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常惡帶給人們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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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者蘇某被深圳寶安區福永一家職介所騙走二百元錢，多次討要無果后，一怒之下買來汽油，燒傷職介經理。

——我這幾十個字的漫不經心的簡略敘述，就簡略了兩人命運的痛苦轉折：經理全身燒傷面積90％，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蘇某體表45％的部位也被燒傷，而此時，他的身份也由受騙的求職者變成了縱火嫌疑人。

類似的案例并不鮮見。幾年前，一位“英雄”的事跡讓我感覺像吃了一只蒼蠅：一位挑擔賣水果的“走鬼”（南方方言對小販的歧視稱呼），在經過市中心區時，被一幢大廈的保安攔住，不由分說沒收了那擔水果?！白吖怼笨念^、下跪、哀求，保安就是不還。第二天又來，還是不還。第三天再來，不僅不還，還惡語相加，僅回了一句嘴，就被野蠻地毆打，“走鬼”忍無可忍，拿起水果刀一刀捅向保安，就這一瞬，年僅二十歲的保安的生命就戛然而止。這名保安后來被塑造成了英勇殉職的英雄，有關方面還向其家屬發放了巨額撫恤金。

所有的生命都應該得到尊重，無論他是求職者還是經理，是保安還是“走鬼”；同樣，所有的罪惡都不應原諒，無論這罪惡是縱火、殺人，還是掠奪看起來是多么不起眼的二百元人民幣或一擔水果。

在中國，有些在農村難以謀生的農民賣掉家里的豬、鴨，再向親朋好友們東挪西借，才湊足路費奔向城市。他們在城市里，或者當無根的“走鬼”，或者寄希望于找一份工作，而他們進入城市的所有家當，就是那被沒收的一擔水果或者被騙走的二百元人民幣。他們就指望這些城里人不屑一顧的家當，雞生蛋然后蛋生雞，艱難地在城市生根、發芽，為家里的老父母賺一點醫藥費，為孩子湊一點學費……這是他們的希望和生命。

——同情和憤怒相互交織，讓我們唏噓不已。

二百元錢或一擔水果或許是悲劇的起因，但根源還在于事件中受害者的邪惡。而這邪惡，在一般人甚至公共管理機構看來又不是什么大惡，但這并非大惡的邪惡卻超過了嫌疑人的承載能力，那惡擠壓著忍受的底線，點燃了人性扭曲的復仇怒火。

我將這類看起來并非大惡的邪惡，稱為社會中庸常的惡。類似的還有：一年輕人摸了寵物狗一下，就被狗主人以狗受驚嚇為由，逼著當街下跪；一農民損壞了一縣建設局長家墻壁上的一塊瓷磚，就被局長大人串通當地交警部門開出巨額罰單；酒吧里一人看了另一人一眼，就被打成重傷等等。這類庸常的惡，往往會引起更大的沖突，引來暴力和血腥。一旦發生悲劇，我們人性中的憐憫和同情真的很難找到揮灑的方向。

而更令我悲哀的是，這類惡的主角有的是如那位縣建設局局長那樣的強勢；有的其實也是社會的底層，如保安、收費員、治安員等。他們在城市里同樣無根，相比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們是無產者；但他們相比于“走鬼”、“垃圾蟲”（南方方言中對拾荒人的又一帶歧視的稱呼）而言，他們卻找到了優越感。于是，將平時所感受到的屈辱、將縈繞在心間揮之不去的被剝奪感，毫無保留地強加給比他們更低的群體。

當社會經常出現這類事件的時候，當然相關的制度應該首先檢討，如戶籍制度，如城鄉、地區差異，還有起點公平、教育等，都應受到責問。但是，我這里想著重指出輿論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

近來有一種濫用同情心的傾向。打工者殺了主管，媒體著重將打工者塑造成社會制度的受害者，而主管被謀害的生命及其家人的悲傷則被輕描淡寫，如深圳的阿星殺人事件；再則，一年輕人將一小女孩從橋上扔下，媒體進一步追問后推論，這個年輕人因錢被騙，才將怨氣發泄到無辜的小女孩身上，最后還是歸咎于社會治安問題，如廣州的小湘女被害事件。

不是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要歸咎于社會制度，歸咎于貧富差距。如果類似阿星殺人的罪惡在歸咎于社會之后得到同情，類似殘害小湘女無辜生命的罪惡得到原諒，那么，那些在同一社會制度下與阿星們同樣境遇的人們，他們的善良、包容、堅毅、忍讓、韌性等美德，則會被矮化甚至受到褻瀆。

悲劇令人同情，但庸常的惡導致的悲劇如果被不加區分地同情，那么，就有可能傳遞這樣的信息：惡中有暴力美學。阿星代表著典型的暴力美學，據說有個打工妹看了報道后就愛上了他，并寫了一封又一封情意款款的情書。

當社會將暴力渲染成美學的時候，那些庸常的惡看起來往往就更加微不足道。有一點還要交待，縱火嫌疑人蘇某在發現被騙后報過警，找過當地的勞動站，但都說管不了。蘇某真的是走投無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才出此下策。這里，當地有關部門應該反省，面對這價值二百元錢的庸常的惡，究竟是無能為力，還是另有隱情？

人內心深處潛藏著暴力的魔鬼和邪惡的沖動，在被庸常的惡所激怒、所喚醒后，往往會燃燒成憤怒的熊熊大火。所以，庸常的惡也是惡，如果熟視無睹、漠然視之，那才是另一個更大的社會毒瘤，才是另一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