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體育教育教學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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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文獻資料法,研究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的成因。研究發現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成為了家庭、學校、國家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的權威驅使下青少年個性完全被淹沒,沒有了剩余精力怎么去進行體育游戲,青少年個體完全處于失語狀態,個人意識只能依附在集體意識的權威代表家庭和學校身上,剩余的也只能是無耐。研究結果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是社會問題、生育制度、招生制度、教育制度、家庭觀念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單單的改變體育教學方法和體育教學模式等只是紙上談兵、南轅北轍,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就去行動只能是緣木求魚。所以提出研究學校體育教育應該從“教學方法、教學手段與教學模式”向“教育制度、招生制度與國家政策”轉移。

關鍵詞:

學校體育；體育教育；體質測試；邊緣化

所謂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是指學校體育教育在教育系統內成為非主流、非中心,被主流教育所排斥,已成為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集體意識。但是在17世紀、18世紀西方教育就把游泳、賽跑、爬山、跳躍、打獵等列為學校教育,到了19世紀英國在公立學校把橄欖球、板球和足球設為學校的主要運動項目,正如裴斯泰洛齊主張“:體育是教育的基礎和初級形式,進行教育首先要進行體育教育。”［1］斯賓塞在西方教育史上認為“:德育、智育、體育應該作為一個統一完善的教育體系。”［1］福澤諭吉提出“:健康的體魄比智力更重要,它是一切的基礎。”［1］

現代體育之父托馬斯•阿諾德強調“:沒有身體運動的教育就不能成為教育。”中國早在先秦時就有禮、樂、書、數、射、御的教學內容,其中御與射就是早期的學校體育教育形式。后來武術、體操成為了學校體育教育科目,統治階級希望通過學校體育教育為統治階級培養具有戰斗力的領導者,這也說明了早期的學校體育是一種軍事訓練,如榮祿在《請給武備學堂獎敘折》所說“:所學兵法、戰法、算法、槍法、炮法、操法等,都能洞悉竅要”［2］,這里講的是一種軍事兵操,這也是體育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種歷史淵源和理由。現在和平年代學校體育教育成為了一種健身強體的功能,已經遠離了軍事的意義。但是從1985年到2005年的全國青少年體質健康調查發現“中國青少年體質一些重要指標正在下滑”［3］“,到了2010年大學生的體質還在下滑”［4］。就此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中發［2007］7號)頒布以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中再次為青少年體育工作提出重要的要求“:加強體育課和課余時間的體育鍛煉,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但是新版《國家體育鍛煉標準》降低了青少年鍛煉標準,進20年來青少年體質健康形式嚴峻［5］。為什么國家在提倡減負、陽光體育、素質教育、終身體育等觀點后,學生的體質一再下滑,學校體育教育一如既往的被邊緣化？

1家庭、學校、國家的體育教育集體意識

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補充,其中,媽媽的高度決定孩子的起點,爸爸的高度決定孩子的方向,家庭就是復印機,孩子就是家庭意識的復印件。家庭對于國家獨生子女政策的貫徹落實(盡管現在可以生二孩),使得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飆升。從傳統的“超生游擊隊”到“4-2-1家庭”,孩子的重要性可見有多重要。他已不是單單僅屬于親生父母的孩子了,他是幾代人的唯一希望。幼小的肩膀生下來,就肩負著成龍成鳳的任務,肉身就賦予了“龍體、鳳體”的意義。對“龍鳳”的教育自然很是重視,要上最好的學校,要找最好的老師,在學校教育的基礎上擴大家庭教育的功能,延長“學校教育時間”進行課外各種“培優、補優”。從周一到周五,星期六、星期天比工作日學習的任務還有重。再看學校升學的壓力,從幼兒園到高中每個階段,每個學校無不面對著升學的壓力,因為升學率就是招生率就是學校和老師生存的生命線。所以學校、老師每時每刻都不敢對學生成績有所懈怠,為了孩子也是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就很少進行體育鍛煉,常常體育課被其他課占用。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各個階段好學校招生不考體育,其根源因為“高考不考體育”。而走進大學發現,少了監督和管制,而本身在高中階段沒有形成獨立學習和獨立思考的一般能力,更沒有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和認真對待體育的態度。突如其來的“自由”猶如“災難”。大學的就業壓力時刻就是頭上的“緊箍咒”,20多年寒窗苦就在找工作上。拿來的體育鍛煉激情,更何況就業單位面試又不看你的體育成績。國家對于青少年體質下降進行了關注,盡管在2007年中共中央領導就有關青少年體質健康問題提出“要爭強青少年學生的體質,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是關系國家和民族未來的大事,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同年5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于是中國進行了“陽光體育運動”,同時制定了《國家學生體質健康標準》,2010年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2010—2020年)》進一步強調了“加強青少年體育鍛煉”,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的政策方針,于2011年實施新版的《體育與健康課標準》,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加強學校體育教育和課外體育鍛煉,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體魄強健”［7］等,這些政策要求學校體育教育也要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扭轉學校體育教育的不利局面”［8］。

在個體受教育階段,來自家庭父母、學校、老師、社會、國家等,對學校體育教育的誤識形成了對體育教育邊緣化的集體意識,淹沒了個體的個性和創造性,完全淪為他們的工具。而集體意識下的學校體育教育被過度工具化、形式化,學校體育教育已經失去了教育意義,體育教育的方式“體育課”早以邊緣化,早就被教育制度、考試制度和集體意識合法的淘汰了。只不過體育課的形式還在,但實質的功能全無。在這種情形下,進行體質測試,也是霧里看花、水中望月。受教育階段的個體聽從于家庭父母和老師,而家庭和老師迎合學校的意識,學校又只能受命于教育制度和高考招生制度,所以教育的宗旨就是“高考”。即使國家高喊教育要“減負”,提倡“陽光體育、終身體育”,主張“素質教育”,在“高考指揮棒”下也只能成為“口號”。學校(指大學教育一下)也是無奈,家庭只好一搏,去“迎合”學校和教育制度以及考試制度,犧牲的只是青少年個體的“身體”和“話語權”。我想“在過去的20年,中國青少年體質持續下滑”［6］這一結論,家庭、學校、國家都應該明白什么原因所致,這恰恰也是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的原因。正如福柯所說“:在這個巨大的機器系統里,每個人無論他是施展權力者,還是被權力控制的個體,都被套在里面”,就像牧羊犬和羊一養,在教育制度系統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是如此。體育教育是學校教育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高考的壓力下,被國家、學校、家庭固化認為成了“純粹的體質教育或者體能教育”完全忽略了學校體育教育的“拼搏、競爭、公平、激進、自由、智慧、超越以及成功與失敗感”等的教育功能,只看到了“技術整體、技術要領、技術環節、技術細節、練習方法和步驟”等,表層的體育教育功能。這完全毀滅了體育教育的完整性,以至于導致了學校體育教育的邊緣化,但是學校體育教育的邊緣化問題,如果單單從體育教學手段和教學方法上改變是南轅北轍。沒能看到產生的實質是招生制度問題,體育教學模式、體育教學方法和手段的改革與創新,對于現在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2個體的狀態:失語

問題的根源來源于青少年學生,但是整個過程都沒有聽到學生的聲音。假如學生消失了我想這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但是現實是否定的。集體意識完全涵蓋了個體意識,個體失去了個性,失去了自由,沒有了剩余精力,怎么去做游戲去進行體育鍛煉。個性的淹沒、認同的被建構、學校體育教育的價值理性,在外力的驅動下演變成工具理性,在教育階段的受教育者個體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演。受教育階段的個體完全處在“自由的監獄”里,即“高考工廠”或者“高分加工廠”“。監獄”的全景為“家庭和學校”,管理模式為“全程監控”,一切與學習有關的活動趨勢都在監視之中,如李彬認為“:河南省邯鄲市廣泰中學實行‘教師全程隨班辦公’的管理模式,并且班主任通過辦公室的窗口可以零距離第一時間掌握學生的動態和規律”。受教育者“個體”淪為工具,成為家庭的“希望”“未來”以及與別人攀比、炫耀的砝碼,也成為學校的“升學率”“就業率”和老師的“獎勵”等。雖然官方提出“減負”和“素質教育”,但是,高考的門檻和錄取方式沒有改變,還是“分數”定“學校”,比拼的還是記憶力不是能力,所以,可以說中國的教育還處在應試教育層面。并且達到了極致,這時我想到了“:為了中‘狀元’和‘考上大學’,中國的教育發展從孔子的‘各言爾志’到頭懸梁錐刺股,再到民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至今天‘自由的監獄’中國教育進入了奇葩時代！”

在“應試教育”的今天,分數被認為成“生命線”,原本是無生命的數字被建構成了:父母的希望、家庭的希望、學校的升學率和生命線等,成為中國人的面子和事業,已形成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受教育者被教育機構加工成“高分工具”,這一點在衡水中學和毛坦廠中學得到了完全的演展,一個是“高分工廠”,另一個是“亞洲最大的高考加工廠”。愛因斯坦強調“學校的目的應當是培養獨立工作和獨立思考的人,應該始終把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應把取得專門知識放在首位”;主雷米杰瑟姆在《圓形監獄》里主張“社會生活中權力成為雙眼,在個體透明的地方,暢通無阻”;法國哲學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注視的目光、監視的目光,在目光的壓力下,個體建構了自我監禁”。我想學校教育的伊始不會是這個目的,那么是誰篡改了他,使其淪為“監視網”。那些監視者們高高在上,有無限的權力,他們不是別人,就是家庭、學校、社會、國家等,盡管受教育者個體已經被集體意識湮滅了思想和個性,但是他自己也是建構者,他們也被編織進了學校教育羅網的一絲一線里。集體的意識毀滅了學校教育的真諦,同時也摧毀了青少年的體質,展演過程就是學校體育教育邊緣化形成過程。

3結語

不是單純的從體育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上改革就能解決體育教育邊緣化問題,要轉向國家政策、教育制度和招生制度上以及家庭面對買學區房壓力、高考升學壓力、孩子的就業壓力等社會問題上來研究。簡單的學生體質下降問題,看是只與體育教育有關,事實不然。體育教育邊緣化是社會問題、生育制度、招生制度、教育制度、家庭壓力等綜合作用的結果。而改變體育教育教學方法和體育教學模式等只是紙上談兵、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白費功夫,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源就去談改革只能是緣木求魚。好比譜寫了一首優美的曲子給一個聾啞人聽,效果可見如何。如果你費勁有牛二虎之力進行改進演出的方式和聲音的高低以及參與的樂器多少等,也是無用的。學校體育教育發展工作也應該如此,應該從“壓制型行政模式”向“回應型行政模式”轉型,受教育階段的個體學校體育參與行為應該由“工具性”向“個性”轉變,實現學校體育教育從“工具理性行為”向“價值理性行為”的轉變。

參考文獻

[1]孫士杰,馮喜英,仝瑞.外國教育思想精粹［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0:93,166,189.

[2]高時良.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M］.上海:山海教育出版社,1992:508-509.

[3]張綽庵.青少年體育綜合改革的理性思考［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4,37(8):2-3.

[4]王登峰:學校體育改革要助學生提高專項運動技能［EB/OL］

作者：王標 單位：桂林航天工業學院 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