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民族建筑的保護及有效運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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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建筑保護是“人居環境”歷史延續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民族建筑面臨著危險的宿命，與會專家對此表現出強烈的認同。

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會長王景慧對民族建筑精華的被破壞表現了極大的痛心：一是許多有價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暫時沒有定為文物保護單位而被拆毀；二是文物古跡雖在，而它的歷史環境卻遭破壞，大大損毀了它的價值；三是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村落被拆毀、被改造，這在東部發達地區十分普遍，不少地方隨著舊城改造或建設新村，傳統建筑已蕩然無存。

來自英國的加的夫城堡結構測量師約翰·愛德華茲以加的夫城堡為例子，闡明古建筑的保護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他說，在加的夫城堡的保護過程中，由于考慮的問題很多，遇到了許多不同的有挑戰性的古建筑保護問題，包括從建筑的結構和裝飾的物理保護工作，到游客參觀路徑、教育、解說、旅游以及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所以古建筑保護是一個比平常所描述的要廣泛得多的概念，保護不僅是干預，而且是在現存的條件下(也就是環境條件)為建筑結構和裝飾創造更理想的條件。

中國民族建筑研究會秘書長肖厚忠博士認為，保護民族建筑實際上是一種“人居環境”的歷史延續和保存，保護民族建筑，不僅要保護民族建筑本身的結構，更要注重保護建筑周圍的環境、聚落或者街區群體的空間結構和建筑形態，一個典型的教訓就是福州“三坊七巷”的保護，最初的規劃只是保護其中的名人故居和著名建筑，其他的古建筑均拆除，這種做法非常不對，這樣保護的民族建筑將大打折扣。

肖厚忠認為，由于對傳統民族建筑的認識不夠，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一是對民族建筑的保護多局限于單個重點建筑，而不重視整個街區、古城景觀的整體保護；二是一味注重經濟發展，為經濟利益寧可犧牲民族建筑。如1992年以來隨著土地轉讓批租升溫，許多歷史文化名城出現拆遷舊城的熱潮，典型的如北京四合院被拆；此外，肆意占用古建筑從事經營活動，導致破壞，典型的如湖北武當山、北京護國寺火災；三是浮躁的心態扭曲了保護民族建筑的目的，一些地方領導直接把文化遺產視為搖錢樹，輕保護重開發，經常出現“殺雞取卵”式的利用；四是社會對民族建筑的認識水平不夠，建筑師對民族建筑的精髓領悟不深，諸如“歐陸風格”的建筑席卷全國，中國傳統形式被視為鄉土，這是一種媚外心態在作祟。近年來，中國出現較多的仿古建筑，一類是在大樓上加小亭子的“奪風”建筑，另一類是一些打著傳統文化旗號的格調低下的庸俗建筑，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當前建筑師對本國民族建筑的精髓體會不夠，缺乏應有的傳統文化功底，遠不如20世紀初的建筑大師。

尋找失落的建筑傳統

在研討會上，有關專家對高句麗古城、東陽明清聚落盧宅、羌族建筑、西藏建筑、閩西客家建筑等中國傳統建筑進行了分析，對其價值進行了高度的評價。

肖厚忠總結了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民族建筑保護的經驗，認為幾個國家有幾點是共同的：即積極進行立法，建立民族建筑保護性法規體系；政府積極投資進行保護的同時，也吸引大量的民間資本的進入；提高全社會對傳統民族建筑的認識水平；確立保護為主，開發利用為輔的保護傳統民族建筑的思路，不能因過度開發，而造成民族建筑毀損。

在肖厚忠看來，民族建筑保護有兩層意思，一是直接保護現存的古建筑；另一層就是繼承民族建筑的“文脈”。因此他建議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對文化遺產，應發展“可持續的旅游業”而非傳統的“大眾旅游業”，具體做法如使用當地原有的建筑物作為家庭式旅店，通過小范圍的使用傳統建筑，既保留原有特色又為居民創造收入來源。同時要進一步加強有關古建筑保護的立法和相關規范的制定工作，如針對古建筑的防火，目前只有1984年由公安部、文化部制定的《古建筑消防管理條例》，而這些標準大多數是針對現代建筑而言，在古建筑的適用性上有很大的局限。

肖厚忠認為，中國目前民族建筑保護不力，很大問題源自國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不足，片面追求“現代化”和“西方化”，那種認為把舊建筑拆光，蓋起高樓大廈就是現代化的觀點仍有很大市場。日本之所以能在20世紀60年代末爆發有廣大群眾基礎的市民保護歷史街區運動，根本就在于日本國民對民族文化有著極深的感情，因此，培養國民的民族感情，讓國民認識到民族建筑是記載我們文化、歷史的錄影機，讓國民熱愛我們的民族建筑，才是保護民族建筑的根本之路。

談到對傳統民族建筑的繼承，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的秦紅嶺副教授認為，中國建筑師在如何正確繼承傳統的問題上面臨兩大難題：第一，如何發掘、提煉并完整敘述傳統建筑文化中那些具有現代價值的“看不見的東西”，或者說準確捕捉中國傳統建筑的靈魂；第二，在此基礎上如何將那些“看不見的東西”用抽象的方法(即不是簡單形式上的模仿與符號借用)加以表現，或者說應當用怎樣的方法將傳統建筑的精華轉化為足以支持與指導中國當代建筑實踐的文化資源。如果這兩大難題解決不好，中國建筑界談正確繼承與創新傳統就只能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