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剩余勞動力工業化戰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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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勞動力與資本、土地、技術等共為經濟增長的要素。但是，相對于農村的勞動力需求而言，過剩的農村勞動力供給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負累。囤積起來的龐大的“勞動力蓄水池”，造成“3個人的飯5個人吃”的低效益局面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障礙，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的“瓶頸”。在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中,政府首次把城鎮化提高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將其稱為城鎮化戰略。但是，在我國現階段經濟運行的體制框架——市場經濟體制，和主題內容——建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內，城鎮化在大多數農村只能是個遠景目標，更現實些的、更具有操作性的戰術應該是農村工業化發展形成產業化來為農村就地城鎮化提供“依托”。
一、龐大的“勞動力蓄水池”——中國經濟發展的負累
農村中的隱性失業被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論》中稱為“勞動力蓄水池”，主要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他指出：勞動力蓄水池是二元經濟形成的結果和特征，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型，即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勞動力蓄水池發揮供給作用并逐漸被消耗掉。它的存在狀態關系到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狀態，如果城市的勞動力供給滿足不了工業化的資本擴張所需要的勞動力需求，則將加快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改善二元經濟的結構。如在19世紀西歐主要國家在進行工業化時，工業人口要比城市人口的比例大。1856年法國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兩萬人以上的城市中，而有20％的勞動力在制造業中工作；1870年德國這兩個比率為12％和30％[1]，工業化的發展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加速了城市化的發展。然而，從中國來看，盡管在1953年開始的工業化初期，城鄉人口的比率分別為13．3％和86．7％[2]，城市人口同樣比率很低，但由于其后的一段時期內，城市一直是實行嚴格的進入控制，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一直發展平穩，加之工業化發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實行的重化工業戰略，制造業并沒有形成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強大吸引力。同時，由于城市過快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使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十分豐富，城市勞動力增長的速度也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所以，建國后的工業化進程幾乎沒有對城鎮化起到多大作用，根本無法像西歐發達國家那樣在工業化進程中來順理成章地解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型問題。中國目前依然是劉易斯所描述的典型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結構社會，龐大的勞動力蓄水池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負累。從勞均產值來看，按“國際美元”（1979—1981年價）計算，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1994年生產的農產品產值僅422美元，世界平均水平為1080美元，日本為4547美元，荷蘭為44339美元，美國為51561美元；從勞均谷物產量來看，1998年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年均谷物生產量1194公斤，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日本的1／3、法國的1／39、美國的1／84、加拿大的1／111；從勞均肉類生產量來看，1998年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年均肉類生產量136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8％，法國的1／32、加拿大的1／51、美國的1／84；從勞均生產農產品養活人口數來看，目前，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生產的農產品僅能養活3至4個人，1998年以色列為90人，2000年美國為128人[3]。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米國，但就人均產量而言，在同比單位情況下，中國僅為0．15％，泰國則跨過0．38％，我國農業的效率不到泰國的一半[4]。
那么，蓄水池里到到底有多少水呢？對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的估算一般采用兩種方法：一是基于劉易斯的“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的概念基礎上的被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派認定的邊際勞動生產率法；另一是由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勞均耕地面積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的基礎上提出的被部分中國經濟學家認定的勞動力合理負擔耕地法。就兩種方法的優劣比較而言，第一種方法計算比較復雜而且只能計算增量，但是比較精確一些；第二種方法雖然計算的數字不夠精確，但是計算簡單而且能夠計算存量。兩種方法都存在缺陷：第一種方法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這實際上是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這種方法會造成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的多少，其結果就值得懷疑了。第二種方法存在的主要缺陷是，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它完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它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僅是考慮了地—勞的關系，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就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在實踐中兩種方法都有所采用。運用前一種方法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2000年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為1.7億人[5]。采用后一種方法農業部課題組估算出我國1998年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為1.52億人[6]。楊韻新估算2000年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數量為1.42億人[7]。這樣看來，保守地估計，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農業勞動力總數的2/5以上，“3個人的飯5個人吃”。可見“蓄水池”里的水是夠滿的。
未來，隨著農業集約化經營程度的提高，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技術與管理水平從事農業生產，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將會大幅度增加。我國現在和美、德、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的經濟發展階段差不多，都是處于重化工業加速發展時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在1000美元左右，當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農村勞動力份額約為25％左右。但是如果考慮到發達國家農村就業量在社會總就業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中國農村潛在的剩余勞動力將達到3～3．5億人[8]。
在黨的十六大中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間表是從現在起到建黨100周年，大約不到20年的時間。為此，經濟學家們相應地提出了許多建議：如“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就必須在加速提高工業產值占GDP份額的同時，加速城市化率的增長，將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比例從現在的36∶64，轉換為2020年的55∶45”[9]。也就是說，從現在起，只有年均增加一個百分點的城市化率，即每年至少有12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才有望實現這一目標；再如“考慮到中國要在21世紀頭20年，實現人均GDP翻兩番的偉大目標，與上世紀70年代美國水平相當，農業就業比重下降到美國70年代10％的水平，則將每年必須有180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8]。無論是1200萬還是1800萬，總之，“水滿則溢”早已是共識。但問題是，“水”流向何方？由于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制度、戶籍制度等道道“閘門”，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已達到很大的規模，這股龐大的剩余勞動力規模形成的“洪水”一旦無所節制地溢出，泛濫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民工潮”帶來城市交通的擁擠和治安的混亂，農民進城得不到預期必然要“違規”，中國漸進式的改革探索和脆弱的經濟不可能承受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無序地大量釋放。所以，“泄洪”必須要做好“導流”。
二、“水”流向何方？——目前的農村城鎮化在更大程度上還是個戰略
在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通過的“十五”計劃綱要中,政府把城鎮化提高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將其稱為城鎮化戰略。
農村城鎮化是指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實現農村小規模社會化服務體系向城鎮的大規模社
3.1/會化服務體系的轉化，第一產業的農業人口向第二產業，接著又向第三產業為主的城鎮化人口轉化，農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的城鎮化。通過農村城鎮化，發展小城鎮來轉化農業剩余勞動力，已經被國外的實踐證明是一種極為有效的途徑。因為通過農村城鎮化后形成的小城鎮，地域分布廣、數量多，新建擴建都有潛力，農民實現身份轉移的難度和風險較低，其經濟技術結構、職業結構同目前農村勞動力的文化技術狀況比較接近，容易協調和在發展中同步提高。城鎮是農村工業、服務業發展的載體，對鄉鎮企業、文化、科學、教育、娛樂業等產業都有明顯的集聚作用。而且城鎮還為調整農村經濟結構提供優越的交通、通信、金融、信息等服務，及人才、技術支持。城鎮化程度一般以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當這個比例超過50%以上時，被稱作基本實現城市化，超過70%時被稱作高度城市化[10]，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為36%。加速城鎮化對經濟增長有很大的積極作用，據世界銀行專家的估算，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至少能帶動GDP增長1．5個百分點[11]。
但是從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目前的農村城鎮化只能作為一個戰略，而不是一個戰術。為什么呢？一般來講戰略是具有指導意義的，在較長時期內具有方向性的作用；而戰術在相對的短期內更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即存在實施的具體條件，戰術是在戰略的框架下制定的。我國現階段的經濟運行的體制框架是市場經濟體制、主題內容是現代化的工業體系。這兩個前提是戰術實施的具體條件。“市場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具有以下的邏輯關系：（1）市場化因為工業化而得到發展，即工業化是市場化得以發展的充要條件之一。早在工業革命以前，就已經有了市場交換與商品的生產，但是其真正的快速發展則是在工業革命以后，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形成的商品促進了市場化的發展。（2）城鎮化同樣因為工業化而得到快速發展，即工業化也是城鎮化得以發展的充要條件之一。早在人類的初期，由于軍事與安全的考慮產生了城鎮，隨后發展，其功能也不斷變化，但真正得以快速發展的時期也還是在工業革命以后，工業生產需要大規模的聚集人群為其提供勞動力和消費市場。實際上，工業化為城鎮化提供產品供給，而城鎮化為工業化生產的產品提供消費市場和勞動力供給。（3）在現階段，無論是發展市場化還是發展城鎮化必須依托于工業化的發展，這是市場化和城鎮化的共同要求。（4）市場化的基本原則要求工業化的資源配置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而我國現階段的城鎮化擔負著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任務，主要基本目的是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改善二元經濟格局，因此，若將此作為通過發展工業化來促進城鎮化的原則，就與市場化的基本原則存在相悖。因為如按市場化原則的工業投資必然尋找那些交通便利、產業配套、市場經濟制度成熟的環境，這些地方大部分集中于東部地區；而廣大的農村大部分集中于中西部地區，要在這些地區實施城鎮化，工業投資按照市場化的原則是不會流向那里的。故此，在目前以鞏固十多年來市場化的成果為主要工作重點的戰略指導下，就會造成對通過工業化來實施城鎮化的充要條件的忽視，使其失去實施的前提條件，變成戰略。現在的城鎮化按照戰術來實施，就使得城鎮化有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無實（工業化體系），而且在具體的實施中還造成了許多負面效應。例如：在擁有15萬人口的安徽省六安市葉集鎮，搞了個占地100多畝的廣場。由于鎮里財政緊張，一些被征土地的農民至今沒有得到足額補償款，以致形成一道奇特景觀：一邊是號稱皖西最大的豪華城市廣場，一邊是農戶透風露雨的低矮茅舍。這些失地農民找不到新的就業門路，陷入了種田無地、上班無崗的困境。在浙江省安吉縣48萬人口中，有40萬是農業人口，近幾年，這個縣以“經濟開發區”名義征地上萬畝，大量土地征用時沒有批文，屬于非法征用的“黑地”，興起新一輪“圈地運動”。[12]
其實，所謂城鎮化，主要解決的不是城市建設水平和質量提高的問題，而首先是產業發展，然后才是就業、社會福利等問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是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但一些鄉鎮卻錯把手段當成了目標，一些領導人在追求“政績”的心理驅使下，大搞奢華的城鎮形象工程。這樣做的結果，勢必要將投資轉化為債務，由企業及進城居民來負擔，并通過提高土地出讓金來加以彌補。這種虛幻的繁榮，使投資者望而卻步，限制了工業化發展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最終背離了城鎮化的主要目標。沒有“產業的依托”，導致城鎮化有形無實，且有不合時宜的地方政府行為使得目前的城鎮化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各級政府必須有這樣一明確的思路：發展小城鎮建設應以各地的產業發展需求為方向。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要說明，就是我先提到“實”是指“工業化體系”，后又提到“產業作依托”才能把城鎮化做“實”。其實，“工業化”和“產業化”二者的涵蓋是不相同的：工業化主要是從技術的角度來講的，而產業化主要是從分工的細化和生產規模的角度來講的；產業不僅僅指工業還包括農業、第三產業等；產業化的發展并不一定就是工業化的發展，工業化的發展也并不一定立刻就形成產業化。但是，在解決就業的問題上，二者是有一致性的。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看，工業化只有形成產業化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獲得規模效益和降低交易成本；從我國現階段的國情看，工業化的發展是產業化發展的前提，工業化的發展對其他產業的發展有帶動作用，為農業生產提供機械設備、為農業產品提供消費市場、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物質支持和需求。這種理解也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實現現代化，而實現現代化在目前又主要是工業化特別是發展重化工工業。這樣，從就業的角度談，工業化發展了可以帶動就業，進一步講，經濟發展形成以工業為基礎的多個產業的產業化發展還可以大大地帶動就業。所以，我將兩個概念并用，是指以工業化發展為基礎的產業化快速發展對促進就業有實質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有“部分條件”的地區即符合市場化的基本原則但自己沒有工業化基礎的地區，實施城鎮化，應該因地制宜，可以根據區域和周邊地區的工業化情況，結合各自優勢，配套進行其它產業的發展，形成帶動就業的非工業化的產業化發展。新晨
三、“圍水造田”——農村工業化發展形成的產業化是個戰術
城鎮化是戰略性指導原則。但是從戰術的角度，目前該如何做呢？在堅持加快城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以吸納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做實農村經濟更是關鍵。
“實施農村城鎮化，農村工業化和產業化要先行”。將剩余勞動力之“水”充分利用起來，造就“良田”，為農村城鎮化戰略提供“依托”。一般來講，城鎮化是伴隨工業化而產生的一種現象，即傳統的落后的鄉村社會變為現代的、先進的城市社會的過程。工業化與城鎮化是一種共生現象，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城鎮化反過來促進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程度在正常情況下是和工業化的程度相適應的，工業化水平越高，城鎮化程度也就越高。以1925年的世界人口狀況為例，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的9.3%，發達國家城市人口則占總人口的40%左右。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新的情況：許多發展中國家城鎮化的程度開始與工業化的程度相脫離，出現了城鎮化水平超越工業化的超前發展趨勢。1980年拉丁美洲的城鎮化程度為64.74%，東亞（不包括日本和中國）為58.85%。烏拉圭、阿根廷和智力甚至達到了80%以上，超過了美國（73%）、法國（78%）和日本（78%）。特別是出現了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超前發展，人口高度集中
3.2/的趨勢。1983年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和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人口都達到了全國人口的35%[10]。城市的超高速發展使這些發展中國家本來就比較落后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衛生、教育、社會福利等各個方面的不足更加突出，難以適應，社會問題更加嚴重。其實，發展中國家城鎮化超前發展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這一差距不但不在縮小，反而在逐步擴大，由此產生了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基本推動力。這種人口集中不是工業化進程本身所要求的，而是改變個人生活方式的經濟動機所促動的。只要農民現有收入與向往中的城市就業獲得的收入存在著差距，即使大城市存在著大量失業，也無法控制農民向城市流動。這對于我國的城鎮化戰略來講，是一個應該吸取的教訓，即通過城鎮化來解決失業問題離不開以農村工業化為基礎的產業化的發展。只有從解決農村經濟現代化問題入手，縮短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的差距，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農民進城尋找提高收入機會的經濟動機問題，實現有序“泄洪”。正如發展經濟學家邁耶所指出：“如果在過去幾十年中，農業發展具有工業價值，那么，在未來幾十年里，它必須具有本身的內在價值”。“農村的工業化與產業化發展”實際上是城鎮化戰略的具體戰術——不僅建立若干城市集中相當數量的人口實現工業化和產業化而且在成千上萬個農村集鎮推行工業化和產業化，使整個農村就地城鎮化。
農村工業化發展形成產業化的指導方針應該是：在企業規模上，注重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在產業類型上，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經濟類型上，注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總的說來就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民營中小企業。因為：第
一、不同的產業結構形成的供給結構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緩解勞動力過剩有重大的作用。據測算，勞動密集型的輕紡部門進行每一單位固定資本投資所吸納的勞動力數量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部門的2.5倍。[13]第
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為解決三農問題而向農村的投資不必也不應該是直接建立企業，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產權關系，有必要和應該做的是：培育民營經濟的投資主體。實踐證明，目前在城市的民營經濟已成為推動我國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下一步，大力發展農村中的民營經濟將會成為未來普及實施城鎮化戰略的主導力量。第
三、我國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的就業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各種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和自我雇傭方式的生產組織。這種類型企業的產業結構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也符合城鄉間產業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需求，即由于城鄉間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決定了供給的產業類型上的差異。從農村產業化發展和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角度出發，在生產組織類型上可以說“小的是美好的”。
農村工業化發展形成產業化的具體思路是：提高農村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程度，使大量從傳統農業中“涌流”出來的剩余勞動力消化在現代農業內部和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首先，要發展專業化商品的現代農業，建立農業經營的產業化模式，實行農企合作，進行農業公司化經營，走大農業的發展路，使農業自身吸收更多勞動力。其重點在于通過農業產化經營來積累更多的資金，解決按照市場化原則進行農村就地城鎮化建設所缺的工業化資金問題。其次，政府要改變不利于農業部門的貿易條件，消除工農產品剪刀差，使農業創造的價值能夠實現，提高農業產值以增強其實力，其重點同樣也是解決就地城鎮化建設所缺的工業化資金問題。第三，大力發展鄉村工業，在農業積累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實行金融、技術等方面的傾斜政策，扶持鄉村工業發展，創造就業機會，其重點也在于政府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增加農村資本進行工業化和產業化經營的“原始資本”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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