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再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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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在湖南長沙召開的劉少奇誕辰90周年上，于光遠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其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由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和社會論組成。其后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否存在的爭論一直不斷。其中比較有代表的有安徽財經大學歷史文化研究所教授黃愛軍同志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說法值得商榷》，黃文的觀點從新民主義社會論和革命論的關系上和革命斗爭的政策和策略上，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存在提出了合理的質疑。然而，中國人民大學的郝遙同志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確實存在-與李偉同志商榷》從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講話中論證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存在。以上的觀點都有其論證的合理之處，但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那么它與革命論相比較它的地位作用是怎樣的問題，仍有研究的必要。

1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確實存在

論證一種社會現象是否存在，我們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論證。所以論證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存在，我們主要從理論上、實踐上以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講話中論證。

1.1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有理論準備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理論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理論，在落后國家無產階級要堅持不斷革命，先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掃清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使生產力得到發展，為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條件。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恩格斯寫道：“共產主義者為了本身的利益就得幫助資產階級盡快地取得統治權，以便隨后能盡快地把它推翻。”[1]強調了民主革命后要發展一段資本主義，促進生產力發展，這樣才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列寧在《兩種策略中》之處提出，要在政治上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但是經濟上要利用和吸收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來發展生產力。這就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關于“經典社會主義模式”道路，即根據各國情況，也可以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過渡和銜接，吸收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來達到建立社會主義的模式。這樣就從理論上論證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也可以在民主革命后，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形態，通過過渡的形式，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進而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行的。而同志的偉大之處就是將馬恩列的思想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獨創的在中國實踐了這一理論的可行性，建國后到1953年開始社會主義過渡這段時間，國家允許資本主義的存在，發展私人資本主義，借助資本主義來恢復和發展生產力。這個時期的社會形態就被我們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

1.2從實踐上也證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不僅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在實踐中也是經過檢驗的，確實存在過。實際上1936年紅軍到達陜北開始進行革命根據地建設開始，新民主主義社會就逐漸的實施。但這只是小范圍的，局限于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根據地。在陜甘寧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講話，說：“邊區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陜甘寧邊區就是模范。”[2]真正全國范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在解放戰爭結束，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我們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直到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我們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轉變，這才結束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當時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政治上主要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上實行民主集中制。最典型有抗日戰爭時期，在敵后民主政權中實行的“三三制”原則，其中參加政權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等中間分子。還有建國后實行的政治協商制度，黨外人士能夠進入政府參政議政，積極投身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來，這不僅有利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建設，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政治建設提供借鑒和經驗。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方面主要是允許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存在，最重要的一條經濟政策是“保護民族工商業”，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早在土地革命時期，西北蘇區的經濟形態就是后來所說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例如，“西北蘇區的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社會主義的奇怪混合[3]”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國家，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對生產力的發展還有積極向上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4]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些為轉向社會主義提供了物質保障。因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處于銜接、過渡的社會階段，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既不能是資產階級文化，也不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只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以文化綱領為指導，根據地社會建立了各類學校，促進了群眾教育的發展，出版了各類報紙和書籍，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踐是因為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也就證實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存在。

1.3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多次提到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思想體系里面第一部分理論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散見于同志的著作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寫道，“它在經濟上是……，同時保存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并不廢除富農經濟。因此，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的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5]這個過渡的階段實際上指的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同志從經濟方面展望并描繪了以后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2]這就很直接很明確的表示了要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建立一個獨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然后再向社會主義轉變。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駁'左'傾空談主義”中指出，“不走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路，是否就可以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路呢？也不可能。……，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2]這表明當時同志主張走的是新民主主義道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愿望。那么反過來說，如果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不存在，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那就是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兩個社會在當時都被同志明確地否定了。在抗戰即將勝利，中共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上，“我們主張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6]這也看出從國家層面建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從同志的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對是主張民主革命勝利后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并就其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做了描繪。所以說，新民主主義理論是確實存在的。劉少奇是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統的論述。作為同志信任的人，他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也有較為具體的科學研究。1948年9月劉少奇寫的《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主要討論了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勝利后怎樣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問題，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體系應該由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三個部分構成，其中合作社應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7]劉少奇說“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的政策是要不得的，過早消滅資本主義的辦法，則要犯'左'傾的錯誤”[8]再一次強調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劉少奇的這些講話主要針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建設做的，也反映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存在的。

2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無法與革命論相比肩

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地位作用和革命論相比怎么樣呢？兩者不可同日而語。革命論經受了土地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和考驗，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而社會論屬于一種過渡理論，被過早的放棄，短暫的實踐使之不能夠成為和革命論相比肩的成熟理論。

2.1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沒有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論體系[9]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是在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的總結和多方面的展開而達到成熟。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經歷了土地戰爭和抗日戰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志也寫了很多論述革命論的著作，例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對象、動力、領導權問題、性質和前途、基本綱領、革命的道路、基本經驗和三大法寶等多方面展開，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達到成熟，成為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而涉及到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主要著作就是《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共同綱領》等。主要是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了描繪。在實踐上，解放前主要在小片的根據地和解放區實行，解放后只進行了短暫的三年實踐就被過早的放棄，轉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向社會主義過渡。另一方面，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高度依賴新民主主義革命論，因為社會論是革命論的前途，可以說革命論是社會論的“母親”。所以，這些導致了社會論沒能形成一個和革命論相比肩的成熟理論體系。

2.2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的過渡性和短暫性從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來源可以看到，這是遵照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論，根據實際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典社會主義模式”，即取得民主革命勝利后，在落后國家在政治上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建立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掃清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并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社會主義革命準備物質基礎。這從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開始就決定了它的過渡性，既有資本主義的東西，又有社會主義的東西，并且社會主義的因素在不斷增強，資本主義因素在不斷下降，并在生產力得到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將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決定了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過渡性的社會。新中國成立以后，一方面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發生了嬗變，導致對馬克思主義在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曲解。1951年2月劉少奇在講何時采取社會主義步驟的問題，指出這至少是十年而是二十年后才能提出的問題，要防止“左”傾冒險主義。[4]這說明新民主主義還要建設更長的時間，但1953年下半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出臺，社會主義改造開始，這就宣布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過早結束了。

2.3社會論的作用不可與革命論的作用同日而語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道路。并指導民主革命完成了舉世矚目的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沉重打擊了法西斯主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另一個是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地主剝削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建立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兩件都是改變世界面貌的偉大事件。而對于社會論，列寧在《兩種策略》中曾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與社會主義革命相銜接，爭取在政治上跨越資本主義統治階段的思想萌芽。[7]但是沒有人能去實踐它。在具體的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一次革命論”和“二次革命論”始終困擾著中國共產黨。但是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對這一歷史難題做了完美答復，并用實踐證明是可行的。這是社會論的偉大之處，但是社會論被過早的放棄，導致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就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也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埋下了隱患。綜上來看，一方面，革命論是社會論的“母親”，社會論是革命論的產物。另一方面雖然社會論是結合中國實際，獨創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做出突出貢獻，但是和革命論指導的民主革命完成的兩件大事相比，社會論的作用仍不可與革命論同日而語。

作者：潘孝松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