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礎的理論邏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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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是我國重要的一項基層民主政治制度，深入探究其發展的文化基礎，對于實現農村基層民主管理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積極的現實意義。從傳統文化分析的視角，沿著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礎生發的歷史進路進行剖析，其內在的邏輯理路源于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共生性，并在此基礎上遵循了生成、發展、構建、轉換的邏輯路徑。

[關鍵詞]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礎；政治制度；理論邏輯

一、引言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設都有其文化基礎，文化不僅是政治制度文明發展的源泉，而且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礎，也是政治制度得以實施和發展的內在依據，其對政治制度文明的實施主體還具有塑造功能[1]。農村民主管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層民主政治制度，其發展不僅有其文化基礎，而且其生發的文化基礎是豐富多元的。從我國傳統文化分析的視域看，“和合文化”是其重要的文化基礎之一。和合文化之所以是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礎，有其深刻的理論邏輯，主要表征在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的共生性，在此基礎上遵循了生成、發展、構造、轉換的路徑。在農村民主政治文化領域內，以政治思想文明及政治行為文明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基層政治制度文明在文明形式、文明內容及文明發展模式等方面均體現出不同的特點。農村基層政治制度的上述內容不僅受到農村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村經濟制度發展結構及農村政治結構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且還受到農民文化思維方式、價值取向、政治心理、農村風俗習慣等諸多文化因素的滲透與影響。有學者認為，一定的文化系統在人類文化進化歷程中呈現出的一種特殊現象或特殊成分，在其歷史進化過程中通過保存、遺傳及發展等方式表現為文化性質、文化要素及文化結構等，它們具有相對穩定性，能夠使文化傳統在其歷時性發展中保持其文化的根本特性和系統特質[2]。也有學者認為，民主須在一定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中才能得以發展繁榮，不是單靠制定了合適的法律就能實現的[3]。對美國式民主非常推崇的托克維爾也認為，民主能夠提供的唯一形式并不單一表現為美國的國家統治模式[4]。歷史和現實的發展均證明，人類社會任何一種政治制度文明都離不開一個國家特定的歷史文化傳統及經濟、文化發展現狀，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須有相應的文化基礎并以此作為其不斷向前發展的重要支撐和推動力量。可見，文化與政治制度之間緊密聯系的共生性證明了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礎產生不僅具有深刻的理論邏輯，而且文化對政治制度文明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等諸多方面也揭示出了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文化基礎在生成、發展、構造、轉換等方面的路徑。

一、生成邏輯：文化是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的內生基因

由于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政治制度意識文明得以不斷地形成、發展和完善，并逐步確立其在一個國家社會諸種制度文明中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及其傳統的影響是多元的，而且其豐富的內涵對政治制度文明發展的影響是持久而且非常深刻的，這主要體現在：其一是促進內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發展。內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依托于一定的人類共同體，在一國本土文化長期的浸潤和滋養中不斷地得以完善與豐富，作為一種主要的淵源，它促成了一個國家或民族政治制度文明特色的形成。比如，東方國家普遍的集權政治制度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就是長期受到東方傳統文化的影響所導致的；西方國家普遍的民主法治意識的生長和發展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傳統所致。其二是促進外生式政治制度文明的發展，這是基于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導致的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的發展模式形態。在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的影響。通常地講，一國主流傳統文化的本位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常常以基于自己文化發展而來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為主，并以此作為價值評判標準來吸收與自己文化及其傳統相吻合的其他政治制度，排斥、抵制與其文化價值觀相悖的政治制度，以使那些與其傳統文化價值觀相一致的政治制度能得以本土化。

我國政治制度常常表現為外生式政治制度，其形成和發展通常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交流過程中，與中國傳統文化主流價值觀相吻合的西方政治制度理論首先被本土化，然后再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不斷對其加以學習和借鑒，使其持續地與中國的實踐情況相適應、相融合，協調發展并最終為我所用。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并成為我國主流的政治制度意識文明形態就比較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須知，馬列主義所主張的人類理想社會與我國民主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之處，這種共同之處就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文化基礎，也是中國主流思想界得以接受馬列主義的主要因素[5]。一個國家，如果民眾能夠對一種民主的價值、觀念及其實踐給予心理上的認同，那么這種民主制度意識文明就具有比較良好的發展前景。同時，如果這些信念與價值傾向能夠融合到這個國家的主流文化中去，并且其中大部分能夠在這個國家里實現代際傳承、發展和支持的話，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實現和擁有了一種民主的政治文化[6]。由此可見，作為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的源泉，文化及其傳統在一國政治制度意識文明及主流政治思想觀念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內生式或者外生式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一國的傳統文化在其中的作用都是舉足輕重的.當然，由于每個國家的文化及其傳統具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也會表現出各自的特點，即便同是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和日本的主流政治制度意識文明各不相同，各自具有與其主流文化傳統相適應的政治制度意識文明。由此，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文明也是深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中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傳統和合文化中以“天人合一”為核心內容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在農民內心深處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及人與事之間在村級公共事務糾紛沖突協調時的和諧一致始終是其外在行為表現的思想動因。

二、發展邏輯：文化是政治制度行為文明的內在根源

行為是思想和動機的外在表現形式，這種外化表現主要體現為一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要是通過文化的傳承、過濾及選擇實現這種行為反映的，這個過程也是文化的信息傳遞、文化認知、社會整合等多種功能的綜合作用過程[1]。文化及其傳統是政治制度行為文明形成的內在根源。

（一）文化是政治行為動機的重要影響因素

文化對政治行為動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政治活動和政治參與行為方面。以政治活動為例，人們的文化認識清晰與否直接影響到政治行為動機的明確度與持久性。可以明確的一點是，人們政治活動動機的形成及其程度受制于人們對政治系統的原始認知。也就是說，清晰的政治行為動機的形成是與人們對政治系統內外部及其各組成部分的清晰認知度緊密相關的[7]。同時，信賴不同文化傳統的政治共同體，其政治行為的動機存在差異，進而其政治行為也不相同。民眾政治參與行為、政治參與水平高低與一國主流政治文化導向緊密相關。在主流政治文化導向民眾政治參與傾向性較高的國家，其公民政治參與水平相對較高；反之，其公民政治參與水平相對偏低[8]。在我國傳統和合文化思想中，對個人道德修養的思想觀念的體現是非常豐富的，如在日常行為中要求做到“謙而不爭”，這也反映在農村民主管理領域，成為很多村民行為動機的內在文化根源。

（二）文化是政治行為方式的重要指引因素

一個國家公民政治思維方式與政治行為方式及其對國家政治體系的綜合看法與整體反應形式都取決于其文化及其傳統[9]。其一是先進的文化較之落后的文化更容易引導和影響人們的政治行為方式；其二是文化背景不同的個體，其政治行為的方式也表現各異；其三是在文化背景相同的國家與社會中，人們政治行為方式的表現形式比較相似。傳統和合文化中指導調節個人行為的諸如“克己”“自省”“寡欲”等核心理念在現今村民的農村民主管理中成為其行為的重要文化指引要素。

（三）文化是政治行為效果的重要制約因素

文化及其傳統對政治行為效果的制約也是非常顯著的，是政治行為效果的重要制約因素。先進、優秀的文化傳統必然催生文明的政治行為，也是政治行為效果優良的重要內在依據。反之，則可能相反。同時，不同國家和民族看似相同或者相近的政治行為，其對政治行為效果的解讀則存在不同的含義。傳統和合文化中“復禮”等核心理念反映在農村民主管理領域，使農民在處理村級公共事務時，往往受到傳統道德修養、村規民約及國家法治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約。

三、構造邏輯：文化是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礎

文化及其傳統是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的，看起來較完善的現代政治制度及其管理細則如果沒有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及其傳統作為其思想基礎，可能會成為一紙空文。與此相適應，如果一個國家的民眾具備了與此政治制度相適應的廣泛的文化基礎，這種文化基礎能給予這些政治制度以強大的生命力。現代政治制度，如果其文化缺乏現代化的轉型，尤其是在心理、態度及其行為方式等方面缺乏民眾的支持，那么則有可能出現失敗和畸形發展的結局[10]。文化作為政治制度文明的思想基礎，其不僅是一國社會政治制度得以產生、發展、運行及其鞏固的外在條件與內在根據，而且其對政治制度文明的促進作用也是多元的。國家宏觀層面的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發展，以及國家微觀層面的農村民主管理制度及其文明的發展也是如此。第一，政治制度得以確立的思想先導是一國的文化傳統。社會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礎主要是文化及其傳統，而且文化及其傳統的變化會使社會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形式發生改變。一種新的政治制度的確立必然伴隨著新的文化理念的產生，且這種文化事念應當廣為人們所接受。在傳統和合文化基礎上演變而來的諸如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自然倫理觀、指導人與人和諧共處的人際交往觀是我國農村民主管理制度得以確立和發展的重要文化傳統。第二，文化是政治制度模式產生變化與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一般來說，處于同等生產力發展水平階段的國家與民族，其文化傳統背景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會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政治制度也會隨之發生變化。如由于受比較濃厚的封建政治文化歷史傳統的影響，英國和日本采取的是議會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模式；美國則是在反對歐洲封建專制統治的文化基礎上選擇了總統共和制模式；法國的半議會半總統的共和制模式及德國的議會共和制模式也都是由各自國家的文化傳統催生的產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模式的選擇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及其歷史發展的道路所決定的。我國傳統和合文化中蘊涵的調整國家治理結構關系的社會結構思想、調節國家治理關系的執政思想等都是我國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發展的思想基礎。第三，文化是確保政治制度穩定與良性運行的重要力量。能夠保證和維持一種民主政體有效運行的思想動力來源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文化傳統[11]。一種政治制度其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基本要求、基本原則等被廣大社會成員所理解及認同，才能確保其運轉的穩定和良好。同時，一種政治制度只有當其內化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主導文化，并被人們所信仰、信賴時，才能確保這種政治制度在穩定的基礎上進入良性的運行狀態。可見，文化傳統對政治制度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國家政治制度文明建設社會基礎的堅實性與精神動力支持的強大性均取決于其文化傳統在社會發展中的變革與改良。否則，需要對國家的政治制度的主導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我國農村民主管理制度能得以有序開展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礎是在傳統和合文化基礎上變革而來。

四、轉換邏輯：文化政治制度文明主體的塑造政治制度

文明的主體主要包括國家、公民和社會組織，這類主體不僅是一國政治文明的主要建設者和承載者，而且也是一國社會的政治主體[12]。在這些主體中，公民是最基本的主體。沒有政治制度主體的支持和發展，國家的政治制度文明就會變成一紙空文。文化傳統不僅對于政治制度文明主體具有巨大的影響和塑造功能，文化傳統對政治制度文明主體的塑造功能是其推動一個國家政治制度文明建設的保證。文化是政治制度文明主體的塑造者，其對政治制度文明主體的塑造功能是多維度的，這反映在新時期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和合文化不僅體現出了其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實踐所具有的積極作用和強大功能，而且對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進具有廣泛的適用性及強大的文化塑造功能。文化及其傳統能有力地對政治制度文明最基本的主體——人進行改變和塑造，文化對人的塑造功能主要表現為其有力地促進人的政治社會化。文化及其傳統對人的政治社會化的形塑過程是漸進的、動態的過程。人們都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文化及其傳統氛圍中，都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些文化的熏陶。在這過程中，政治文化及其傳統就很自然地通過各種途徑對公民的政治能力、政治角色及政治人格進行積極形塑，將公民由“自然人”轉化為“政治人”。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變化，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及其傳統也在不斷變化和發展，這也必然要求對公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思想與行為再次改造和形塑，以適應不斷變化發展的政治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政治文化又不斷地被那些改造了的政治制度文明主體創造著。政治文化不斷地對這些政治制度文明主體按照政治文明發展要求進行影響和形塑，從而使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在這種雙向的良性循環互動中不斷地發展和進步。和合文化對和諧社會主體的塑造功能主要從心理和行為兩個方面來體現，在對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實施過程中，其對農村和諧社會主體的形塑功能也主要體現在這兩個方面。其一，和合文化對農村民主管理中社會主體的個體心理和社會心理的塑造功能，有助于使農村社會主體的心理朝著健康、理性、和諧及穩健的方向發展。其二，和合文化對農村民主管理主體的社會行為具有極強的形塑功能。和合文化的這種形塑功能的對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進作用和功效是非常顯著的，它有利于農村民主管理主體的社會心理的基本心態穩定地表現為溫和、理性、仁愛、睿智、和諧；有利于農村民主管理主體的行為模式穩定地表現為文明、理性、溫和及和諧；有利于將農村民主管理主體形塑成以理性、和諧、健康及穩健等為主要特征的主體。總之，有利于農村和諧社會的形成及鞏固，最終為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奠定強有力的思想文化基礎。

綜上，文化及其傳統與一個國家和社會政治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是緊密相關的。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來看，沒有一個國家和公民個人不與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文化及其傳統發生密切的關系，從普通公民到國家和社會的政治精英們概莫能外，都沒有與本民族文化傳統發生過分離和決裂。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現代化發展也始終是與其文化傳統變化發展相互伴隨著的[13]。文化用其傳統對一個國家和社會政治文明是多向多元地發生作用的。在相互作用過程中，或者順利推進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發展，或者起阻礙和制約的作用。對此，我們應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充分運用辯證的方法，在整體把握的基礎上，對本國固有文化傳統采取揚棄的手段，棄其糟粕，發揚其精華，并充分發揮各類政治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以先進政治文化為基礎，在傳承和創新中推動國家政治文明的和諧發展與全面進步。有鑒于此，我們既要從國家宏觀層面努力探求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制度及其文明的互生性，也要從國家微觀層面不懈挖掘傳統文化與農村民主管理制度及其文明的伴生性。在此背景下，沿著農村民主管理制度文化基礎生成、發展、構造、轉換的邏輯路徑，積極尋求中國傳統文化及其與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契合性，并充分發揮傳統文化對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促進作用，這對于實現我國農村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推動我國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農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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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建華1，2 單位：1.西南政法大學，2.長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