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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會秋單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

碳十四數據的舍棄問題

面對大量的碳十四數據，不同種類標本、不同時期測定的年代數據可能差別較大，尤其是在年代跨度較為分散、不同數據間產生矛盾的時候，我們都要對部分碳十四數據進行取舍。在這方面的操作過程中就存在很強的主觀性。

大多數學者可能會認為早些年發掘條件差、水平低、測定的技術落后，而且數據多零散，其準確度必然不如現代所測定的年代。因此在出現矛盾時，早期的數據是首選的舍棄對象。如果早年測定的數據僅僅是個別偏差大的或數據離譜的，而現代所測數據系統集中的話，或許可以這樣操作，但往往現實的情況要復雜的多。以東歐草原純銅時代中斯托格遺存（SrednyStog）的33個碳十四數據為例，從其碳十四數據年代分布看，前后跨越了近3000年，而且數據在多個年代跨度集中，所以很難從這些碳十四數據直接來確定中斯托戈遺存的實際年代范圍。不同研究者就會根據自己的研究選取不同的年代范圍，這就是很多文化年代產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我們會發現數據測得越多，爭論也就越大，這讓很多考古工作者無所適從，以至于出現了很多不正常的現象，即不用碳十四測年數據、或是采用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數據而回避不利的數據。

使用碳十四測年時是否要考慮考古遺存的內容

可能很多人會認為，碳十四測年是科學的測定方法，不需要對考古遺存的基本分析就能獨立完成測定。事實恰恰相反，提交測定材料的考古學者都會被要求提供標本所處遺址或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相對年代等內容。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碳十四年代數據的統計分析是離不開考古內容研究和分析的，一個沒有考古內容的碳十四年代數據是不能說明任何考古問題的。然而，在當今的考古學研究中，一些學者卻完全依靠碳十四數據而改變傳統的年代觀，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以歐亞草原青銅文化為例，早期研究者主要依靠與埃及、米索不達米亞有紀年國王譜系年代對比、與古希臘和中國器物的類型學對比并綜合當時所測的碳十四數據結果，而得出了青銅文化絕對年代的結論。近些年來，俄羅斯地區很多實驗室都對不同遺址出土的標本進行了碳十四測定，得到了數量較多的測年數據。但這些碳十四數據呈現越來越早的趨勢，與之前很多學者研究結果相差較遠。一些學者則僅僅依據新公布的碳十四數據完全否定了之前多位考古學者有關年代的結論，而將其絕對年代大大提前了。同樣在日本，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研究，根據中國、韓國文獻和相關器物類型學比對，同時也綜合了當時大多碳十四測年數據，確定了“彌生時代”絕對年代框架。然而在本世紀初，一些日本學者摒棄了之前的研究成果，完全依照實驗室測定的最新碳十四數據來確定彌生時代的年代范圍，其所認定的開始年代比傳統認識提前500年。以上的例子并不是個案，是考古學研究中比較常見的問題。雖然沒有經過完全統計，但我們發現有一個傾向，就是各地完全依賴碳十四數據建立的時代框架，往往都要比之前的結論要早很多。這種現象在考古學研究中會引起了更多的爭論。

關于解決方法的討論

從上面的分析看，如何選用碳十四數據對考古遺存絕對年代判定意義重大。雖然現在還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但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一些有益的討論，希望能為今后考古研究者在選用碳十四數據時提供一點參考。

首先，針對同一文化多個碳十四數據年代跨度分散的現象，我們可以先看一下西方學者的做法，他們通常在使用碳十四數據時，往往統計出一個概率來，選取比較集中的數據。95.4%和68.2%這兩個比例的數據段往往是作為最后的年代判定結果。這種做法在俄羅斯學者中應用非常廣泛。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縮小了整個數據的年代跨度，同時對選取年代范圍也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這種做法對所測數據相對集中的考古學遺存比較有效。但在有些情況下，采用如此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年代跨度也非常大了，研究者依然難以取舍。

這在早期青銅時代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ievo）碳十四數據分布上表現的就非常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依靠這些碳十四數據來判定年代，不同學者也會出現不同的結論，選用過程中的主觀性就顯露無疑。而據此來考慮器物傳播的早晚，得出的結論往往就有可能產生偏差。一些學者喜歡采用碳十四測年中較早的數據，以此來證明某種遺存或出土器物在類似考古發現中最早，無論出于何種目的，這種做法是不合適的，其結論可能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已有學者所論述的，“無論哪一種文化，之所以能經久而充滿活力地不斷發展，并不在于它一開始就有了所有好東西的胚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能不斷從其他文化中引進新的東西，而在實際應用中進行應用和取舍，把有用的成分融合到自身之中。”

關于同一遺存不同質地標本（人骨、木炭和碳化種子等）所測數據產生矛盾的取舍仍然是個問題。現在還沒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可以表明哪種質地標本所測的數據更加精確。或許我們以后可以關注有明確紀年的歷史時期考古遺存，從同一遺存中選取多種質地標本進行檢測，分析一下哪種質地標本的檢測結果更接近歷史年代。當然這只是一種理想化的想法，實際操作起來比較困難。但是在類似的考古發掘過程中，多注意檢測不同質地標本的年代，形成系統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庫，還是可以就這一問題進行比對分析的。而對于新近所測的碳十四年代數據挑戰傳統年代觀的問題，在學術界中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部分學者持肯定的態度，認為最新的測年數據更接近歷史真實年代，但也有很多考古學者仍然保持了謹慎的態度。

俄羅斯著名考古學家庫茲米娜（ElenaE.Kuzmina）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幾十年來都投身在草原青銅時代考古研究中，參加了眾多的考古發掘，并出版了多部相關著作。然而新近公布的碳十四數據結果要遠遠早于她多年研究所得出的年代判定結論。雖然她很茫然，但在著作中她基本堅持了自己原先的判定，而在后記和附錄中將其作為多年研究也未能解決的問題提出和討論，同時把相關的已經測定的碳十四年代數據悉數列出，這樣既給后來研究者查找分析提供了方便，也體現了她謹慎客觀的研究態度。筆者贊同庫茲米娜教授的做法，在傳統年代觀與新近的碳十四數據出現矛盾時，不要急于否定碳十四數據，也不能完全讓碳十四數據牽著鼻子走，可將其作為問題提出，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和分析，將來必然會得出更客觀的結論。

最后我們想強調的是，碳十四測年給考古學帶來了重要的變革，我們希望這種檢測技術能更加成熟穩定，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然而雖然碳十四年代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解決所有的考古材料年代問題，而且“絕對”一詞是容易引起誤導的，實際上反映的只是一個年代范圍。因此在現有的條件下，考古學者在使用碳十四數據結果時，需要非常的謹慎，應該把它作為眾多證據中重要的一個，而不是將自己的研究完全依附于數據上。正如考古學家菲利普•科爾（PhilipL.Kohl）所說的“考古學者不要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碳十四數據上，而應把這個當成一種參考。年代并不是歷史，僅僅知道何時發生并不意味著我們了解為什么發生，而后者更重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