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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在這世紀之交，人們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反思愈加深入了。對80年代的“朦朧詩”沖擊波的反思是百年文學反思的重要部分，近年來，這一話題又在學界引起了一定的爭論。為了盡可能對“朦朧詩”作出公允的評價，本文試將其放在當代文學思潮的運動發展中去，考察新詩潮發展的階段性特點，析出其作為人本主義英雄主義詩歌的精神實質，及其在當代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價值。在論述過程中，本文力圖做到窮理與資料的充分結合，以期獲得學理上的周密與歷史的真相相一致，從而對“朦朧詩”做出合理的評判。
【關鍵詞】
朦朧詩、新詩潮、人本主義、英雄主義
“朦朧詩”又稱新詩潮詩歌，是新詩潮詩歌運動的產物，因其在藝術形式上多用總體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義性，所以被稱作“朦朧詩”。所謂新詩潮，是指我國當代人本主義文學中的一次英雄主義詩歌思潮，這一思潮始發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進入80年代以后，它在詩壇乃至整個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最終給我們的當代文學史帶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變革。新詩潮用來定義一類詩歌作品和理論所傳達的一種共同思想傾向和思想潮流，是我國當代人本主義文學思潮的先聲；而“朦朧詩”則是指屬于這一思潮的一類詩歌作品，它側重描述的是這類詩歌作品的藝術特色。我國當代人本主義文學思潮是經由新詩潮而得以產生的，“朦朧詩”是它的第一批文學作品。因此，“朦朧詩”不應被看作是一個詩歌流派，而應被看作是一種文學思潮。文學思潮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為適應時代、社會的變動而在文學上形成的一種思想潮流，一種文學思潮的興起和發展，總要同舊的思潮發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朧詩”登上歷史舞臺之際，就有了新詩潮詩歌運動，從
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創作，到70年代末“朦朧詩”的公開發表，再到80年代初引發出的聲勢浩大的關于“朦朧詩”的論爭，便體現了這一運動的發展軌跡。這一運動以人的主體性的覺醒對“”神本主義思想統治的勝利而告終，這個勝利也便是人本主義文學對“”文化專制的勝利，它使詩歌打破了建國以來的種種文學禁錮，而承接了五四以來的新詩傳統。基于此，我們要想對“朦朧詩”作出合理的評價，就不能僅僅從它的藝術創新方面來判斷其意義和價值，我們更要把它納入到整個文學思潮的運動、發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們對“朦朧詩”的意義和價值的確認，本質上也便是對新詩潮詩歌運動的意義和價值的確認。
人們在對“朦朧詩”的認識、態度上，歷來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它是“中國新詩的未來主流”【1】，另一種意見認為“朦朧詩永遠不該是詩歌的主流”【2】，有人甚至認為它是詩歌發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謝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認為，“朦朧詩”是“一大批詩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開始在更廣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別是尋求詩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生活的適當方式。”他說：“他們是新的探索者。這種情況之所以讓人興奮，因為在某些方面它的氣氛與‘五四’當年的氣氛酷似。它帶來了萬象紛呈的新氣象……”，最后，他總結說：“我以為是有利于新詩發展的。”【3】接著他在《斷裂與傾斜：蛻變期的投影》一文中進而認為它是“作為五四新詩運動整體的部分進入新詩創作和新詩研究領域”，“它帶著明顯的修復新詩傳統的性質”【4】。老詩人臧克家則認為“朦朧詩”是“詩歌創作的一股不正之風，也是我們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發展中的一股逆流。”【5】孫紹振先生認為它是“一種新的美學原則的崛起”【6】，程代熙則認為它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學原則”，而是“散發出非常濃烈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氣味的美學思想”，是步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腳跡【7】；與程代熙竭力貶斥“現代主義文學”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徐敬亞卻公開為“朦朧詩”這種“現代主義詩歌”喝彩，他宣稱：“帶著強烈現代主義文學特色的新詩潮正式出現在中國詩壇，促進新詩在藝術上邁出了崛起性的一步，從而標志著我國詩歌全面生長的新開始。”【8】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體現了新的人本主義文學思潮與“”以來的神本主義專制主義文學思潮的尖銳對立。所謂人本主義，是指以人作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種思想。古希臘智者派學者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體現的便是西方早期人本主義思想，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這一思想又被人們用作反對中世紀神權統治的工具，恩格斯在評價那個時期的社會思潮時說：“思維著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人的本質，亦即所謂的人性，就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人因其具有理性而被定義為人，恩格斯所說的“思維著的悟性”指的便是人的理性。所謂理性，是指對某種價值尺度的確認，并根據這種價值尺度來衡量個人和社會的思想行為的一種判斷力。而所謂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尊重、理解、關懷和愛等人道主義情感需要，衡量它們的尺度就是理性的尺度。因此，人的尺度也就是理性的尺度，人本主義根據這一尺度，以人性反對神性、以人權反對神權、以民主反對專制、以自由反對禁錮，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反對教條的束縛。所謂人的主體性，即人的自我塑造與自我價值的實現，是人在對異己力量的抗爭中體現出來的本質屬性。人本主義始終作為人和社會的精神現象而存在，它不會隨時代、社會的變動而泯滅，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人本主義卻一直為神本主義專制主義這個異己力量所壓抑，然而，能夠使這種思想得以延續的，卻常常是在文學作品之中。人本主義思想一旦成為文學思潮的主導思想，便形成了人本主義文學思潮，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民主文學思潮就是一種人本主義文學思潮。因此，五四以來所形成的真正的詩歌傳統，本質上便是人本主義詩歌傳統，但這一優良的詩歌傳統在建國后卻被“反右”和“”等運動無情地掐斷。后來在真正意義上第一次承接起五四這一優良詩歌傳統的，就是“朦朧詩”。
毋庸諱言，在
六、七十年代那段“極左”的時期，人本主義思想是受到嚴酷壓抑的，但這并不是說人本主義文學也就此消失殆盡，產生于這個時期的“朦朧詩”便是其生命的延續。不過這類詩歌作品在當時無法得到公開發表，它們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從六十年代末直到1978年，這是“朦朧詩”發展的第一個時期，也是新詩潮詩歌運動的萌芽時期，謝冕先生后來曾把這一時期的新詩潮詩歌運動喻為運行在地下的“地火”。由于當時的社會處于“極左”思潮的專制統治之下，歷史條件不允許人們對“朦朧詩”的公開倡導，因而這一時期新詩潮詩歌在理論上還處于空白階段，新詩潮詩歌是首先以一批有力的作品而宣告其誕生的。這一時期“朦朧詩”的重要詩人和作品有：食指（郭路生）和他的《相信未來》、《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瘋狗》、《魚群三部曲》、《海洋三部曲》，黃翔和他的《野獸》、《獨唱》、《火神交響詩》，多多（栗世征）和他的《祝福》、《致太陽》、《教誨》，芒克（姜世偉）和他的《天空》、《太陽落了》、《十月的獻詩》，方含和他的《在路上》，北島（趙振開）和他的《回答》等等。雖然這些作品在藝術上尚處于摸索階段，總體的來說，它們還未能超出三四十年代詩歌的藝術水平；但是這一大批詩人和他們的詩歌作品卻一致傳達了人本主義的共同的思想，而其中側重表達的是，詩人對“”政治神話這一異己力量的抗爭和對自身價值的追問與探求，對“”專制暴行的批判和對自由理想的追尋，以及對斗爭哲學無限擴大化思想的否棄和對人道主義的愛的向往等方面。
“”時期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的一個失去理智的、瘋狂的文化恐怖時期，大批的進步文化思想及其優秀成果都被當做“毒草”而加以無情地摧殘和蹂躪。之所以人本主義文學思想在這一時期仍然能夠得以延續，之所以“朦朧詩”在這一時期仍然能夠得以產生，其原因在于，首先，人本主義作為人的精神現象，并不會因為某種異己力量的壓抑而消失，相反，壓抑的激化只能使它更加頑強地凸現出來，并使之形成一股思想潮流，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詩潮詩歌就是這種壓抑激化的產物；其次，五四以來的人本主義文學傳統和一部分外國文學作品滋養了當時的那一批青年詩人，盡管當時絕大部分進步文學書籍都已被列為“禁書”，但正是那些被查禁的“黃皮書”卻在70年代初的一些青年中引起了“地下閱讀”熱潮，當時的青年詩人從譯出供“批判”用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帶星星的火車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及一些西方現代派詩歌等文學作品中學到了大量嶄新的表現手法，這是“朦朧詩”的藝術源泉；第三，之所以新詩潮詩歌能夠實現對五四人本主義文學傳統的承接，其直接原因在于當時“上山下鄉”運動中一批知識青年的覺醒，他們對自我價值追問和對一代青年命運的關懷為新詩潮的萌芽提供了機緣，這便是80年代中期文學論爭中所謂的主體性的覺醒，正是由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詩人主體性的覺醒，才使新詩潮詩歌選擇了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當然，特定的時代也迫使詩人選擇了特定的方式，詩人為了自由，為了自身及一代青年的權利，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關懷和愛，就必須與當時的專制主義思想進行斗爭。與當時的“極左”思潮決裂并對之批判，便成了新詩潮詩人的使命。這樣，也就決定了新詩潮詩人只能選擇英雄主義的方式，以詩歌來證明自身的力量。所謂英雄主義，是指為了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價的一種思想，它具有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的特征。英雄主義只是為了實現人本主義理想而選擇的一種方式，它只是人本主義思潮中的一個傾向，但新詩潮詩人把它帶進了新詩潮詩歌，使之成為了“朦朧詩”的思想本質，所以，新詩潮又是一種英雄主義文學思潮，新詩潮詩歌也因此呈現出了鮮明的那個時代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崇高感。
人本主義英雄主義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的“朦朧詩”中可以得到廣泛的明證。詩人黃翔寫于1968年的《野獸》一詩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批判那個黑暗年代的英雄主義詩歌：“我是一只追捕的野獸／我是一只剛捕獲的野獸／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我的年代撲倒我／斜乜著眼睛／把腳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著／咬著／啃著／直啃到僅僅剩下我的骨頭／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9】。劉登翰先生在談到“”那個黑暗年代時說：“在十年浩劫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剩下一種抽象的‘階級關系’；而‘斗爭哲學’又被視為處理人的關系的唯一準則。革命不是在關心人和發展人的個性的軌道上推進，而是把所有尊重、關心和愛護人的美好情感統統當作資產階級人性論打倒，代之以封建專制的獸性。”【10】“”十年是失去理性的十年，是瘋狂的十年，人在失去理性之后，剩下的便是瘋狂的獸性，其間發生的不可勝數的罪惡暴行均已為歷史所銘記，而黃翔的這首《野獸》正深刻揭露了當時的失去人性的暴行，體現了詩人對那個時代的憎恨和堅決與罪惡年代抗爭到底的英雄主義精神：“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而對那個罪惡年代的批判和控訴的最具代表性的英雄主義詩歌作品是北島的短詩《回答》，這首詩寫于“”后期，后來被作為第一首公開發表的“朦朧詩”刊載在1979年3月號《詩刊》上，謝冕先生說，《回答》是一首“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11】。詩的開頭寫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卑鄙者因其卑鄙而得以在那個時代通行，高尚者因為高尚而只能走進墳墓，這就是“”年代的特質，而詩人用以“回答”那個罪惡世界的是：“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這些詩句鮮明地表達了詩人的抗爭精神。但謝冕先生卻認為這首詩的“經典意義”并不在于它的抗爭精神，而在于它的“懷疑精神”，他說：“《回答》最早表達了對那個產生了變異的社會的懷疑情緒。”【12】當然，這首詩中所表達的“懷疑精神”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懷疑精神”也是抗爭精神的一種表現，但抗爭精神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而“懷疑精神”卻不盡然，而這首詩更是這種英雄主義精神的表現，例如詩中“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等詩句，都深刻地反映了詩人要為實現人類的崇高理想而承擔一切苦難的英雄主義氣概。
對人的美好情感，對人與人之間的理解、愛和關懷的需求、對人的權利和自由的向往，是人本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這一時期“朦朧詩”的重要主題。十年動亂，使人的美好情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受到無情的破壞，人的權利與自由受到恣意的踐踏，人們長期為一種當時所謂的“革命激情”所欺騙。最早從那種“革命激情”中覺醒的，是一部分知識青年，而催促他們覺醒的，則是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詩人食指是他們當中覺醒的最早的一位，也是新詩潮詩歌最重要的先驅者，他在《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詩中記錄了他在“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即將離開親人，即將失去親人的愛和關懷時的心情：“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只風箏／風箏的線繩就在母親的手中。”【13】這是“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在離開家鄉、離開親人時的普遍心情，他們失去了親人的呵護，對自己即將到來的生活毫無準備，而車輛將要把他們的命運拉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使他們對自己的未來無從把握。所以，在車輛開動的剎那，詩人終于覺醒了。他們呼喚著親人的愛，同時，他們也開始了對自身價值的追問，對殘酷現實的懷疑。這時詩人唯一能夠“相信”和寄托的，卻是不可知的未來。食指的《相信未來》、北島的《冷酷的希望》等詩篇都傳達了這種思想和情緒。然而詩人后來不得不面對的，卻是失去了權力、失去了自由的社會現實，剩下的便是他們為爭取權利、爭取自由而付出的代價。食指的《魚群三部曲》描寫了冰層下的魚兒“為了不失去自由的呼吸”而猛烈地撞破“冷漠的冰層”，又沖破了漁夫的網繩，最后死在了冰塊之上。但“魚兒卻充滿獻身的欲望：／‘太陽，我是你的兒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劍啊，／我愿和冰塊一同消亡！’”【14】這群為了“自由呼吸”而抗爭的“魚兒”正是詩人自身的寫照，也是屬于“朦朧詩”的那一代人的寫照。這樣的詩篇在新詩潮詩歌中數不勝數，它們所體現的人本主義英雄主義思想和精神，向上承接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學傳統，同時，它們也成了推動70年代末文學界思想解放運動和80年代初文學啟蒙思潮的有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