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環保法下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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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選取了2012－2017年滬深兩市A股生物制藥行業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以新環保法的頒布為政策背景，將2015年作為政策實施分界點分別對政府監管、市場競爭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研究表明:總體上，政府監管、市場競爭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呈顯著正相關;相比新環保法實施前，實施后的市場競爭與環境信息披露的正向關系更顯著;但是新環保法實施后政府監管的正向作用較實施前并無明顯促進;并發現我國生物制藥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化。

關鍵詞:環境信息披露;政府監管;市場競爭;新環保法

引言

2015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新環境保護法》(簡稱新環保法)至今已有四個年頭。從21世紀初我國對環境信息披露的初步探索，到政府相關部門陸續出臺《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2007)、《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2010)，再到2018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簡稱環保稅法)正式實施，意味著環境保護稅(簡稱環保稅)全面開征。在黨的報告中，提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說明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環境信息披露作為公示企業環保行為的重要手段之一，更需要外部政府的監管和市場競爭的促進。企業環境信息逐漸公開透明化，不僅能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也能提高企業自身的環保責任意識，這就需要從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和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對環境污染進行監督。本文基于新環保法的實施背景，從政府監管和市場競爭雙向視角出發，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做出分析，選取其中的生物制藥行業作為研究樣本，以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為分界點，探究環保法律的頒布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是否具有推動作用。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新環保法的現實意義新環保法第五章明確規定:重點排污單位應如實公開污染物的各項指標及處理情況，并接受社會監督。重污染企業是新環保法重點監管對象，鄭建明和許晨曦(2018)［1］指出，新環保法作為“史上最嚴環保法”，提高了重污染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因此，“新環保法”不僅促進了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有利于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而且有利于督促企業認真履行自身的責任。但也有研究表明:環保披露成本的提高，環保投資加大，使得大部分企業并不認真履行環保責任，存在著披露信息針對性較差、重點模糊、易對外部信息使用者產生干擾等問題(鄭飛鴻和鄭蘭祥，2018)［2］，且基本停留在公司性質和結構等層面(崔春，2018)［3］。因此，需要在環境信息披露過程中加入“一只看得見的手”與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分別進行監管和參與競爭，以此提高企業環境信息的披露質量。

(二)政府監管與環境信息披露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通常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外部因素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較大。在外部監督方面，沈洪濤和馮杰(2012)［4］基于合法性理論，提出媒體輿論監督會導致環境信息披露質量提高。張克欽(2018)［5］也認為較高的媒體關注度可以促使企業更好的遵守環境信息披露的規章制度。聶金玲和雷玲(2015)［6］發現政府的環境管控對環境信息披露具有正向作用，且兩者存在“U”型曲線關系，而我國正處于政府環境管控強度的較高水平?；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1。H1:政府監管力度提高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推動作用。

(三)市場競爭與環境信息披露由于現代企業中存在“所有者和經營者的信息不對稱”的通病，于是市場作為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就發揮了作用。王雄元和劉焱(2008)［7］的研究表明，當行業競爭程度越強，信息披露質量也就越高，并且處于劣勢的公司在行業競爭加劇時更愿意提高自身的會計信息質量。李蘭云等(2019)［8］認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可以降低成本，約束經理人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提升財務信息的披露質量。楊巧霞和鐘定國(2019)［9］也提到為了應對激烈的市場環境，企業希望以較低成本獲得外部融資，因此必須要降低雙邊的信息不對稱情況，努力打造良好的社會形象和企業形象，也會充分披露企業信息。因此，市場競爭作為公司外部治理的一種重要機制，會激勵企業在競爭激烈時充分披露環境信息，以達到美化自身形象的目的?；谏鲜龇治觯疚奶岢黾僭O2。H2:市場競爭能力提高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推動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生物制藥是一個污染成分復雜、污染物排放繁多又難以區分、環境污染影響嚴重的行業，且近幾年醫藥制造業環境違法問題突出，如2013年的泰瑞制藥惡臭擾民事件、2019年的長沙某醫藥公司露天焚燒藥品犯環境污染罪事件等，故本文選擇上交所、深交所A股上市的生物制藥行業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研究分析。同時進行了如下篩選:(1)剔除了經營狀況不穩定的ST和*ST公司;(2)剔除了西藏自治區和海南省這兩個地區的上市公司缺失的樣本數據;(3)本文的時間區間為2012－2017年，剔除在這六年期間數據不完整或缺失的樣本。經過以上篩選過程，本文最終篩選出25家生物制藥上市公司2012－2017年共計150份研究樣本。

(二)變量選取與定義1．被解釋變量:環境信息披露(EDI)本文采用專業評級機構的數據，選擇潤靈環球責任評級的評分來衡量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2．解釋變量:政府監管(GOV)本文以《城市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報告》作為衡量指標，它是由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與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共同開發而成，對113個環保重點城市污染源進行打分，滿分為100分。刪除對于無法獲取PITI的上市公司所在的城市，以該城市所在省份的均值為替代值。3．解釋變量:市場競爭(HHI)本文采取赫芬達爾指數(HHI)衡量市場競爭，它是測量產業集中度的綜合指數。在行業一定公司數量情況下，赫芬達爾指數越大，說明市場集中度越高，壟斷程度越高，市場不活躍;反之，說明產品市場競爭越激烈。本文以A股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的赫芬達爾指數來研究。4．控制變量考慮到環境信息披露還會受到其它因素的影響，參照已有研究，本文選取的有產權性質、資產負債率、獨立董事比例、總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公司規模、審計師。

(三)模型構建為了驗證假設，本文構建多元回歸模型進行檢驗:EDI=α+β1Gov+β2HHI+β3Aud+β4Lev+β5Ind+β6Size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在150個樣本數據中，被解釋變量環境信息披露水平(EDI)最大、最小值分別為87．95和22．80，均值為40．27，且中位數為36．52。說明我國醫藥行業的環境信息披露總體上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差距較大，也說明我國醫藥行業在環境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化，部分醫藥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意識淡薄。解釋變量政府監管(Gov)的最大值為79．60，最小值為11．30，說明不同城市之間政府監管差異巨大，且一線城市政府監管情況優于非一線城市，總體呈現出地區差異。市場競爭指數(HHI)最大值為0．08、最小值0．07，說明在我國醫藥行業競爭差異并不明顯，原因可能是樣本數據中國企性質的藥企數量居多。此外，控制變量中資產負債率(Lev)均值為0．314，說明我國醫藥企業財務風險較低，企業財務不穩定、破產的可能性較低。

(二)回歸分析本文對關鍵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從表1模型的回歸結果中可看出，政府監管(Gov)、市場競爭(HHI)、審計師(Aud)和公司規模(Size)與環境信息披露(EDI)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獨立董事比例(Ind)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資產負債率(Lev)呈現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環境信息披露與政府監管在1%顯著水平上正相關，說明在2012－2017年間，政府監管力度越高，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這是由于隨著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出臺一系列環境信息披露政策，并把重心放在環境監管上，企業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便會遵守法律規定自愿披露環境信息。環境信息披露與市場競爭在1%顯著水平上正相關，表明在2012－2017年間，市場競爭越活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原因可能是:在壟斷市場環境中，由于市場不活躍，寡頭企業占有行業大部分資源，其產品的銷售量和好評度也會獨占鰲頭，但當市場處于競爭環境時，各個企業必須想方設法取得行業有利地位，且環境信息披露是企業傳遞給外部公眾關于自身環境管理信息的重要途徑，所以企業不僅以自身產品質量吸引消費者，而且需要主動公開環境管理的透明度、環保設備的投入、環境績效的情況等，以建立良好的綠色企業形象。

四、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本文從政府監管和市場競爭兩方面入手，再結合新環保法實施的背景，驗證其對環境信息披露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政府監管力度提高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推動作用，即政府監管力度越強代表企業越傾向于披露更多環境信息，這是由于政府通過環境監管行為更好指明企業環保發展方向，幫助企業做出更好的決策。第二，市場競爭能力提高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有正向推動作用，即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能夠促進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第三，新環保法頒布后，政府監管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影響更顯著，市場競爭對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影響較為顯著。

(二)建議1．政府繼續加大環保監管力度，制定明確的獎懲措施。政府不僅要制定好整體政策，把握好宏觀方向，做好頂層設計，引導企業重點關注污染情況，更需對環保法律法規的具體細則執行到位，對違反環保法律法規者執行嚴厲處罰，對環?？冃灝惖钠髽I給予相應的優惠和獎勵。2．鼓勵市場競爭行為，激發企業發展活力。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參與環境信息披露的積極性越大，因此防止出現行業壟斷現象，須大力鼓勵全行業參與市場競爭，從而使企業為了占據行業有利地位提高自愿披露環境信息的能力。3．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外部治理效應，提高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在注重政府法律監管的同時，決不能顧此失彼，忽視政府對市場可能具有的干擾效果，應協調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建立更加完善的外部治理環境。

參考文獻:

［1］鄭建明;許晨曦;“新環保法”提高了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嗎?———一項準自然實驗［J］;證券市場導報;2018年08期

［2］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及模式選擇［J］．鄭飛鴻，鄭蘭祥．統計與決策．2018(21)

［3］崔春．企業環境責任評價模式與效應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8(08):56－60．

［4］沈洪濤，馮杰．輿論監督、政府監管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J］．會計研究，2012(02):72－78+97．

［5］張克欽．披露質量、媒體關注、公司治理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市場反應［J］．財會通訊，2018(24):74－78．

［6］聶金玲，雷玲．外部監督、內部壓力與環境信息披露相關性實證研究———基于滬市重污染行業上市公司的數據［J］．財會通訊，2015(27):72－75+129．

［7］王雄元，劉焱．產品市場競爭與信息披露質量的實證研究［J］．經濟科學，2008(01):92－103．

［8］李蘭云，王宗浩，任昊悅．內部控制、產品市場競爭與成本［J］．財會通訊，2019(03):104－106．

［9］楊巧霞，鐘定國．董事網絡和產品市場競爭與信息披露質量［J］．西安工業大學學報，2019，39(01):113－120．

作者：趙藝 單位：天津農學院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