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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普及教育全面展開,農村基礎教育管理體制初步形成,農村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獲得發展,教育結構得到初步優化,“星火計劃”、“豐收計劃”、“燎原計劃”等相繼制定并組織實施,農村教育與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得到推動,但我國農村教育也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嚴重制約著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
一、農村教育困境
1.教育內容脫離農村實際
我國廣大農村生產力還比較落后,農村與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生產規律、勞動方式、經營體制、社會化服務體系等與城市完全不同,農民還不富裕;農村地域遼闊,各地區發展差距很大。所有這些,要求農村教育從中國農村實際出發。然而長期以來,我國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基礎教育與城市教育采用的是統一的課程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標準化的客觀的科學知識與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應試教育,使得農村教育離農村的需要越來越遠。
2.教育運行機制、培養方式不適應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體制死板僵化,強調統一計劃,高度集權,削弱了農村中小學辦學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論文百事通農村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各成體系,實現條條管理,沒有充分利用農村中小學已有的教育設施和雄厚的農村教育資源。鄉鎮政府包攬辦學,缺乏社會團體、其它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的積極參與,阻斷了農村教育辦學資源的源頭之水。
農村教育以應試教育為核心,導致學校教育往往重視少數升學有望的學生,而忽視大多數學生,整個中學教育納入與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對口的系列,普及教育的性質和任務被忽略了,作為一個合格公民必須具備的文化和道德基礎被忽略了。這種培養方式的弊端在于:大多數不能升學學生因無一技之長,又無繼續學習的機會,致使所學知識很難轉化;因為繼續受教育的可能性小,受教育程度降低,影響人口素質,最終影響經濟發展;束縛學生全面發展,制約了教育質量提高,給學生造成極大的心理傷害。
3.教育經費嚴重不足
國家對公共教育經費投入的總量嚴重不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呼吁世界各國教育經費投入在20世紀要達到占GNP總量6%的目標,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經費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由1990年的2.49%下降到1995年的2.05%,不僅低于歐美等發達國家,低于東歐一些國家,甚至低于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還低的印度。在教育投入總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基礎教育更是少得可憐。我國初等、中等、高等學校學生數比為80:16:1,而教育經費投入比倒過來約為1:3:52。拒測算,我國中小學在校生數占全世界的1/4,而其教育經費只占全世界相應經費的1/145。教育投入不足導致農村教學設施設備簡陋,尤其在老、少、邊、窮地區,一些地區還沒有解決“一無兩有”,“暗房子、破桌子、石凳子”的現象依然存在。
4.教師數量不足素質不高;學生流失嚴重
農村教師進修機會少,知識老化嚴重;教師工作任務重,無時間自學進一步充實自己;教師工資待遇差,發展完善自身受到制約;鄉鎮環境條件差,不僅無力吸引優秀大學、院校畢業生,反而造成大量優秀教師流失。與大量優秀教師流失相對應,農村大量增加代課教師,因為一名公辦教師的工資相當于五六名代課教師的報酬,由于教育經費短缺,地方政府和農村中小學寧愿用代課教師,而不用師范院校的畢業生。
二、農村教育困境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制約
1.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觀在全社會的樹立與深入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生產與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生態環境,人們不應當為了眼前的、短期的利益而破壞生態環境,而應當在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中推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人類對自然的統治決不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分離,“我們必須時刻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它一切動物強,能夠正確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續發展思想,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鄧小平在領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一直非常重視并深入思考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我國人口數量多,增長快,鄧小平認為,必須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在此基礎上,下大力氣提高人口質量。他說,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的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針對我國資源相對短缺的基本國情,鄧小平認為,我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優越條件,但也要看到,很多資源還沒有勘探清楚,沒有開采和利用,所以還不是現實的生產資料。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我國農業不能走外延式擴大資源投入之路,只能走內涵式節約和保護資源、提高利用率的道路,因此,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堅持資源開發與節約并舉,以節約為主的方針。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集體,明確地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正確處理社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要把控制人口、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長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鄧小平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進一步確立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指出,“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永續發展。”從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思考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到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確立、到以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科學發展觀的樹立,中國共產黨人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農村教育作為系統嚴密、影響深遠的活動,對宣傳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弘揚農業可持續發展理念起著重要作用。我國農村教育落后,影響和制約了農業生產經營決策者、生產經營者培養和固化農業生態意識,樹立農業可持續發展觀。
2.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中困難和問題的有效解決
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主要有:第一,人口數量大,素質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近9億,農村勞動力近4億,其中隱性失業達2億以上,而農村人口每年又以1300萬的速度遞增。2000年我國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6.79年,小學文化程度比例達54.17%。龐大的人口數量與較低的人口素質不僅給農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還直接造成資源過度開發與環境嚴重污染等惡果。第二,自然資源嚴重短缺,且利用率低。以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為例,目前,我國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2畝,只及世界人均耕地的1/3,受我國特有的工業化特點決定,第
二、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土地的需求難以扼制。我國水資源嚴重短缺,人均占有水資源為世界水平的1/4,耕地占有水資源為世界平均的2/3,常年缺水約300億立方米,受干旱面積達2-3億畝之多,還有8000多萬農村人口缺乏飲水。我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生產同樣產品消耗的能源和資源比美國和日本高1-5倍,我國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灌溉用水的利用率不到40%,而一些發達國家灌溉水利用率則達到70-80%。農業資源利用率低,致使我國本來十分有限的資源浪費十分嚴重。第三,生態環境不斷惡化。自然災害及水、土、氣污染加劇,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沙塵暴頻繁發生,生態環境的惡化,使得生態系統外循環自然狀態被破壞,導致區域性生態內循環與外循環失調,引起生態系統內物質流之間、能量流之間以及物質流與能量流之間生物信息交換失控,進而影響區域的農業生態環境穩定性和向前發展。解決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根本在于發展農村教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依靠科學技術實現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率,使我國農業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新晨
3.制約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新世紀我國農業發展的目標就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工業化的發展需求大量農產品作為工業原料,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對農產品的品質提出了更高要求,工業化還要求空間上給以相應的資源配置,大量耕地可能非農化,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村的資金、勞動力也很容易向工業城市傾斜集結,因此,一方面工業化給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先進的技術與設備、廣闊的市場、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等,另一方面它也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提出了更多更新的挑戰需要其應對。市場化是農業現代化的應有之意。從根本上講,市場經濟有利于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農業生產與經營質量、技術、效益提高,更好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與文化生活需要,但是農業是一個特殊的部門,市場功能性缺陷更容易在農業上體現出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和周期性使市場對其調節常常產生滯后效應;千家萬戶農民同時從市場價格中獲取供需信息,同步安排生產,結果產生同步效應,加大市場風險;市場誘導生產單位以利益最大化為決策和行動準則,容易產生外部不經濟問題等。國際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國際經濟一體化是當今經濟發展的潮流和趨勢,中國加入WTO,使我國具有優勢的農產品可以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但同時我國農業內部存在的大量矛盾和問題也得以充分暴露,如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農產品技術含量低,成本高,農業整體效益低下,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壓力大,農民收入增長減緩等。所有這些表明,不發展農村教育,不提高農業科學技術水平,農業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現代化就難于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