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機制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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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聲》2018年第4期

摘要：民刑交叉研究問題是實務界與理論界討論的熱點與難點。本文以“校園裸貸”為視角，以侵犯隱私與組織、強迫、容留、介紹、引誘罪交叉競合為方向，對侵犯隱私權法律事實認定與犯罪事實認定進行了分析，同時區分了“校園裸貸”罪與非罪的證明標準，在此基礎上提出對“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應采取由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導模式和“民刑并行”模式的建議。

關鍵詞：民刑交叉；“校園裸貸”；隱私權

一、民刑交叉的概念及類型

（一）民刑交叉的概念民刑交叉問題的本質是民、刑法律事實的交叉。法律事實是法律規定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的產生、變更和消滅客觀情況和現象，其包括法律事件和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構成要素包括主體、主觀狀態、行為方式、行為手段、行為對象、行為結果等。目前，我國在民刑交叉的概念界定上說法并不統一，有學者認為，民刑交叉是指不同行為分別侵犯民事法律關系和刑事法律關系，不同行為存在牽連關系，以及同一行為同時侵犯民事法律關系和刑事法律關系或侵犯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民事法律關系還是刑事法律關系現象；［1］也有學者認為，民刑交叉是行為人的同一行為同時部分或全部符合刑事犯罪的構成要件和民事法律關系的構成要件客觀存在，這種交叉現象是行為人實施行為特殊到一定程度，在刑事規范和民事規范邊緣區域發生摩擦或碰撞的結果。［2］概而論之，民刑交叉主要是法律事實竟合與法律事實牽連，［3］進而是法律行為的競合與牽連。由此，筆者對民刑交叉定義如下：民刑交叉是指行為人同一行為同時符合民事法律關系構成要件和刑事法律關系構成要件，存在競合關系，或不同行為侵犯民事法律構成要件和刑事犯罪構成要件，存在牽連關系，行為主體或行為對象的相同的客觀現象。

（二）民刑交叉案件類型劃分⒈法律事實競合型，是指引起民、刑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來源于同一客觀事實，二者出現重合的民刑交叉案件。由于犯罪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因此要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民刑交叉案件一般以先刑后民為原則，刑民并行或先民后刑例外。⒉法律事實牽連型，是指引起民刑法律關系的法律事實并非同一客觀事實，部分構成要素出現交叉的民刑交叉案件。這里的交叉包括行為主體的交叉、行為內容的交叉和行為對象的交叉。行為主體交叉是指犯罪行為人同時又是民事行為侵權人；行為內容交叉是指行為內容既是刑事法律事實組成部分又是民事法律事實的構成部分；行為對象交叉是指犯罪行為侵害對象同時又是民事侵權行為的侵害對象。司法實踐中，對于此類民刑交叉案件一般以刑民并行為原則，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為例外。

二、“校園裸貸”民刑交叉的事實認定

2016年9月28日，《齊魯晚報》一則題為“多地高校女生陷裸貸風波被迫賣身還債”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校園裸貸”的貸款方利用線上QQ群、借貸寶等科技手段向女大學生宣傳“裸條借貸”手續簡單、無抵押、快捷方便的優點，吸引其貸款，但利息遠遠超出了民間借貸不得高于銀行同期年利率四倍（24％）的司法規定，如部分周利息竟達到30％，逾期進行復利或罰息計算，另外扣除10％借貸手續費。一旦還款逾期，貸款方即公開銷售女大學生的裸照及個人信息，甚至明碼標價，逼迫其賣身或被包養。在司法實踐中，主要是依據法律事實、法律關系、法律責任來界定民事違法構成要件與刑事犯罪構成要素。“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是否屬于違反民事、刑事法律的行為，筆者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一）“校園裸貸”侵犯隱私權的事實認定《侵權責任法》第2條規定：“侵害民事權益，應當依照本法承擔侵權責任。本法所稱民事權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發現權、股權、繼承權等人身、財產權益。”第6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根據法律規定推定行為人有過錯，行為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36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利用網絡侵害他人民事權益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隱私權屬于民事權益的保護范圍。女大學生向貸款方提交的個人信息資料及裸條照片行為，不是隱私處置權的行使，而是委托保管行為，是否公開隱私的決定權在女學生身上。“校園裸貸”的貸款方為逼迫女大學生還貸，或張貼宣傳單，或刷微信圈、QQ群、貼吧，公開披露貸款女大學生的個人信息資料（個人信息如電話、電話服務密碼、身份證、家庭住址、父母姓名、舍友聯系方式等）、身份證正反照、學信網截圖、班級QQ群截圖、手持身份證裸照等，存在隱私侵權后果毋庸置疑，可以認定為故意。依據《侵權責任法》第15條①規定，其應賠償損失、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

（二）“校園裸貸”刑事犯罪的事實認定依據《刑法》第358條②規定，“校園裸貸”附屬行為可以認定為組織、強迫、容留、介紹、引誘犯罪。一方面，“校園裸貸”的貸款方組織、強迫逾期還款或不能還款的女大學生并為其提供色情場所的行為，構成組織、強迫、容留罪；另一方面，“校園裸貸”的貸款方為逾期還款或不能還款的女大學生牽線搭橋引誘其的行為，構成介紹、引誘罪。

（三）判斷“校園裸貸”涉嫌民刑交叉時應注意的事項“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涉及民刑交叉時，可能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⒈“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民事裁判考量因素。一是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對隱私自決權的限制。隱私自決權實質上是一種隱私處置權，即公民有權自主決定是否公開披露個人隱私。公民隱私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獲取、公開披露他人的隱私信息。現實生活中，個人的隱私信息可能因工作、生活關系而被他人掌握，但他人不得將其知悉的隱私信息泄露出去，否則就構成侵犯他人隱私。但應注意，在行使行使隱私自決權時不得損害《民法通則》要求公民應遵守的公共利益、公序良俗。以一起財產繼承糾紛案件為例：被繼承人在經過公證的遺囑上指定其包養的“小三”作為其遺產繼承人，按照《繼承法》規定的遺囑繼承優先于法定繼承，應判“小三”獲得財產繼承權。但法院認為，包養“小三”的行為違背了公序良俗，因此“小三”不得享有繼承權。就“校園裸貸”而言，貸款方因借貸關系獲得女大學生裸照及個人、家庭、同學、朋友的資料，屬于合法取得，但其將裸照及個人隱私信息公開披露就侵犯了女大學生的隱私自決權。即便是女大學生享有隱私自決權，但其將裸體照及個人學歷、體貌特征等隱私信息作為網上招嫖、推銷包養的工具也違背了公序良俗，影響了公共利益。二是名譽權與隱私權競合。我國現行的《侵權法》并未對隱私權作具體解釋，在司法實踐中多借助名譽侵權的認定方式由法官定奪，因此賦予了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在出現名譽權與隱私權競合的情況時，法官更多以名譽侵權來認定。筆者認為，以名譽侵權認定隱私侵權，實際上是對隱私權保護的忽視。三是合理的隱私期待考量。“合理隱私期待”的提法源于美國最高聯邦法院于1967年Katzv．UnitedStates案中確立的“合理隱私期待”評判標準，是指法官以社會是否認可他人的隱私期待是合理的來判斷隱私期待是否正當。［4］筆者認為，我國在隱私權的判定上可以借鑒國外隱私判斷的客觀因素———私人事實、法律規定、社會習俗及利益衡量。如“校園裸貸”中，裸體照片及個人、家庭、朋友的信息資料屬于私人事實，受《侵權法》保護，社會風俗也不能容忍將他人裸照及資料曝光于公眾，更不能容忍將該隱私信息用于招嫖、包養推銷。

⒉“校園裸貸”附屬行為刑事裁判考量因素。一方面，從刑事實體法上看，判斷“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是否在主客觀上符合犯罪認定應依據組織、強迫、介紹、引誘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對部分客觀事實認定需要當事人證言證實，提供相關佐證。然而，司法實踐中，由于網絡貼吧及社交軟件并未采用實名制，導致“校園裸貸”的貨款方在其上的招嫖信息無法達到當前我國電子證據要求的認定標準，也就無法認定“校園裸貸”的貨款方存在招嫖的客觀事實。另外，“校園裸貸”的貨款方以還債為名逼迫女大學生難以找到客觀證據，其往往以女大學生為還款自愿從事色情服務為由來辯解；另一方面，從刑事程序法規定看，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在1985年聯合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要求將涉及經濟糾紛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檢察機關偵查、起訴，但對經濟糾紛、侵權糾紛是否移送未作規定。1987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印發《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要求涉及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必須全案移送，但對侵權糾紛是否移送仍然未作規定。對此，筆者認為，“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涉及民刑法律關系，應按照1998年最高法在《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將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分開審理的原則，對其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模式，借助國家公權力救助民事權益。

三、民刑交叉案件處理路徑

（一）實體上應理順法律關系，剖析民刑法律規定的要義，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基準，從民刑責任形態的認定入手處理民刑交叉案件，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界定民刑責任。在此基礎上，分析因犯罪而引起的民事責任承擔問題。對法無明文規定的民刑交叉案件處理，發揮案例指導制度優勢，統一適用法律標準，指導下級院審判民刑交叉案件，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濫用，司法不公。案例指導能有效保證一定區域、一定時期法律適用穩定性。［5］就“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民刑交叉案件而言，可將其納入民事侵權與刑事犯罪處理范疇中來，采取最高法指導案例的形式，對民事侵權（包括隱私權）涉及的犯罪分門別類，根據民事侵權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對相關罪名做出具體可量化的認定標準，掌握組織強迫、介紹、引誘罪與非罪界限。

（二）程序上鑒于民刑兩大訴訟制度對于訴訟結構、證據規則要求有所不同，筆者建議，應依據《侵權責任法》第4條①的規定，將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由民事法律與刑事法律分別導出，責任承擔并行。充分發揮“民刑并行”的優勢，可以保證公權的行使不損害私權，實現民法自治與刑法自治。犯罪可以作為最嚴重的侵權看待，而在侵權框架下，犯罪人之外的其他人也可能成為民事侵權責任承擔對象，如具有安全保障義務的人、雇員履行職務行為的雇主、未成年人的監護人等。就“校園裸貸”附屬行為民刑交叉案件而言，如果采用以組織、強迫、介紹、引誘罪的附帶民事處理模式，容易使女大學生的隱私權被忽視。而采取“民刑并行”的處理模式，就不用等到刑事程序啟動后才能追究侵權責任，這樣有利于及時救濟女大學生的隱私權。

【參考文獻】

［1］劉建國等．刑事訴訟中的刑民交錯現象及其法律規制［A］．張智輝．中國檢察（第6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童可興．刑民交錯案件的司法界定［J］．人民檢察，2004，（06）．

［3］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類型及處理原則［J］．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10，（05）：11．

［4］杜紅原．隱私權的判斷———合理隱私期待標準的確立與適用［J］．北方法學，2015，（06）．

［5］劉巖．淺談刑民交叉案件問題［J］．山西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1，（03）.

作者：宋偉鋒 單位：克拉瑪依市人民檢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