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語所的考古學價值構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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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承軍賀輝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作為河南人的董作賓利用自己作為“本省人”的私人關系，往謁省府委員張鈁、查良釗，說明安陽掘殷墟的重要性，取得張、查兩委員的支持。另一方面進行了正式的官方交涉，“以大學院、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公文投遞于省府”，請求省政府提供協助與保護。河南省政府并不希望中央插手地方事務，接到公函后“意甚躊躇”。最終張鈁、查良釗兩委員在省府委員會上陳說殷墟發掘的重要性，省政府通過殷墟發掘議案。省政府發出告示通知安陽民眾，并派省府科員張錫晉、教育廳秘書郭寶鈞前往協助。安陽縣長陳信全力支持，對史語所請求的張貼告示，派士兵保護發掘，派政府人員協助籌備工作等要求一一照辦。史語所公私兩方面的交涉，得到從省府到縣長等地方官員的支持，史語所考古組順利進駐河南。萬事俱備之后，董作賓主持了第一次發掘，時間從1928年10月13日至10月30日，工作地點在小屯村，分為三區：一區在村東北洹濱，二區在村北，三區在村中，總共開坑40個，獲字甲555片、字骨229片，共計784片，另外有陶骨蚌石多種。此次殷墟發掘收獲頗豐。
1928年12月，李濟擔任考古組負責人，主持殷墟發掘工作。1929年3月7日，其主持的第二次發掘工作開始，工作人員對村南、村中、村北的麥地和棉田三個地點進行了調查。這次共發掘窖穴13處之多，發掘出大量獸骨、銅器、陶器還有豐富其他遺物，發掘出有字甲骨685片。李濟除要求工作人員科學、系統記錄每一出土文物的準確時間、地址以及地層和周圍堆積物情形，還要求發掘人記錄發掘中發生的情形和個人仔細觀察到的情況。與第一次發掘相比，這次發掘在技術上更為成熟，在發掘成果上更加顯著。第二次發掘于5月10日倉促結束，馮玉祥因軍隊編遣問題與南京政府決裂，蔣馮戰爭爆發，地處要沖的安陽土匪并起，安陽縣長逃跑，駐軍不知去向，洹上村危在旦夕。因戰爭影響，董、李只得將發掘物之一部分裝箱運往北平，他們沒有想到此舉導致河南地方勢力的嚴重不滿。地方利益的代表河南圖書館館長兼博物館館長何日章出于保護地方文化和利益的考慮，反對史語所的繼續發掘。《河南教育時報》將史語所把古物裝箱運往北平的行為稱作“中研院不顧信義，違反協定”。中央學術機構與地方矛盾公開化。
二早在第一次發掘前，史語所在與省府討論發掘事項時，因對發掘的前景并不十分清楚，雙方沒有涉及如何處理文物的權責關系問題。第一次發掘后，發掘團收獲頗豐，文物的歸屬、處置權等問題開始出現。何日章開始提醒省府：“殷禮為中國之國粹而安陽地中所存之龜骨等物，實為河南地方文明之表率，盡移植于他方則不可，為此呈請凡經公眾發掘之物，盡可供海內人士之研究而原物仍留存開封。”省府于是致函中研院，要求要把發掘的龜骨等物保留在開封，但中研院回復“本院特派員在各地發掘古物，將來如何陳列，亦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館。……貴省政府所請以掘出古物留存開封古物陳列所一節，自可酌量辦理。”中研院并沒有給出處置文物的明確辦法，這顯然使地方人士不能滿意。在第二次發掘后，史語所將兩次發掘的珍品運往北平導致地方人士的不滿公開，何日章反對史語所繼續發掘，并呈請省府向中研院交涉，“何日章呈請自動發掘安陽龜骨等器物，謝絕他方開掘，函請查照發還龜骨勿再派員前來發掘”。最終何日章獲得省府與教育廳支持，以河南博物館的名義成立了發掘隊伍，在殷墟自行發掘。何還呈請省府命令安陽縣政府文告，禁止史語所人員的發掘，導致史語所第三次殷墟發掘工作中途停止。雙方為爭取輿論支持還打起了筆墨官司，傅斯年否認糾紛是中央與地方之爭，更非中研院與河南學術團體之爭，“乃何氏蓄志以河南境內古物為其勢力范圍，中央研究院無論如何遷就，彼必破壞以逞其私也”；中研院提出：“甲骨雖然出自河南，但還是屬于國家。”何日章出于保護地方利益與文化的目的，認為史語所“將兩次掘得古物徑運北平，事前既不通知參加（省方）委員，事后亦不報告省政府”違反協定，“因復擬具計劃，組織委員會從事（發掘）工作”。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現代考古學剛剛起步，對考古發掘中存在文物發掘、研究等的權責問題，政府尚無專門法律作出詳細、明確的規定。而據國民政府內政部已頒布的《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其它金石、陶器、雕刻等各類古物，應調查收集，就地籌設陳列所，或就公共場所附入陳列”，發掘甲骨等古物留在河南是可以成立的。省府和教育廳也正是據此命何日章帶隊發掘，何日章領導的博物館發掘人員也是有章可循，只是他們的發掘技術、方法肯定落后于史語所。
雙方矛盾進一步升級，李濟、董作賓只得返回北平與傅斯年商議。傅斯年不得不趕往南京，呈請國民政府命令省政府繼續保護史語所的發掘工作，并停止何日章發掘。但蔣馮大戰在即，馮控制下的地方政府更不會尊奉中央的命令。官方溝通不暢，傅斯年只得求助政府上層如張繼等利用私人關系尋求解決的辦法。經多方疏通，史語所于11月15日重新開工，而博物院人員亦重行開工，彼此相持不下，使得發掘工作難以正常進行。面對如此棘手問題，傅斯年只得親赴開封協商解決此事，最終中研院與省政府達成諒解，雙方簽訂了《解決安陽殷墟發掘辦法》。辦法規定：“為謀中央學術機關和地方政府合作起見，河南教育廳遴選學者一至二人參加中央研究院安陽殷墟發掘團；發掘工作及所獲古物，均由安陽殷墟發掘團繕具清冊，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廳存查；安陽發掘團為研究便利起見，可以將出土古物移運適當地點，但須函知河南教育廳備查；殷墟出土物除重復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結后，暫在開封陳列以便地方人士參觀；俟全部發掘完竣研究結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會商分配陳列辦法等。”
這份合作協議詳細列舉了中央與地方合作方式、具體內容，初次涉及文物的發掘、處置權。傅保留了史語所對文物的研究權，其他均是照顧到地方利益。此協議的簽訂開創了中央學術機構與地方合作的先例，為以后史語所與山東、河南的合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然而，此時與中央對立的省政府并沒有支持協議的執行，傅離開封后，地方勢力反對聲音又起，何日章散發油印的小冊子，呼吁保護地方文化，反對史語所的繼續發掘，得到地方輿論的支持。何再次組織發掘，“自（1930年）二月十七日起，在彰日用工人七八十人”。傅斯年呈請國民政府命令當地政府與史語所安陽發掘團繼續發掘合作，政府文官處電令地方政府恢復史語所的發掘工作，停止何日章發掘。因為大戰在即，與中央對峙的省政府支持地方與中央學術機構的對抗，致使發掘工作陷于停頓，到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中央政府失去對河南的控制。“河南忽然成為內戰的中心地點，殷墟發掘因此中斷”，史語所與省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無法履行。
三史語所殷墟發掘不單純是一個考古的學術問題，還涉及地方的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政治上，民國以來軍閥混戰，地方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的。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中央學術機構很難在地方開展活動。社會上，地方勢力出于保護地方文化和利益而反對中央學術機構的發掘，雙方在文物的發掘、研究和歸屬權上存在矛盾。法律上，政府對上述矛盾更無專門法律規定，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之間存在權責不明、溝通不暢等問題，導致彼此經常發生糾紛。觀念上，當時考古人員被看做挖人祖先墳墓、盜賣古董的。在普通民眾意識里，更多看到的是文物的經濟價值，地方上的勢力、古董商的勢力都會阻撓考古發掘的進行。史語所必須克服以上困難才能順利進行以后的發掘。中原大戰以中央政府取得勝利而結束，政府完全控制了河南，組建了以劉峙為主席、完全聽命于中央的省政府。這時的省政府主動表示愿意協助史語所殷墟發掘工作，史語所重新發掘殷墟的政治條件具備。政治條件雖已解決，但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之間還是經常產生的糾紛，柳詒徵感嘆，“今日關于文化事業之爭執多也”，他認為只有通過“決定政治系統”，明確各機構權責才能避免無謂的爭執。傅斯年贊同柳的見解，認為：“果中華民國有古物保管發掘法，如一切文化國家所當有者，則敝所在安陽之工作自可省去若干枝節。”于是，傅斯年、李濟等學人積極呼吁政府制定文物保護法規，以規范田野發掘和文物的保存。為了推動古物保護法的制定，李濟曾說：“我們當中許多人積極活動，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個古物保護法，包括遺址和有歷史價值的遺跡以及國家珍品出口規章和管理科學發掘的條例。”
李濟所言不虛，作為政府文物管理機構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在制定文物保護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委員會中幾乎所有委員乃史語所及與史語所關系密切的學人。在包括史語所在內的眾多文物專家的推動下，中央政府于1930年6月公布了《古物保存法》。《古物保存法》共14條，對文物的范圍、所有權、歸屬權、發掘權、研究權等作出詳細規定。古物法規定，所有文物無論“埋藏地下及地下暴露地面之古物概歸屬于國有”。文物范圍“與考古學、歷史學、古生物學及其他文化有關之一切古物而言”。針對中央與地方學術機構發掘權限不明的特點，古物法明確規定“采掘古物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轄之學術機構為之”。學術機構的研究“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核準，于一定期內負責保存，以供學術上之研究”。機構發掘“應呈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審核轉請教育、內政兩部會同發給采掘執照，無前項執照而采掘古物者，以盜論”。另外，根據古物法還成立專門的保護機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1931年7月，為了便于貫徹實施古物法的規定，行政院公布了《古物保存法施行細則》。后因考古存在亂挖私掘等現象，為了規范發掘的行為，委員會頒布了《采掘古物規則》，實行采掘古物許可證制度。上述法規的頒布，為文物的系統保護與科學發掘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有利于田野考古工作規范、科學的實施。考古工作外部環境雖已解決，但田野發掘中還面臨許多實際的困難，比如考古發掘中怎樣才能兼顧地方文化和保護利益，讓地方人士參與、支持文化學術事業。傅斯年認識到，“此項考古工作，體大思博，地方政府之贊助，殊地學者之分研，實為成功之必要條件”。李濟也說：“在民國十七年至十九年前后這一時期，我們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說服地方學術界與中央合作。”
于是史語所借鑒與山東省政府合組山東古跡研究會取得的成功經驗，計劃與河南省政府合組一個類似機構。1931年10月，史語所與河南省政府正式協商成立一個中央與地方合作的學術機構即河南古跡研究會。史語所委派李濟為代表與省政府代表馬元材擬定了合作辦法。1932年2月8日，中研院與省政府合組之河南古跡研究會暫借河南博物館開成立會，并議定古跡研究會辦事章程。章程規定，最高機關為委員會，委員由雙方分別擔任。合作辦法規定“保護之責，由河南省政府擔任，發掘研究之責，由中央研究院擔任”，這樣的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中央與地方各自的優勢。地方承擔起保護的責任，對于當時土匪、盜匪、惡霸橫行的河南，沒有地方政府的參與和軍警的保護，考古發掘工作很難進行。這就形成了一個官方保護鏈，即史語所與古跡研究會相互溝通后，由史語所請示中研院，再有中研院致函省府，省府把命令傳達給各縣。各縣再將命令下達到區、鄉，最后落實到遺址所在村莊予以協助保護。這看似復雜的保護鏈，在中國這個行政色彩濃厚的國家，卻顯現出很好的效果，為古跡會的田野考古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
古跡研究會中史語所人員皆為優秀學人，他們熟練地掌握了科學發掘技術，在田野考古的前沿能夠發揮其專業優勢，他們稱得上學有專長且領導技能相當優越的精英團隊，指導之責正是其所擅長。古跡會的工作則由已轉入史語所的郭寶鈞負責，一切掌握在史語所手中，石璋如說古跡會“是史語所的外圍組織，整理工作時由河南古跡會負責”。通過控制、指導古跡研究會工作，史語所在河南的發掘超出了僅在安陽發掘的狹小范圍，開始大規模從事全省范圍內的考古發掘，以便使用考古比較研究的方法，來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史語所為了在民眾中樹立正面形象，傳播考古學知識，改變人們認為考古工作挖人祖先墳墓、盜賣古董的錯誤認識，促進民眾對文物形成正確認識，史語所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員以身作則，杜絕私人收藏文物。史語所開始考古事業之初，李濟提出“埋藏在地下的古物都是公有的財產，他們在文化上和學術上的意義及價值最大，沒有任何人可以負荷保管他們的責任，所以一切都應該給公家保管”的主張，得到“他（董作賓）無條件的合作”，“以后梁思永先生與其他考古組工作同仁都極熱烈支持這一立場”［12］。文物“國有”的觀念成為史語所考古人員共同的認識，并得到認真執行，成為史語所的一大優良傳統。這無疑對剛剛起步的田野發掘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為考古工作規范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演講、辦展覽會等學術活動對民眾進行文物保護教育。1929年，傅斯年在開封處理糾紛時，白天與各方接洽，處理各種問題，晚上則在河南大學大禮堂做學術演講，“談科學上的問題，發掘方法等等”，一講兩三個鐘頭毫無倦容，并且請學生提問題，當場給以解答。傅的演講很成功，石璋如回憶：“傅先生與學生討論熱烈，反應很成功，使得學生們對于中央研究院的認識比較深刻。”
董作賓、梁思永及郭寶鈞等也曾到河大作有關殷墟發掘和考古知識的專題報告，在師生中引起熱烈反響。上述活動推動了學校教育與考古實踐相結合，河大史學教授馬元材、學生劉耀（后改名尹達）、石璋如、馮進賢、許同國等都曾參加殷墟發掘。劉耀、石璋如畢業后加入史語所考古組，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專家。為了普及考古學知識，矯正民眾對考古學的錯誤認識，史語所舉辦出土文物展覽會，通過實物教育引起公眾對考古學的興趣。1932年2月21日史語所借自然歷史博物館舉辦考古成績展覽會，社會各界反映熱烈，“來者絡繹不絕，一時稱盛”，原定會期三天，后應公眾要求不得不延長一天。古跡研究會也在開封舉辦了兩次出土文物展覽會。古跡研究會陳述展覽活動的宗旨：“本會之展覽，蓋欲借古物之接觸，以促進社會對古物之重視，因古物之重視，以促進古物之保存，并間接影響于盜掘盜賣者心理之矯正。”
展覽活動的開辦，向普通民眾展示祖先輝煌的歷史文化，宣傳了文物保護的意義，達到了很好的社會教育功能。另外，為了宣傳現代考古學的意義及價值，爭取輿論支持，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人還積極在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如傅斯年的《考古學的新方法》發表在《史學》，李濟的《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和《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分別發表于《史學雜志》（1930年9月第2卷第4期）與《東方雜志》，董作賓的《甲骨文研究的擴大》發表在《史學雜志》。史語所上述活動的積極開展，使現代田野考古知識在學界及民眾中得到廣泛、深入的傳播。
四史語所把田野發掘納入了國家學術體系之內，利用政府的力量促進考古學的迅速發展，但“國家建構”中的中央政府很難兼顧到學術發展。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可謂舉步維艱，甚至面臨夭折的危險。面對困難，史語所學人通過推動立法把現代考古學納入國家法制化渠道，此后的考古發掘由專業考古機構經國家專業部門批準方能進行發掘，考古發掘所得文物必須交由國家專門機構負責保存。通過成立合作機構，理順了中央學術機構與地方的權責關系，此后的考古發掘須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進行，適當照顧到地方的利益，地方政府應給予必要支持。
考古人員的廉潔自律，不私自占有發掘所得文物的行為為考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利用演講、展覽會、報刊雜志等現代傳媒對民眾進行文物保護教育，使現代考古學理論知識得到廣泛、深入的傳播。以上措施，史語所把考古工作納入體制化、法制化、組織化、普及化的軌道，最終塑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建立了科學的考古學工作規范，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社會基礎，從根本上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鋪平了道路。隨著學術環境穩定，史語所學人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將現代意義上“集眾式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調查發掘范圍由安陽一地逐漸向全國擴展，并兼顧史前與歷史時期。一整套嚴格、科學工作方法，為以后的中國考古學樹立了新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