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都文化對中國文化貢獻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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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度為都的福州，是福建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區域，自古以來就是福建的首府，是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有著獨具地域特征的文化模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二千二百多年的建城史，形成自己相對穩定的形態。福州以歷代福建省首府的特殊歷史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方面，對全省的引領和輻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形成的以福州為核心地區的獨具地域特色的閩都文化，其外延文化所及已遠遠超出福州十邑。從歷史上看，閩都文化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主要在兩個歷史時期。一個是在宋代，開閩學先河，承理學南傳、成理學重鎮。另一個是在近代，禁煙拉開中國近代史序幕，《瀛環志略》迎來中國社會啟蒙時代，《天演論》開啟中華民族心智，從閩都走出大批救國救世的民族精英和文化巨匠，成為引領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進而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本文就此作粗淺探析。

一、閩都文化是一個不斷演進的區域文化

中國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地域廣闊，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和歷史發展過程，孕育出不同的區域文化，進而形成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區域文化既反映一個區域特定的歷史文化，也張揚著一個區域的人文精神。考古界認定:黃帝代表著黃河文明的中心，形成酋邦王國;北方出現以燕山地區的紅山文化為代表的文明中心，那里發現大型的壇、廟、冢和金字塔式的巨型建筑;東方出現以河姆渡為代表的文明中心，包括蕭山跨湖橋文化遺址出現的中華第一舟;西南方出現以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巴蜀文明中心;東南方出現以曇石山文化為代表的七閩文明中心，作為先秦七閩部落的聯盟，閩方國有著自己光輝燦爛的文明。

(一)閩族文化模式———源于新石器時代的殼

丘頭和曇石山的貝丘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是由多區域多元文化構成的一個整體，它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區域為主體，其周邊又有許多與之相聯系的文化圈。東南沿海地區，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出現了以殼丘頭文化(5500－6500年)和曇石山文化(4000－5500年)為代表的、獨具海洋特征的閩族文化圈，這里是閩文化的搖籃，也是福州文化的源頭。“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1］福州屬亞熱帶———熱帶潮濕季風氣候，雨量充沛，海岸線較長，海邊島嶼港灣交叉，陸上沙網如織，山地丘陵連綿縱橫。特殊的地理自然環境，決定了福州遠古先民從山林、海洋中獲取生活資源，并逐漸形成以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貝丘文化”為代表的福州地域海洋特征的史前文化。由于海壇島四周環海，福州盆地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地理環境，限制了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與內陸其他新石器時代地區的文化交流，地處沿海的殼丘頭和曇石山閩族先民只能選擇以海洋為主的向外發展。作為閩文化發源地的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繼承關系，這種關系首先表現在生產工具和生活器具的發展變化上，尤其是陶器的組合和形態最為明顯。他們的生產工具都以小型石錛為主，器形極為相似，區別的只是前者打磨粗糙，制作不精;后者通體磨光，制作精細。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利用海生牡蠣制作生產工具，這種稱為貝耜或貝鏟的生產工具，無論是器物形態還是制作技法，都如出一轍。他們都屬“貝丘文化”，成為商周以后發展起來的閩越文化的主要淵源，殼丘頭文化和曇石山文化先民是商周時代閩族人的直系祖先。他們建立的閩方國臣屬于商周，并承擔著朝貢、覲見、供隸、執役的義務。《周禮》載:“司隸，掌五隸之法”、“掌帥四翟之隸”，所屬“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2］。這里說的是司寇下屬的司隸，掌管四翟五隸，分別根據各方國選送的奴隸的技藝專長，為王朝服役執事。其中閩隸負責豢養牲畜和鳥，并教鳥聽懂人的語言，使之供人使喚。這里清楚表明閩方國與周王朝的臣屬關系。《尚書》記載，西周時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3］。先秦時代，海洋交通條件極差，人們靠的是“刳木為舟”，但他們仍能沿江出海北上，經過山東半島進入長江，再經淮河、泗水到達中原王都。說明閩族已有非常豐富的航海經驗。

(二)閩越族文化模式———融閩、越兩族的兼具

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曇石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遺骸，從體質人類學研究來看當屬南亞型的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型的尼格羅人種的混合。這就是閩族人的祖先。《春秋集覽》云:“越人居閩地，故并稱閩越地。”朱維干《閩越的建國及北遷》中也說:“閩是福建的土著，越則是由會稽南來的客族。”［4］“閩”最早見于《周禮》的《夏官》、《秋官》，其中就有關于“七閩”的記載。這就是說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閩作為一個方國，已出現于中國東南方。“閩”的存在比“越”更早，只是閩中封閉，所以見諸史書上的記載比較缺乏。閩越文化雖以閩越兩族文化為主體，但也滲入他族文化。公元前590－前560年，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共王，已“撫有蠻夷，奄征南海”［5］。此時楚國勢力就已漸入閩中，也帶來了楚族文化。春秋時期，吳欲爭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國，以除后方威脅;越欲北進中原，亦必先征服吳才無障礙，因而吳越戰爭不斷。公元前544年(吳王余祭四年，周景王元年)，吳與楚戰，為免后患，派兵伐越。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吳王闔閭五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6］。兩次吳伐越的戰爭，吳軍侵占了越國很多地方，迫使部分于越族人逃入七閩，與閩族人相處。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在越國夫椒之地打敗越王勾踐的軍隊，重兵圍困越都會稽，勾踐被迫“請為臣，妻為妾”。越國敗亡，大批于越族(越族的另一支)人南逃入閩。福州于山就因于越人聚居而得名。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踐六世孫無疆出兵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7］勾踐子孫紛紛流落海濱之地，其中一支進入福建境內，他們為閩族帶來了越族文化。戰國末期，出現了以無諸為首領的閩越貴族，在閩中建立的閩越國;以搖為首領的于越貴族，在原屬閩族的東甌(浙南甌江)地區，建立的東甌(東海)國;以織為首領的于越貴族，在閩、粵、贛交界之處建立的南海國。“楚威王滅越，今浙、閩之地盡屬楚，兩廣亦隸焉。”［8］隨著楚國勢力深入閩中，也不斷滲入楚族文化。今天閩侯莊邊山就出土有戰國楚墓遺址。越王勾踐七世孫無諸在閩中發展勢力，自立為閩越王，在福州北郊新店修筑小土城，統治閩中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去無諸及搖的王位，皆封為君長。當陳勝、吳廣起義時，無諸率閩越軍起兵反秦。閩越兵攻析、酈，戰藍田，入武關。秦亡后，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又率兵輔佐劉邦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作出貢獻。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劉邦“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9］。漢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復封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無諸與漢廷保持和睦關系，吸收中原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無諸及其后裔統治九十二年，使閩越文化在福州地區得到了較充分的發展。從春秋戰國到漢武帝時期，形成了閩越族人創造出的閩越文化。不論是閩族還是越族，他們都是濱海民族，都與海洋發生密切的關系。于越族發祥于浙江流域和杭州灣一帶，閩族發祥于閩江流域和閩江口福州灣一帶。《山海經》載:“閩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閩中山在海中。”［10］閩方國向周王朝進貢，他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11］。而閩在海中的地域環境，造就了“閩越悍”［12］的海洋性格，故能佐漢擊楚建功立業。《越絕書》載:越王勾踐曾派“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13］，從南路海道北上進攻齊國瑯琊。越國有強大的海軍，一種稱為大翼的戰艦能載乘“戰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艫(手)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長各一人”，連同船長“凡九十一人”［14］。可見閩方國和越國都是海上強國。閩越兩族相融的閩越文化是一種體現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的文化，體現兼具內陸性和海洋性的文化特征，是福建歷史文化發展的一座高峰。越人入閩，帶來先進的經濟技術、政治組織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打破了閩族幾千年封閉的局面，以習相近最終融合、改造了閩族和閩方國社會，創造出戰國末年至西漢初期百余年閩越國崛起、鼎盛的局面。閩越文化是我國秦漢時期具有典型意義的區域文化，從衡量文化內涵的重要標志陶器來看，閩越文化與先秦閩族文化有明顯的傳承關系，而與秦漢時期的中原文化以及周邊百越民族其他分支卻有明顯的區別，但還是能從中尋覓到中原文化、百越民族其他分支文化的元素。在這些文化元素的背后，我們看到秦漢時期的閩越國，具有相對富庶的閩越族經濟、桀驁不馴的閩越族性格，并開始張揚著與中原主流文化不協調的聲音，試圖恢復戰國末年的閩越國轄地，于是開始了北擊東甌、南擊南粵的復興運動，新一輪的開疆拓土融合了周邊其他族群文化，進而成為東南強國。戰爭在破壞社會的同時，也推動著文明的進步。由于與漢廷的分庭抗禮，閩越國終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

(三)閩都文化模式———融閩越、中原文化為一體的包容性的創新文化

閩都文化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是一種以閩越文化與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合、吸納其他區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這種模式的提出，是基于與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較的而言。如與山東齊魯文化、山西三晉文化、江浙吳越文化、廣東嶺南文化、河北燕趙文化、湖北荊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較而言。閩都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形成上自秦漢下至近代。如上所述，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閩越國，設閩中郡;廢無諸王號，降為君長，同時開始加強對閩中思想與文化的控制。秦末無諸率閩越軍佐漢擊楚，漢高祖劉邦“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無諸后裔郢和余善先后叛漢，漢武帝派軍入閩中，閩越國亡。鑒于“閩越悍”［15］且“數反復”［16］，于是，漢廷就把大量閩越族人遷徙到今天浙江北部和安徽、江西等境內，又把中原罪犯流放到閩中來，客觀上起到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和閩越族的漢化。后來，一部分躲避遷徙逃進深山的閩越族人，又返回故土重建家園。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漢廷將它立為冶縣，隸屬會稽郡。冶縣是漢朝在福建推行郡縣制建立的第一個縣份，縣治在福州。后漢建安八年(203)，冶縣被析為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甌)、漢興(今浦城)、南平、建平(今建陽)五縣。漢之后有東吳開發福建、西晉“永嘉南渡”，“中原板蕩，衣冠入閩”，再后來幾朝末代皇族入閩、元朝蒙古族人、色目人入閩、清朝滿族人入閩，以及從唐代的“海夷日窟”、“市井十洲人”到近代的“五口通商”。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給福州帶來了中原文化和族別、域別及海外文化，最后融合成多姿多彩的閩都文化。史書記載，自漢以后，閩越人與入閩中原人有三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西晉末年，即永嘉二年(308)，中州板蕩，“衣冠南渡，八姓入閩”，即林、黃、陳、鄭、詹、邱、何、胡八姓士族南遷入閩，其中相當部分安家在福州地區。第二次是唐末跟隨王審知兄弟入閩，史稱“十八姓從王”，但據新編《固始縣志》記載卻有三十四姓入閩，僅隨王審知部將張睦入閩的就有二十四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隨著全國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紛紛南下。這三次中原人的大規模入閩，不僅史書上有記載，而且在許多姓氏的族譜中也可以找到佐證。三次中原人民與閩都人民的大融合，大量傳入中原文化，從而推動了福州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對福州地區的開發起了重大作用。到了南宋，閩越人與漢族人已經完全同化了。因此說，閩都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元素組成的，既有閩族文化又有閩越族文化;既有漢族文化又有蒙古族文化、滿族文化、畬族文化;既有中原文化又有西域文化、海外文化。閩都文化之所以冠之以“閩都”，乃歷史上福州五度為都(閩越王都、閩國國都、南宋行都、南明行都、閩變國都)，而且是歷代福建的首府，福州為全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并起到輻射作用。東晉太元十九年(394)晉安郡太守陶夔(陶淵明叔父)撰《閩中記》、唐大中五年(851)林谞編《閩中記》、北宋慶歷三年(1043)林世程撰《重修閩中記》、南宋淳熙六年(1179)知州梁克家撰《三山志》、明萬歷四十年(1612)王應山撰《閩都記》、清代出現了里人何求的《閩都別記》。“閩都”之稱古已有之。

二、閩都文化豐富發展了中國文化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是宋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學派之一，它與湖南周敦頤的“濂學”、河南程顥、程頤的“洛學”、陜西張載的“關學”并稱為宋代四大學派。南宋朱熹成理學之集大成者，而閩學作為朱熹的學說思想，也發展成為中國主流文化，其思想影響所及宋之后的各個朝代，朱熹與孔子、孟子齊名于世。這里不能不提到閩都文化。

(一)開閩學先河

自隋朝創立開科取士以來，唐宋科舉大興，但當時一般讀書人，都是為應對科考而讀書做文章。《宋史》記載:“時學者沉溺于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17］由于當時閩中學者沉溺于文章詞句的雕琢，追求詞章的文彩，對孔孟知天盡性之說，都認為是迂闊之談，所以對此漠不關心，更沒人去研究。何謂知天盡性之說，講的是宇宙論和心性論，通俗地說就是做學問要深入到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認識人性發展和宇宙發展的總規律，正如康熙皇帝賜給武夷山考亭書院匾額“學達性天”的題字，即說朱熹學說達到人的本性、自然本性、宇宙總規律。面對當時閩人這種輕浮華麗的學習風氣，福州人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四人立志于閩中傳揚孔孟學說。他們有著共同崇高的理想、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深厚的學術功力和創新精神及高尚德行。他們對儒學研究甚有成績，便專心致志地在福州開始傳揚儒家大道之說。所謂大道，即儒家所說的道統，就是伏羲、神農、黃帝、孔子、孟子以來形成的中國文化傳統，代表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當時那些聽到此事的人都覺得他們迂腐可笑，不合時適，不可理解。但他們堅持向人們傳授儒家學統，漸漸地來接受儒學道統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一掃當時脫離社會現實、呆板無生機的學風，為閩中士人帶來一股經世致用文化的清新空氣。他們的學術主張開啟閩學先河，《宋史》載:“四人者始相與倡道于海濱……謂之‘四先生’。”［18］早在北宋嘉佑三年(1058)經翰林學士歐陽修舉薦，陳烈被“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19］，“與胡瑗、周敦頤開宋朝理學之始”。全祖望評價說:“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并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于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亞也。”［20］充分肯定“海濱四先生”在閩中首倡理學的歷史功績。四先生孜孜講道，不久名聞天下，遠近來受學者絡繹不絕。其中，陳襄弟子達一千多人，鄭穆門人亦達千數，周希孟弟子七百余人，從陳烈學習者亦常數百人。他們“以興學養士為先務，以明經篤行為首選”，精研五經，明禮重義，強調“好學以盡心，誠心以盡物，推物以盡理，明理以盡性，和性以盡神”［21］。“海濱四先生”中，陳襄更是受到后世學者的推崇。陳襄(1017－1080)福州人，因居福州南通古靈鄉，又稱古靈先生。他是一位活躍在北宋仁宗、神宗政壇上的學者型官員，官至尚書都省事。全祖望說:“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天下之士從者如云，而正學至此造端矣。閩海古靈先生于安定稍后，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為前茅焉。”［22］由此可見，福州“海濱四先生”在閩中倡導理學的貢獻，在二程和張載之前，亦早于朱熹半個多世紀。更為后人稱贊的是陳襄的經筵論薦三十三公半臺輔。《宋史》載:“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23］于是陳襄便作《熙寧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章稿》。陳襄推薦的33人包括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蘇軾、蘇轍、王安國、曾鞏、鄭俠、孫覺、李常、范純仁、孫洙、王存、顧臨、林希、李師中、傅堯俞、劉摯、胡瑗、程顥、程頤、劉載、薛昌朝、張載、孫文仲、吳賁、吳恕、林英、孫奕、林旦、鄒何、唐坰等。其中除林希一人以外，其余均成為了當時的碩學名臣，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書畫家、天文學家、藥物學家、哲學家……這些人為宋代的中國文化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此，陳襄辯人識才善薦之名，被世人廣為傳頌。

(二)承理學南傳

大唐盛世之后，便進入了五代十國的動蕩和戰亂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失序，給中國經濟、政治和文化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數十年間，戰火不息，生靈涂炭。此時的閩越古地，雖然關山重重，交通閉塞，卻成為中原人避亂茍安之地，更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世外桃源”。所以，大理學家邵雍當時就說:“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南方地氣至矣。”［24］北宋王朝建立后，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亟需重建社會倫理秩序，于是以綱常倫理和名分等級為主要內容的儒家文明的復興，成為迫切的現實需要。北宋時，中原雖然相對穩定，但北宋王朝就像一直到不了滿盈的月亮，西北有西夏，北方有遼國、金國，都對宋朝虎視眈眈，宋太祖常常夜不能寐，惦記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25］。國家需要凝聚力量，需要一種統一的思想。宋太祖趙匡胤不僅自己手不釋卷，而且要求臣下都要積極讀書，懂的治國之道。宋太祖還竭力褒揚孔子和儒學。這些對宋初儒家文明的復興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于是一批學者提出要恢復孔子儒家思想。在“宋初三先生”的孫復、胡瑗并起之時，“閩中四先生亦講學于海上”。之后，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等在北方著手建立新儒學，即濂、洛、關三學派。但到了1126年，金國大軍南下，虜走徽、欽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結束。南宋遷都臨安，處于風雨飄搖之中。金國雖擁有長江以北的廣闊領域，南宋只有長江以南的區域，但文化落后的金國承擔不了發展儒學的歷史重任。新儒學又岌岌可危，儒家道統再次面臨覆亡的險境。中華民族主流文化的存續復興的地理坐標南移成為必然，張載所說的“為往圣繼絕學”［26］歷史地選擇了福建。福建背山面海，成了躲避戰亂的世外“桃花源”，許多文化人來到福建。“海濱四先生”開閩學先河，福建歷史地承擔起理學南傳的重任。楊時(1053－1135)、羅從彥、李侗(1093－1163)、朱熹(1130－1200)四先賢，承傳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及二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的理學，最終，朱熹集其大成，而為“閩學”，閩中便成為“道南理窟”。朱熹為之慨嘆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27］這個“中”，即天下的中心、文化的中心。

(三)成理學重鎮

在“海濱四先生”孜孜傳授儒學大道，開閩學先河的基礎上，朱熹傳承濂、洛、關理學三學派學說，克服了儒家經典學究化、泥古不化、脫離實際的自身問題，朱熹集大成而為閩學，建立起新儒學體系。從中國文化史和儒學學術史來看，朱熹主要師承洛學，為二程四傳弟子，但他為學素來博覽而歸簡約，所以他在總結濂、洛、關理學三學派學說的同時，也十分關注“海濱四先生”的學術主張。朱熹著有《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28］，還撰有《陳氏家譜舊序》，其中稱陳襄“厥后王為海內文宗，奉公為教子令范，天下已任。擅著作之奇才者，非古靈先生歟!”［29］朱熹對于陳襄在福建的儒學地位和影響給予以高度的評價。楊時也贊譽陳襄說:“國家慶歷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先生襄以經術德行為一時儒宗。”［30］在“海濱四先生”的倡導下，理學在閩中逐步發揚光大，越來越多的讀書人開始認真學習和研究儒家經典學說。福州自古為八閩首府，文化精英薈萃之地，尤其北宋“海濱四先生”閩學之先賢，倡導儒學用功最力，書院多達21所，朱熹稱“福州之學，在東南最盛”［31］。《宋史•地理志》指出福建人“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32］。宋代福建科舉熱潮名揚全國，文教繁榮，人才輩出，據《宋代學子的艱難門檻:科舉的社會歷史》［33］統計，宋代共取進士28933名，福建進士占7144人(其中北宋2600人、南宋4544人)，高居全國第一，占全國進士總數的24．7%，近乎1/4。各州府情況:福州2799人(北宋550人、南宋2249人)，建寧1318人(北宋809人、南宋509人)，興化1026人(北宋468人、南宋558人)，泉州926人(北宋344人、南宋582人)，南劍州532人(北宋216人、南宋315人、時代未明1人)，漳州268人(北宋83人、南宋185人)，邵武195人(北宋107人、南宋88人)，汀州180人(北宋23人、南宋39人、時代未明18人)。同時，《宋史》中列福建人60多位，居全國第一。《宋元學案》91學案中17個說的是福建，而91學案中的52個則最初始于福建學者，由此看出福建學者及其學生們的學術貢獻占60%以上。朱熹十次來福州講學，歷閩中數縣，講學揚道。朱熹和他的學生在福州地區辦過許多理學書院，如福州紫陽講堂、福州竹林書院、福州賢場書院、福州高峰書院、福州濂江書院、福州龍津書院、長樂龍峰書院、羅源文公書院、閩縣吟翠書院、連江丹陽書院、閩清梅溪書院等。作為閩都，幾百年來，福州一直是全國理學重鎮。朱熹弟子“及門受業四百四十二人”［34］，最著者為黃榦，據《宋史》載:“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因命受業朱熹。……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于賢者不輕。’后遂以其子妻榦。”［35］黃榦，福州人，既是朱熹最杰出、最信賴的學生，又是他的女婿，且在臨終前選定為自己的傳人。在認識論上，黃榦的格物致知、誠心正意理論;在方法論上，黃榦的理一分殊理論都源于朱熹。黃榦作為朱熹的傳人，還不遺余力地維護朱子及其學說的正統地位，宣傳朱子的思想。他認為:“自周以來，傳道之責、得道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彰明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朱熹)而始著。……先生出，而至周以來，圣賢相傳之道，一量豁然，如大明中天。”［36］朱熹去世后，黃榦孜孜不倦地講學授徒，培養理學人才，《宋史》載:“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37］由此福州成為傳播理學的重鎮。

三、閩都文化成就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

文化不是虛無空泛的，往往是以杰出人物的品格和業績為標志。福州地處東南一隅，閩都文化為近代中國社會孕育出了林則徐、嚴復為代表的一批民族精英，推動了中國現代社會的轉型，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演出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活劇，他們為中國現代社會的轉型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成為引領中國現代社會轉型的文化先驅。

(一)放眼世界，開啟民主革命天幕

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我們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張皮的命。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38］把林則徐放在“中國民主革命先驅”的歷史位置。林則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慶三年(1798)，林則徐中秀才，后就讀于福建著名的鰲峰書院，受教于著名學者鄭光策和陳壽祺，在家庭和老師的影響下，在閩都文化的熏陶下，開始注意經世致用之學。嘉慶九年(1804)中舉。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官至一品，曾任江蘇巡撫、兩廣、湖廣、陜甘、云貴總督，兩次受命為欽差大臣。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帶頭反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民族英雄，1839年6月3日，把收繳的英美商人的200多萬斤鴉片，在廣州虎門當眾銷毀。向世界表明中國人民對鴉片煙毒的深惡痛絕，表明中國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堅強決心，促使當時很多中國人開始覺醒，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林則徐領導的禁煙運動揭開了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序幕，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1858年馬克思在其所著鴉片貿易專論里充分肯定了林則徐的禁煙壯舉。時任英國駐廣州領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任英國駐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的包令，于1852年12月14日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上宣讀他一篇論文，題目叫做《欽差大臣林則徐的生平及著述》，文中說林則徐是“中國政治家中最卓越的人物”。“在中國，可以說林則徐是該國人民的縮影……那個龐大帝國的輿論，集中表現在這個人身上，他是中國一位理想的愛國志士。他是圣人，而且是萬圣之圣。他把自己智慧同傳統的智慧結合了起來。”［39］在現代中國轉型的過程中，林則徐最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被稱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當中華大地處于閉關鎖國的狀態時，他已清楚的認識到，在中國之外還有一個龐大的世界，他打破了以“天朝”自居的妄自尊大和閉關鎖國的保守思想，開始積極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情況，設立編譯館，翻譯外文書報、律例、軍事技術等著作，先后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開創了中國近代研究西方文明的風氣，為中國近代維新思想的產生和向現代社會轉型打下基礎。因此，評價林則徐為民主革命的先驅。林則徐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思想家，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開拓者，他走在同時代人的前列。是一個超越國界、民族、階級和意識形態的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一生勤奮治學，幾乎涉及中國文化的所有方面，從他所遺的奏稿、公牘、日記、書札、文鈔、詩鈔等輯成的《林則徐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中國優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二)破冰醒世，推動維新變法圖強

美國總統克林頓說:“從我在華盛頓特區所住的白宮往窗外眺望，我們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紀念碑高聳入云。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這個大碑鄰近有塊小石碑，上面刻著:米利堅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這些話并非出自美國人，而是由福建巡撫徐繼畬所寫，1853年中國政府將它勒石為碑作為禮物贈送給我國。”克林頓又說:“我十分感謝這份來自中國的禮物。它直探我們作為人的內心愿望:擁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也有不受國家干預的言論、異議、結社和信仰等自由。這些就是我們美國220年前賴以立國的核心理念。這些就是引導我們橫跨美洲大陸登上世界舞臺的理念。這些就是美國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40］徐繼畬(1795－1869)山西五臺人，道光十六年(1836)，任福建延建邵道。鴉片戰爭爆發后，為加強海防，徐繼畬調閩東南沿海任汀漳龍道道臺。1843年被任命為福建布政使，移駐廈門。1845年福建巡撫，兩年后正式任命該職。1851年春，徐繼畬因福州“神光寺案”，在“驅夷”的策略上與林則徐等人發生矛盾，被剛繼位的咸豐皇帝認為對“夷人”的態度過于軟弱，于1851年春被免去了福建巡撫之職。在福建任巡撫多年，面對西方列強的海上侵略，使他不得不思考中國面臨的海權問題乃至國家之命運，意識到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于是，在廣為搜集材料，采尋西人雜說，參閱魏源《海國圖志》基礎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完成《瀛環志略》初稿，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巡撫署(今福州市津泰路25號，鼓樓區政府址)，正式定名為《瀛環志略》。《瀛環志略》曰:“按: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于勝廣，割據雄于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杰矣哉!米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41］鴉片戰爭結束不久刊出的《瀛環志略》中，作為朝廷封疆大員的徐繼畬，對“不僭位號”、“不傳子孫”、“推舉之法”、“天下為公”、“公器付之公論”的共和體制竟給予如此之高的評價，其見識與膽略在當時確屬罕見。這不啻是對當時居絕對統治地位的皇權神授、萬世一系、“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將國家、臣民視為一姓之私的“皇權神圣”觀念的挑戰，更具重要意義的是，這標志著無論經歷何等痛苦，中國人的“世界觀”即將開始改變。無論前行的道路何等艱難，一個啟蒙的時代已經來臨。徐繼畬所表現出來的思想開放、海權意識和對西方世界的認識，其程度都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官員和思想家，這與他的博學多聞和在福建擔任多年巡撫的經歷有所關系。在福建巡撫多年任期間，徐繼畬留下八十余件有關臺灣事務的奏折，內容集中在臺灣糧價、刑案、造船經費、駐臺官兵俸餉、官員升遷、防備英國人對臺野心等幾個方面。并以中國人的海洋經驗與西方海洋知識互相印證，重新“發現”解讀中國海洋史，反映徐繼畬海洋意識的感悟和覺醒。這些都表現在其對世界格局的冷靜考察與判斷，以及以穩妥方式處理福州洋人入城事件等涉外活動等方面。19世紀下半葉，我國的許多思想家都從他的著作中受到啟迪。《瀛環志略》作為變革維新的思想先聲，它對推動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甚至日本明治維新都起到積極的作用。曾國藩也曾深受徐繼畬的影響，他在南京專門修建了三間大房子，擺上巨大的地球模型，以《瀛環志略》為導讀來了解美國。康有為在讀了《瀛環志略》之后才“知萬國之故，地理之理”。梁啟超在讀《瀛環志略》后“始知五大洲各國”。可以說徐繼畬所產生的時代影響，起到打破社會堅冰，喚醒國人世界意識，推動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去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的積極作用。

(三)思想啟蒙，促進中華民族覺醒

在總結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歷史時，他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一派人物。”［42］嚴復(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清末很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1866年，嚴復考入福建船政后學堂學習駕駛專業。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后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從英國留學回來以后，他留心比較了中西學的不同，得出西學優于中學的結論在于:“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43］前者指西方的哲學和自然科學，后者指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簡言之，即科學與民主。他的這一認識觸到了問題的實質和時代的脈博。嚴復作為近代中國卓越的啟蒙思想家，他以啟蒙思想，促進民族覺醒為特點，為維新變法，為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為推動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轉型，做了重要的思想發動和文化準備。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之路，是從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開始的。而中國人真正了解西方國家，中華民族的真正覺醒，是從嚴復開始的。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學習西方，先是在器物層面，即在西方的“船堅炮利”的啟示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其次是在制度層面，即主張學習和效仿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來取代已經腐朽沒落的封建專制制度;第三是在文化層面，即學習西方的政治思想理論，當時人稱之為“西方文明之學術”，如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盧梭、邊沁、穆勒、赫胥黎、斯賓塞等人的學說和比較先進的進化論思想、自由思想、民主思想、天賦人權觀念等，促進中華民族覺醒，來引領中國社會的改造。在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中，嚴復以他的愛國熱忱，傳播資產階級政治學說，進行民主主義思想啟蒙，這既是歷史的呼喚，也是歷史造就了這位思想家。當經歷1840年和1854年兩次鴉片戰爭后，許多中國人仍然處于麻木狀態，幻想著“同治中興”。當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慘敗并被迫簽訂亡國的《馬關條約》，才使沉睡的國人有所驚醒。

嚴復受到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強烈震撼，投身到變法維新運動中去，他著書立說，要求變革救亡。一部《天演論》徹底顛覆了國人的歷史觀、社會觀和文化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揭示、喚醒了民族救亡圖存的激情。嚴復認為:“全球云蒸，五洲趾錯，物競之風潮甚大，優者必勝，劣者必僵。”［44］貧窮落后的中國，面對進步發達的西方列強，遭遇到亡國滅種的危機，只有變法圖強，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生存。所以他說:“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45］嚴復進而認為要救民族于危亡，就必須喚醒民眾，除開民智外，更重要的是讓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是國家的主人，這就需要民主政治，他說:“民主之制，乃民智最深民德最優時事。且既為民主，亦無轉為君主之勢。由君主轉民主可，由民主而轉為君主不可。”［46］同時，嚴復對中西文化關系、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關系、中華民族與世界潮流關系、國家權力與人民地位關系、社會主體現代化與社會客體現代化關系、漸進式改革與國家振興關系等問題都有深刻的闡述。嚴復作為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自詡:“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圣人起不易吾言。”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無不深受嚴復思想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嚴復的思想啟蒙，就沒有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也不會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中國近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在中國現代化的漫長歷程中，嚴復已成為一座高聳于中華大地的里程碑。在中國文化史上，嚴復已成為繼朱熹之后的又一座思想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