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思想的民族教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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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錢學森先生對教育基礎理論的論述

錢學森先生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火箭之王”，他在科學研究和學術探索方面是多方位的。他的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三個境界：世界一流的技術科學家，中華民族的大功臣，大成智慧者。哲學探索是錢學森全部學術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很多哲學思想在科學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有極其重要的借鑒意義。錢學森先生十分重視教育，他不斷反思中國教育面臨的問題和困境，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他認為，教育科學中最難的問題，也是最核心的問題是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即人們的知識和應用知識的智力是怎樣獲得的，有什么規律。解決了這個核心問題，教育科學的其他學問和教育工作的其他部門都有了基礎，有了依據。沒有這個基礎理論，其它也很難說準。所以首先應該集中研究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3]錢學森先生認為研究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要從人受教育過程的本身開始，從古今中外的教育經驗中總結。而我們一直堅持的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以及它的基礎，自然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系統論、認識論等構筑的現代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能夠幫助我們在材料千頭萬緒極端復雜的情況下，分清表象與本質，找出條理來。現代科學技術雖然不能直接為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提供構筑件，但卻能為我們總結經驗提供許多極為有用的線索，例如人的才能是先天還是后天的？教育起到什么作用？同時，腦科學、心理學、以及思維科學的新發現、新成果也能促進我們總結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教育過程的客觀基本規律。錢學森先生對教育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視，正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的具體寫照。實踐產生理論，理論指導實踐，循環往復，這是客觀規律。教育學已經有三百余年的歷史，仍在基礎理論的道路上艱辛探索，更何況民族教育區區幾十年的發展。與普通教育學研究相比，民族教育學具有特殊性，其人才的培養不僅要適應本民族文化環境和本民族發展的需要，還要兼顧以主體民族為主的各民族共同文化背景的影響。[4]因此，民族教育學基礎理論的探索之路漫長而艱辛。錢學森先生在《關于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一文中，有過這樣的論述：“我試圖陳述我對改革我國教育事業的意見。我認為我們應該從根本問題，即教育科學的基礎理論做起，不要簡單地引用別國的現成經驗，這才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做法。這需要大力協同，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社會科學家要參加，自然科學家也要參加。”[5]這段話為民族教育基礎理論的研究指明了道路，照抄照搬普通教育的基礎理論，盲目模仿普通學校的教學模式并不能真正解決民族教育存在的根本問題。解決好民族教育問題的關鍵在于從民族地區實際出發，綜合考慮民族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群策群力，不斷探索。

二、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對民族教育基礎理論研究的啟示

系統科學是錢學森晚年最關注的哲學分論之一，他認為系統科學是唯物辯證法兩大基本原理在科學技術中的直接應用。錢學森曾經說過：我把從系統的觀點去研究整個客觀世界（包括人自己在內）的科學叫做“系統科學”。系統科學的特征是系統的觀點，或者說是從系統的著眼點或角度去看整個客觀世界。所謂“系統的觀點”，就是承認世界上萬事萬物都以系統的方式存在著、運行著，要自覺把事物作為系統去認識和處理。凡系統都有結構和功能，系統就是結構與功能的矛盾統一。以系統觀點看事物，要點之一是從事物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關系去認識和處理問題。系統科學也是橫貫科學，客觀世界的每個領域、每個方面、每個層次都存在系統事物、系統現象、系統運動，都需要也能夠從系統的著眼點或角度去研究。錢學森先生認為系統工程是一類包括許多門工程技術的大工程技術門類，各門系統工程都是一個專業，其中專門列出了教育系統工程，而它特有的學科基礎就是教育學。民族教育學是民族學與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它首先是教育學科群中的一個分支，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對象和培養目標等因素，在研究過程中不可回避地需要民族學相關理論的支撐。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各領域間的交叉不斷增多，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箱格化的學科分類已經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發展。教育作為一個社會的子系統，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系統密不可分。民族教育更是如此。民族教育既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子系統，本身又是一個系統，內部有自己的運行機制和系統現象。民族教育的研究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的影響，同時民族教育系統內部的關系盤根錯節，現象千變萬化。因此在研究過程中，應該時刻以系統論的觀點，立足多學科視角，以教育學和民族學為根基，以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相關理論為指導，參考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知識，借鑒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從民族教育的結構、功能及其相互關系去認識和處理問題。民族學和教育學的相關理論是凝聚了前人的研究基礎，經過歷史檢驗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義和指導意義的知識體系。民族教育的研究首先要遵從教育學和民族學的理論范式，為民族教育學的研究提供正確的理論基礎。但是，由于各民族歷史背景，文化條件，經濟發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教育又各具特殊性。有些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民族教育體系；有些民族經濟發展落后，還在封閉的大山中世代居住；有些民族漢化嚴重，本民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已經處于瀕危狀態……種種不同的發展情況，要求民族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據不同民族的實際情況采取隨機應變的措施，以解決不同民族、不同歷史背景、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教育面臨的問題。對于民族教育基礎理論的探索，應該堅持系統的觀點，注意各系統內部的聯系和影響。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民族教育系統的特殊性，如多維的影響因素和制約因素等。

三、錢學森思維科學思想對民族教育理論研究的啟示

思維本質是一種以信息加工處理為核心的信息運作，在信息沒有成為科學技術研究的對象之前，思維也不可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思維科學的提出是錢學森構筑現代科學技術體系的直接產物。錢學森先生認為“思維科學是從人腦通過思維認識整個客觀世界這個角度去開展研究的”。[6]思維科學的目的在于了解人是怎樣認識客觀世界的，人在實踐中得到的感覺信息是怎樣在人的大腦中，存在和加工處理成為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的。[7]從人的思維能力培養上看，在理論層面上，思維科學的核心任務是揭示人類思維的本質，思維的規律性，思維能力發展的途徑，闡釋其內在機理。在應用層面上，思維科學的任務就是從思維的角度找出思維能力發展的途徑并付諸實施。王錫宏認為，少數民族教育具有雙重性，主要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語言、師資隊伍、教育體系、學生畢業流向等方面的雙重性。從內部關系看，少數民族教育雙重性是二元結構。既要使學生掌握本民族的語言文化，適應本民族發展的需要，又要使學生掌握主流社會的知識技能，適應主流社會的需要和發展。[8]少數民族的雙重性二元結構決定了少數民族教育的復雜性。二元結構之間的協調和統一是少數民族教育需要解決的迫切任務。如何使少數民族學生既能掌握本民族的語言、文化，又能接受主流社會的文化觀念，以及兩者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是少數民族教育工作者一直研究的問題。錢學森先生的思維科學哲學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教育心理學一直在致力于教育和教學過程中的種種心理現象及其變化的研究，揭示在教育、教學影響下，受教育者學習和掌握知識、技能、發展智力和個性的心理規律；研究形成道德品質的心理特點，以及教育和心理發展的相互關系等。思維科學研究的是人腦如何加工處理從客觀世界所獲得的信息，并把結果存儲起來的過程。少數民族學生既要學習本民族語言，又要學習漢語，甚至是一門外語，了解大腦如何接受兩種甚至更多語言，以及完成多種語言之間的轉化，信息的存儲、使用，是我們研究中的“黑箱子”，而解決好這一問題，對于提高少數民族雙語教育質量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這一內容的研究，也無疑為民族教育基礎理論提供了科學的支撐。俞吾金認為，沒有理論層面上的重大突破，應用層面就會一籌莫展。基礎理論研究促進哲學學科和其他學科的發展，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的繁榮，從整體上提升中國學術。任何一個重大的基礎性理論問題都關系到整體學術質量的提升。[9]民族教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其特殊性不言而喻。又因其特殊性，使其在理論探索和實踐的道路上面臨諸多的困難。理論是實踐的先導，進行民族教育基礎理論研究，既要借鑒教育學科和其他學科的基礎理論，同時又在實踐中總結和摸索體現民族教育特色的相關基礎理論。只有探索構建出民族教育的理論基礎，才能夠有效地指導民族教育的實踐活動，才能實現民族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才能保證民族地區的繁榮和穩定。

作者：石夢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