國內外研究的最新進展，進入文學理論的深層次問題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斷。就現在研究生的實際學習情況來看，跟上最新理論潮流基本上不成問題。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困難在于：面對新潮理論，能否抓住問題的實質，避免矮子觀場、隨人說妍，獨立作出自己的判斷。要實現這個目的，途徑很多，從核心范疇的內涵演變入手，為重要方式之一。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變化，最終都必定會體現為核心范疇的內涵演變。通過審視這些變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疇本身的局限、發展空間及發展方向。就文學理論而言，基本的核心范疇一定不能漏掉本質論、真實論和語言論。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下，這幾個范疇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甚至有關它們是否應該保留在文學理論這門學科之中的爭論，也早已開始。因此，掌握它們的來龍去脈和內涵演變，對于提高文藝學專業研究生的理論思維能力，以及獨立作出價值判斷的理論鑒別能力，意義重大。

一、本質論

后現代思潮在學理上用以挑戰文學理論的武器，首推反本質主義。我們在蘇聯專家直接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文學理論學科與課程，是以本質主義為方法論的：提出“文學是什么”這一最為根本的問題，孜孜以求地追尋答案，并以該答案為基礎，構架幾乎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學現象的理論體系。

把握反本質主義的理論原點，是應對挑戰的前提。

對反本質主義問題的探討，恐怕要注意避免以維特根斯坦為標竿，而應當追溯至歐洲中世紀以奧卡姆為典型代表的唯名論對實在論的批判，了解著名的“奧卡姆剃刀”如何剃除“不必要地增加實體或基

質”[1](239)之類的累贅物：“能以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較多者去作即是徒勞”、“如無必要，勿增實體”。[2](570)尤其應當回到波普爾反本質主義方法論的出發點，在波普爾那里，他是將本質主義與唯名論相對立的。[3](67)本質主義方法論（其前身還有歷史主義、理性主義）以揭示事物本質并用定義加以描述為目的，而唯名論方法論則以描述事物在各種情況下的狀態為目的。至于如何描述、如何科學、有效地描述，則與語言規則有關了。接著這個思路來理解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本質主義思想，對于他那些類似于測試人類智力極限的邏輯語義推論，也許會看得更清楚些。

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追求共性，后者追求個性。用波普爾的話來說，就是本質主義所達到的是“含糊”，反本質主義所追求的是“精確”。[3](68)弄清了兩者對立的關鍵所在，就沒有必要惡意貶低本質主義方法論，例如用“毒汁”來形容，[4](5)更無必要列舉大量事實來指責反

本質主義方法論的不實之處。那樣的話，只會又一次陷于以往常見的那種爭論：雙方總有充足的理由指責對方的致命缺陷，又都無法否定對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說，只要能夠心平氣和地看問題，就會意識到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之間存在相容性。

學術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以社會現實中的日常經驗為依據，是無法應對學術論爭的。否則，對待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僅用一句“藝術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羅齊煞費苦心構建另外的邏輯理論，通過指出黑格爾邏輯理論的不足，來駁倒“藝術終結論”。附帶說一句，杜書瀛先生對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們同樣誤解了黑格爾：“終結”不是“消亡。”[5](18-21)

后現代思潮雖然沒有運用像黑格爾那種一以貫之的邏輯理論，但其基本出發點是語言，卻是不爭的事實。從具體的語言使用出發，比較容易接近“個別”、“具體”、“精確”，達到將過度抽象還原為本色、從天空回到地面的目的。且不說維特根斯坦，德里達的反中心主義，就是直接來源于他對語言能指與所指之間關系的獨到辨析。相比之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一直比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塊，即通向“抽象”、“含糊”的那一塊，而對于具體語言這比較容易通向“個別”、“具體”的一塊，則相對忽略一些。

其實，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不啻文學理論的資源寶庫之一。比如，對于《詩經》中的“國風”，多年來無人提出任何疑問。而根據新出土文獻《孔子詩論》，我們得知：“國風”二字，是避劉邦之諱的結果，原為“邦風”。[6](15-16)雖一字之別，然而個中涵義，大有深意焉。如今文學理論“無邊化”過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資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關注最新出土資料，對比、對照古籍中關鍵字詞的異同，對文學理論的基礎工作來說，意義十分重大。最明顯的事例，莫過于江蘇儀征胥浦101 號西漢末年墓中出土的《先令券書》。

這份遺囑表明了當時社會的家庭關系：長子具有家長地位，去世前立遺囑；母親嫁過三個男人，現從長子而居。這個材料對于重新理解《孔雀東南飛》大有裨益：為什么劉蘭芝回到娘家后所感到的壓力主要來自其兄而非其母，因為家長是其兄長而非母親；劉蘭芝殉死并非出于一婦不事二夫的貞烈觀念，而純屬感情問題。[7]

再如，一直爭論不休的“羊大為美”和“羊人為美”的問題，要是僅只停留在許慎的《說文解字》，分歧恐怕永遠得不到解決。我國著名甲骨文研究專家陳煒湛先生，從甲骨文入手，指出許慎的誤解，證實了“羊人為美”。在古代，人們狩獵時頭上戴著獸角，裝扮成野獸的樣子，可以提高狩獵的效率，久而久之，這種獸角就逐漸演變為裝飾品。“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幾種寫法……美字也是一個象形字，本是一個人戴著兩雙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強調的正是美好的裝飾，亦即裝飾之美”。[8](246-247) 十分有趣的是，我國甲骨文里“美”字的來歷，與普列漢諾夫考察原始人關于美的概念的產生過程，具有驚人的一致：“野蠻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齒或是野牛的皮和角來裝飾自己的時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靈巧和有力，因為誰戰勝了靈巧的東西，誰自己就是靈巧的人，誰戰勝了力大的東西，誰自己就是有力的人。”[9](314-315)時間一長，這些起初只是作為勇敢、靈巧和有力的標記而佩戴的東西，漸漸引起審美的感覺，演變為裝飾品了。

實，不正好說明人類藝術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嗎？而到目前為止，本質主義思路存在的主要問題，不也就是執著于探討文學藝術的共同性——本質——嗎？如果世上確實存在著共同性、本質，或者說人們確實可以從現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質，那么，大大方方地進行探討，又有何妨？沒有必要因為這種思路也確實存在會使研究對象處于僵化境地的問題，就刻意回避甚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圖追求并運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本質來規定人類文學藝術的特性及發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企圖運用反本質主義來反對本質主義，恐怕也行不通。

非常贊同杜書瀛先生的意見：要本質、要普遍，但是不要主義，要規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5](239)

二、真實論

真實論既是認識論命題，也是美學命題，還同語言學命題相關。在文學理論領域，三者密切相關。

從認識論看文學，就存

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再現是否符合對象以及符合程度的問題，也即是否真實的問題。在古希臘時期，索福克勒斯與歐里庇得斯對于文學創作要不要追求真實的問題，就產生了分歧：一個主張“按照事物應有的樣子來描寫”；一個主張“根據人的實際形象塑造角色”。[10](178)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有關真實性的爭論，一直絡繹不絕，而且常常與政治緊密掛鉤。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干脆否定真實性的觀點。[11]

真實論的背后是認識論。從西方形而上學認識論傳統看，支配真實論的認識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起初是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后來就是從歷史哲學角度，以社會進化的理想模式為判斷認識是否符合對象的主要標準。

“求知是人的本能”。[12](1)這是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的第一句話。古希臘先哲奠定了西方文明中以求知為己任的認識論傳統，幾千年來一直發揚光大，造福于世人。

在綿延而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認識論一直在質疑中前行。其所遭受的最主要質疑，要而言之，首先是認識的前提何以可靠的問題。古希臘的許多哲學家，在考察人的認識能力之前，就宣稱人們能夠獲得關于事物本性的知識，另有一些被稱作懷疑主義的哲學家，認為這是一種獨斷態度，經不起檢驗。獨斷論者將知識建立在感覺經驗的基礎上，而懷疑主義者則提出，感覺經驗具有相對性，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知識，不具有普遍性和確定性。他們所提出的質疑，揭示了形而上學認識論無法回避的“無窮后退”窘境：“用來證明一個所研究的事物的證據其自身亦需要進一步的證明，而這個證明本身又需要進一步的證明，如此類推，以至無窮”。[13](23)這種“無窮后退”，實質上也就是后來的現代闡釋學所指出的“闡釋的循環”。如何破解“無窮后退”這一窘境，其實是一個如何確立認識前提的難題。直到笛卡爾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說明我存在，因而不必再用其他什么證據來證明我存在了——“無窮后退”的認識論前提問題才算告一段落。然而由此而來的心物二元對立，又將笛卡爾置于無法將身心統一起來的更為難堪的窘境。黑格爾的辯證法，堪稱人類認識史上的分水嶺，他提出“實體即主體”的原理，[14](10)用他獨創的辯證思維方式，解決本體論與認識論相糾結的共同難題：人類精神認識“絕對”的過程，也即“絕對”自己認識自己的過程。哲學是自己證明自己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過程，就是這樣一個圓圈”。[14](11)

僅僅解決前提是不夠的，如何保證知識的普遍有效性，更是認識論發展歷程中的頭等大事。康德在這個問題上的貢獻，恰如他自己所言，是一次哥白尼革命，他顛倒了以往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相一致的符合論真理觀，提出認識對象與認識主體先天知性范疇相一致的“知性為自然立法”的認識理論。康德的探索，是直接受到休謨啟發的。休謨對因果關系的質疑，令他如夢初醒： “我坦率地承認，就是休謨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條主義的迷夢”。[15](9)因為，根據個別事例或經驗得出的知識，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識具有普遍性的依據，在于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先驗綜合判斷”這一先天知性范疇。

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認識論進行了深刻反思，發現這種思維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客二分，由此必然導致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人類對大自然無窮盡的征服與索取，導致近代以來的深刻人文危機。他認為人與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體，所謂的“在之中”，是指人在世界之中，人不可以冷冰冰地站在世界的對面，將世界當作自己的對象、客體。他的思路，自然引發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思，并直接導致了當今方興未艾的生態美學。

從認識論角度看，真實論的發展必然走向歷史哲學，也即將社會進化的理想模式作為判斷認識是否符合對象的主要標準。真實論的最高表現形態典型環境理論，就是以歷史哲學為立論基礎和判斷依據的。

文學發展的歷程表明：當社會演變呈現出與預想模式相吻合的發展特征時，真實論就得到特別關注；反之，就會被忽略，甚或受到質疑。典型環境理論在目前趨于平淡，從現實角度看，是因為社會發展沒有出現與預期模式的吻合，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得到凸顯，于是文化問題便成為吸引文學理論關注的焦點。從理論層面看，不是典型環境理論本身出了的問題，更不是真實論出了問題，而是以認識論作為真實論的理論依

據這一思路出現了問題。

文學不可能離開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此即文學真實的源頭。但是文學又不能止于日常生活經驗，止于對真實的追求，尤其是不能把對真實的追求轉化為對抽象的本質真實的追求，否則，就會成為歷史哲學，就會走向干巴巴的概念哲學。[16](147)從美學角度看真實論，最重要的，就是文學不能追求將活生生的感情提煉為抽象的思想，不能追求將活生生的生活抽象為干巴巴的本質概念。也就是說，文學雖然離不開真實作為基礎，但是一定要超越真實。超越的結果，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活生生的具體生動的人與世界。在看待文學這個問題上，認識論與審美論，好像接力賽，認識論跑的是第一棒，只有由審美論接著跑，比賽才能正常進行。在文學研究領域，認識論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同理，要排除認識論的想法一樣站不住腳。

三、語言論

語言真是奇妙之級！它毫無疑問是人類的創造物，但是人類的一切表達，又都被語言所控制。前面談到本質論的時候，已經指出，克服本質論弊病——過度抽象、從而使對象僵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過重視具體語言的使用，以達到具體、精確、個別。但話說回來，人們又是如何實現過度抽象的呢，難道不是通過語言嗎？所以，審視語言論的內涵變化，眼光可稍稍移出抽象與具體之爭，關注傳統與現代之別。

傳統的語言論，把語言當作交流的工具。語言是純粹客觀的，無論什么人，都可以運用純客觀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反過來說，無論思想和感情的傾向性有多么強烈，與表達者所使用的語言的性質都沒有關系。正如武器一樣，在敵人手里，可用來侵略、犯罪；在戰士手里，可用來保家衛國。至于文學語言或藝術語言，關鍵在于以各種方式運用各種修辭手法，盡可能放大語言本身所包含的音樂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等元素，從而產生文學效果或藝術效果。

現代的語言論則不同。首先在于提出語言除了客觀性之外，還有被客觀性所遮掩的意識形態色彩、權力色彩等等。凡是通過語言說出來的，都不是純粹客觀的。道理很簡單，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文化語境中，他通過語言所說的一切，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具體文化語境的制約或支配。這個觀點，幾乎成為后現代思潮中解構理論的潛在理論基點。

學的語言觀則與此不同，它所做的，恰恰是要把語言的客觀性推向極致：將語言表述中所有不科學的命題、沒有實際意義的語句，全部清除。這樣一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語言來說的東西就很少了。雖然有了科學的精確性，但是語言的應用范圍卻大幅收窄，世界的范圍大幅收窄，維特根斯坦的目的也就實現了：“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17](79)只是，如果嚴格按照這種語言觀，人類的思想還有文學，恐怕大都不能用語言來表達了。

現代語言觀中，最重要的變化，還是把語言的地位提升到遠高于交流工具的地位。理解這種現代語言觀的要點之一，就是借鑒信息論視角來看世界，承認萬物有言。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人類才擁有作為交流工具的語言，世界上的一切，無論生物還是植物，無論有機界還是無機界，都具有自己的語言。一旦能夠讀懂萬物有言的具體內容，就會達到人與萬物交流、合一的境界。這種境界，正是文學或藝術所追求的意境。所以說，文學或藝術語言，就最高層次來說，就是通達人與萬物交流、合一意境的語言。

一旦通達萬物有言，對人類語言的把握就不在話下了。所以文學或藝術語言是最豐富、最深邃的語言。

僅僅弄清語言觀的內涵變化，還遠遠不夠。對語言的理解，必須能夠將其與人們的日常經驗聯系起來、與以日常經驗為基礎的文學經驗聯系起來。為此，還必須解決人的現實知覺與語言的關系，以及語言如何將在場的東西與不在場的東西連結起來的問題。

每個人的知覺是個體性的，語言則是普遍性的，兩者之間有“鴻溝”：普遍性無法達到個體性。如何解決這一難題？不知有多少哲人受困于此！分析哲學家莫漢蒂以靠近海德格爾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語言要想與其所指稱的單一性事實同一，必須此事實本身就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但是莫漢蒂畢竟不能“真正懂得有意義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他雖然看到了知覺中單一東西所顯現的不在場的東西，可他采取的是縮小視角的方式，甚至縮小到某個個人的“主觀語言”，以捕捉這單純在場的東西。張世英先生的辦法則反之

“不是從整個領域向在場的單一性東西縮小，而是由在場者向整個領域即向不在場的東西擴大、延伸，以至把握這整個領域，把握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相融合的整個‘天人合一’的境界”。[16](205)

在這里，要點是“萬物相通”：單一即個體也可通至“整體”。也就是說，不要把個人知覺的個體性限于在場的東西，而要看到在場的東西背后的不在場的東西。傳統的主客二分思維，講究的是通過現象看本質，現代的主客相融思維，則講究透過在場的東西看不在場的東西，但不在場的東西不是像“本質”那樣抽象的概念，仍是活生生的現實世界。

解決了個人知覺中個別事物與語言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以新的方式，解決了康德所致力的認識能力與知識的確定性問題：知識的確定性、普遍性，不在于先驗的知性，而在于個別的知覺與不在場的東西的“萬物相通”，因為“相通”，它不是單一的在場，而是與不在場緊密相聯的。

這樣一來，不僅在當代語境下重新解決了困擾人們上千年的認識論難題，尤其能夠破解因后現代思潮影響而產生的對文學真實問題的質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惟一的宇宙之中，他的任何知覺，都是對這惟一宇宙的個別視角的知覺，然而其背后又關聯著無窮無盡的不在場的東西，惟一的宇宙在其中得以顯現。也就是說，個人知覺中的個別的東西，與宇宙整體有著實在的、真實的聯系。這聯系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非僅僅是個別的。同樣道理，單個作家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以及單個讀者對作品的真實感受，一定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因而文學真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也沒法否定的。只是，再不可將具有相當程度普遍性的文學真實，堅持當作對所有文學的定性了。

經過梳理可以看出，本質論、真實論和語言論，作為文學理論的核心范疇，三者之間其實是相聯相通的：本質論的出發點之一，應該說就是對現象真實的抽象。就現象和本質的關系而言，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真實論問題，既涉及到認識論，也涉及到語言論；語言論問題，在現代意義上，不僅與真實論密切相關，更與本質論在文學或藝術的最高層次，即意境的層次上相通相聯。

目前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理論新潮的向往和敏感是值得稱道的，落伍者的名聲幾乎與他們無緣。需要注意的，應該是真正做到扎實、深入地掌握、研究深層次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能力，避免在新潮面前盲目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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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馬勝利）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and intensional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wangkun

（sun yat-sen uni

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第2篇

關鍵詞：語言教學；中學語文教學；關鍵

語文學科是普通教育中的基礎學科，中學語文課程的質量如何直接影響和制約著其他學科的教學，所以語文學科始終處于教育改革的前沿。隨著我國語文教育改革的推進，相應的諸多問題也隨之而來。在語文教學中我們應該抓語言教學還是人文教育？諸多類似的爭論不勝枚舉。其實我們要抓住語文教學的關鍵即語言教學。其原因如下：

一、語言教學是語文學科工具性的體現

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語言的本質作用來看，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語文學科是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總和的語言學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語文就是語言。而學生學習語言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熟練地掌握和運用語言。列寧曾指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斯大林也說：“語言是手段、工具，人們利用它來彼此交際，交流思想，達到相互了解。”因此，語言是人類交流和溝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語文教育實質上是幫助學生學習和掌握語言這個人類交際和交流的工具。工具性是語文學科的本質屬性。語文是學生學習知識和增長才干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我們在語文教學中要重點體現語言教學。

二、語言教學是閱讀教學的關鍵

我國的中學語文教材大多是文選型、綜合型的教材，主要培養學生理解文章和欣賞文學作品的能力，因此，無論是記敘性的文學作品還是有理有據的議論文，還是文情并茂的說明文，字里行間處處都洋溢著強烈的思想感情，這都體現著語文學科的人文性，但是我們語文教學的致力點不僅僅是讓學生把握所讀的文學作品中蘊含的思想內容，而且更要讓學生體會和領悟這樣的思想為什么用這樣的語言文字表達而不用那樣的語言文字來表達，從而讓學生消化吸收，轉化為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只有這樣，學生才能更深層次理解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真正精華之所在。譬如我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先生的《紀念劉和珍君》中有這樣一段話：“而此后的幾個所謂學者的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感到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試想想：（1）文中的“出離”改用成“很”，好不好？(2)“濃黑的悲涼”中的“濃黑”可不可以去掉？在提出這些問題的同時，可以先告訴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時，一定要聯系全文的主題。其實文章中的“出離憤怒”，表示憤怒到了極點，甚至超出了極限，無法忍受了，而改用成“很”顯然無法準確表達作者的憤怒之情。而“濃黑”則是形象化、可視化的詞，用“濃黑”修飾“悲涼”，是將抽象的東西形象化，仿佛“悲涼”可感可觸可視，而且是極度的悲慘和悲涼。因此，這樣學生才會更深層次的理解課文，才會體會到準確形象用詞的妙處。

三、語言教學是培養學生口語交際能力的中心

《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將傳統的“聽話、說話”叫做“口語交際”把“聽說能力”叫做“口語交際能力”。并在課程目標中對口語交際規定了明確的目標：“具有日常口語交際的基本能力，在各種交際活動中，學會傾聽、表達與交流。而在《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在“課程的基本理念”中要求在口語交際中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樹立自信，尊重他人，說話文明，儀態大方。善于傾聽，敏捷應對，恰當地進行表達。學會演講，做到觀點鮮明而有個性，材料充分、生動，有風度，有說服力和感染力。朗誦文學作品，能準確把握作品內容，傳達出作品的思想內涵和感情傾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語言教學必須貫徹口語教學始終，也是提高學生口語交際能力的關鍵之所在。因此在教學中，我們要把語言教學的相關知識融入到課堂教學中去。比如語調有揚調、抑調、平調、曲調四種，主要是通過讀音的抑揚頓挫的變化，來表達作者的喜怒哀樂的感情。在課堂教學中，我們可以運用以上語言知識來引導學生朗誦文學作品，增強對文學作品的理解。譬如：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么話可說呢？”可以引導學生用抑調表達出魯迅先生對反對軍閥屠殺無辜大學生、文人污蔑請愿大學生的極度悲哀之情。總之，只有恰如其分地把語言知識運用到語文課堂教學中，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才能更好地把握課文內容。

四、語言教學是寫作教學的基礎

中國歷來重視寫作教學，由于現代生活、學習、工作、交際的需要，寫作教學在課堂教學中也受到高度重視。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特級教師張大文指出：“寫作教學需要在廣開寫作源泉上，要啟發學生貼近生活，深入文學作品，善于觀察、積累、模仿、借鑒；在提高思維品質上，要養成思考習慣，樹立辯證觀點，加強思維邏輯性，在加強語言基礎上，要學習范文，模仿語言，變化語言特色，總結寫作經驗。”總之，我們在寫作教學中無論是要借鑒文學作品、加強思維邏輯性，還是要變化語言特色也好，都要從進行語言教學，豐富對語言的變化，這樣學生的作品才會具有自己的寫作特色。綜上所述，無論是從語文學科的本質屬性來看，還是從語文教學內容中閱讀教學、口語教學、寫作教學來看，語言教學都是語文教學關鍵和著力點。因此，我們要把語言教學作為語文教學的根本任務，這樣，語文教學的改革之路才會走上正軌，語文課堂教學才會發揮其本質的作用，學生的語文水平才會真正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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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傳宗.加強語言教學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教學效率[J].課程.教材•教法，1995(5):36.

第3篇

1課前語言生動的導語語文教學過程中導語的設計是非常重要的，傳統的教學方式中中學語文教師多數會導語的重要性，草草點題、寥寥幾句是不能夠吸引學生注意力而引起共鳴的，其實語文課程的導語與音樂的前奏是一樣重要的，導語的成功設計可以將學生帶入到一定的情境中，故事的序幕被緩緩拉開展現在學生眼前的是驚人的場景，也可以說是為學生打開寶藏的大門，琳瑯滿目的稀世珍寶就會吸引學生的眼球。那么語文教師在設計導語的時候不妨可以將北約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事件后人民群眾義憤填膺的正義呼聲與課文中魯迅先生悲憤不己的內在情結聯系起來，這樣的實事更能引起內心深處的共鳴，所以在導語設計之初教師就要對其吸引力有一定的預見性。

2學生朗讀與教師范讀朗讀能夠使無聲的文字富有充沛的情感，這是一種語言上的創造也是一種語言藝術，朗讀的過程能夠使學生更加深切的體會作者的寫作情感與意圖，所以在語文教學過程中要特別重視學生的朗讀與教師的范讀，教師的范讀過程是為學生建立一種情感氛圍，使學生能夠更加深入的了解文本內容與感情，在詩詞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鼓勵學生自主語言并大聲朗讀，豐富自己的語言情感，注重朗讀過程中的神態舉止，教師可以先給學生范讀以此來感染學生，使學生能夠了解詩詞的寓意。實例分析：課程名稱：《羚羊木雕》視角定位：單篇整體閱讀教學角度。語言學習目標：利用課文特點，教給學生一點似乎不覺得非常重要，但是具有實際內容的知識點。學習要點：怎樣把對話描寫中的“說”這項內容寫好。“說”這個詞在《羚羊木雕》中反復出現多次且出現形式不同，例如：

（1）奶奶突然說:“算了吧，這樣多不好。”

（2）“是的，這是爸爸給你的，可并沒有允許你拿去送人啊!”這一句中沒有引出“說”這一詞，語句中表現出的是爸爸情感中的不可抗拒。

（3）“不!”我哭著喊了起來。這也是“說”的一種表現形式。

（4）媽媽堅定地說:“你現在就去把它要回來!”這是在說話之前將語氣態度加上，明確語句含義。

（5）用“神情”表示“說”或在“說”宇之前加上“神情”如:“爸爸不是說給我了么?”我小聲地說

（6）帶動作地“說”或以動作表示“說”。如:“送給誰了?告訴我。”媽媽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以此達成學用結合，能夠增強學生學習興趣，印象深刻。

3傾聽學生訴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訴求，教師要學會傾聽并給與一定的理解，整合學生的意見之后與之達成共識，增進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交流，在傾聽的過程中拉近學生與教師的距離，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教師威嚴的形象使學生膽怯，從而隱藏了學習訴求，而教師也是被這種形象束縛而失去了傾聽的耐心，難免會在教學過程中出現主觀臆斷以及一味灌輸的形式，語文教學模式要求教師善于傾聽，善于與學生溝通交流。

4探究學習交流總結教師整合出與教學任務相符合的重點問題引導學生與學生之間進行交流與溝通，學生探究出的問題以及答案能夠與同學進行介紹與講解，使學生與學生之間能夠實現知識的共享，最終針對某一探究問題達成一致，最終教師也可以組織學生以小組形式來解析文本語言的賞析結果、體會，能夠有效強化學生的學習意識。語言教學要注重開放性課堂的綜合性與實踐性：新課改教材中涉及到的實踐內容非常多，這是為了培養學生的拓展思維，所以在教學內容上突出整合形式的知識教育，在增加信息含量基礎上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語言教學要注重語文課堂的創新性與塑造性：語文課堂教學的創造性價值是非常高的，中學階段學生的心理發展是需要教師進行引導和塑造的，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為學生提供語文的情景教學，能夠使學生的想象力和抽象思維發散到最大化，所以教師應該注重新理念、新形勢的教學，讓學生的嶄新的教學模式中提高自我創新能力；最后，要注重語文課堂的彈性與周期性，教學是要長期累積而進行的，所以教師要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情感與態度，在課堂教育過程中實現價值的最大化，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彈性反映以及情感需求，以學生的個體特征和個性發展為主來進行語文教學，以此才能夠實現教學效益的最大化。

二、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