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態語言學論述與運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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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敬英單位：肇慶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肇慶

情態的語言學理論與應用價值

(一)語義學角度對情態的研究語義學對情態的研究主要從語言學內部展開。所謂語言學內部:是指語言是一個相對自足(autonomous)的系統。語言符號在語言系統中的意義和功能，可以部分地通過符號自身在系統中的位置獲得確切的解釋(彭利貞，2007)。如FabriceNauze(2008)發現英語情態組合一般按認知情態(可能性，必要性)→參與者外顯的道義型情態(允許，職責)→參與者內顯的動力情態(能力，必要性)(Epistemic→Partici-pant-external→Participantinternal)的先后順序排列;肖唐金(2010)提出可通過與情態動詞連用并起情態作用的副詞(情態衛星副詞)來消除情態的語義歧義。AnVanLinden＆Jean-ChristopheVerstraete(2011)研究了英語道義性形容詞如essential，appropriate的語義，指出道義性形容詞缺乏傳統道義型情態所包含的直接的責任或允許的含義。它們的語義朝向表評價的非情態含義范疇延伸。崔誠恩(2002)全面研究了漢語情態副詞的典型范疇;彭立貞(2007)歸納了三類漢語情態動詞(1)典型的情態動詞:“能(能夠)、要、會、應該(應當)、可以(可)、肯、敢”;(2)較典型的情態動詞:“得、該、可能、想、一定、準”(3)非典型的情態動詞:“必須、肯定、得、旬、樂意、情愿、許、愿意”;并研究了多義情態動詞如“能、會、應該、要、一定、得、肯定”等與其他語法范疇(如情狀、體、否定等)的同現限制，發現典型的靜態動詞與表達認識情態的情態動詞自然共現，而動態動詞則與表達非認識情態(根情態)的動詞共現;漢語情態動詞的連續同現遵循“認識情態＞道義情態＞動力情態”的排列規則。徐晶凝(2008)調查了漢語情態虛語，即語氣助詞“啊，呢、嘛、吧、唄”與其它情態形式及句類的搭配規律。

(二)類型學視角的研究

類型學的目標是尋求語言的普遍性。隨著語料庫語言學的不斷發展，眾多學者綜合語義學和類型學兩方面的研究來把握情態的跨語言(學科、年代演變)特征，總體上有以下三個路徑。一是早期嘗試從跨語言角度對情態表達進行定義與分類(如Coates1983;Palmer1990;)。Palmer(2007)指出情態系統高度復雜，無法在語言之間建立一對一的對應關系，只能建立一種概念上的定義，強調情態與非情態在“現實”與“非現實”概念上的對立。幾經修定，Palmer(2007)設立了情態系統的類型學分類框架，以英語為例，如下：二是從歷時角度探討某一具體情態表達，尤其是邊緣性情態表達的語法化路徑。如Bourdin(2003)發現“go+V-ing”短語有時具有評價性情態功能。“go”已由具體空間含義向評價事態發展的抽象語法義發展。Mitchell(2003)指出半情態動詞“hadbetter”與“mightaswell”具有表達言者判斷的情態功能。Verplaetse(2003)研究了“wantto”的意愿型情態助動詞化傾向。而Paradis(2003)的研究表明really在話語中介于認知型情態與表達程度的副詞之間。既表明話語具有證據性，還表達主觀性強調。Nagle(2003，)研究了美式英語的非標準性變體如mightcould等雙情態表達的作用(以上，轉引自Leo2005)。朱冠明(2003)探討了情態動詞“能”的語法化路徑:能(動物)→能(人)→身體能力→心理能力→綜合能力→中性條件(許可，可能);以及“須”的語法化路徑:等待→有待于→須要。王紅衛(2008)則提出“能”有兩條語法化路徑:“能力＞(中性條件)＞許可”和“能力＞(中性條件)＞知識可能”。白解紅，石硫智(2008)以英語will，shall，begoingto和漢語“要”，“行”、“欲”和“將”由將來時標記向認識情態功能的衍生為例說明業已語法化的語言形式的進一步語法化具有很高的規律性，其變化方向受語義基礎和認知能力的約束。三是從歷時或共時角度探究文本類型對情態表達的影響，揭示情態使用的發展趨勢以及對整個情態系統演化的影響。如Gotti(2003)發現在赫爾辛基英語語料庫的口語文本中，will的使用遠多于shall，主要用于表示預測，will的認知和動力型情態用法遠多于道義用法。Leech(2003)發現1961～1992年間的美國英語與英式英語語料庫中，話語中核心情態助動詞的使用在顯著下降，而半情態動詞(如begoingto，gonna，beto，hadbetter，havegotto，gotta，haveto，needto，wantto，wanna)的使用不斷上升。并認為這表明了英語的美國化，口語化和語法化以及民主化(即非強式表達)趨勢。

Smith(2003)研究了半情態動詞(haveto，havegotto，needto)的口語化現象，指出作為強勢標記的must呈下降趨勢，取而代之的是“havegotto”使用的上升，認為這佐證了公眾話語中言語的非正式化和民主化趨勢。EvaThueVold(2006)比較了英、法、挪威三種語體的語言學類與醫學類科研文獻中使用認知型情態的差異。國內楊信彰(2006)對法律英語語篇和學術英語語篇情態分布特征進行研究。張曼(2009)研究了英文學術論文摘要中的情態配置特征;鄧群、彭工(2009)對比了情態動詞在學術語篇和報刊社論中的分布差異。胡丹(2011)發現法律英語中“shall”的使用率相當高，現在式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遠高于過去式情態動詞。肯定形式情態動詞的使用頻率高于否定形式，傳遞了強制性概念。

語用視角下的情態研究

Palmer(2003:16)強調語用學消除情態歧義的作用。作為一個普遍原則，語用學指出語言是一項活動，確認了語言使用者和語境的作用。在過去十年里，英語情態表達的語用研究受到廣泛重視，主要從語用功能、語際語用能力發展及認知語用角度展開。Papafragou(2000)借鑒關聯理論構建了一個語義-語用框架以討論英語情態動詞組can，may，must，should，繼而探討言語理解的語用機制如何利用語法信息進行運作。Capone(2001，Leo2005)指出情態副詞有助于言者更準確表達觀點;情態副詞clearly，evidently，inevitably，obviously與表判斷的情態動詞組合使用時，往往能產生證據性的語用效果。

Wardetal(2003，Leo2005)探討了would表證據性情態功能。Larreya(2003，Leo2005)指出could，should，would，might等詞表達了非現實性的預設。Coates(2003)發現女性在日常話語較多使用認知型情態調節語力，認為這可能與她們常選的話題以及女性傾向使用自我揭露的，開放式和合作性的談話方式有關。Nuyts(2010)分析了荷蘭語中的mogen(may)及moeten(must)的道義情態功能及指令功能;并指出應從情感的接受度和必要性，而不是傳統的規約和許可角度來判斷這兩個詞是否屬于道義情態，傳統上的允許(permission)和職責(obligation)標準實則屬于言語行為范疇。國內施兵(2006)參照言語行為理論，依據不同的語力將情態動詞話語分為指令式、承諾式和斷言式言語行為，并指出前兩者屬于觸發類言語行為，后者屬于評估類言語行為。分別對應道義意義和認知意義，驗證了傳統情態兩分法的正確性。湯敬安(2008)分析了情態動詞語義的語用蘊涵，語境順應性和情態動詞的間接言語行為性。

與此同時，從語際語用能力發展角度進行的情態研究也引起關注。如程曉堂(2007)，洪崗，余澤超(2007)的研究均表明中國學生在寫作中表達情態意義時過多依賴情態動詞，較少使用其他情態表達方式，而本族語學生則會較平衡地選擇包括情態動詞在內的各種情態表達手段。梁茂成(2008)詳細研究了中國大學生英語筆語中的情態序列特征。孟悅，張紹杰(2010)發現大學英語專業學生寫作中增強語和模糊語這兩類認識情態表達總體使用頻次低于本族語者，且偏好使用增強語，模糊語使用嚴重不足;周俊英，池麗芳(2010．)的研究表明中國學習者多使用“主語+情態動詞+實義動詞”來直接、主觀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提出建議或義務，而本族語者多使用“主語+情態動詞+助動詞+名詞、形容詞，動詞的過去分詞”來間接、委婉地表達看法。王冕(2010)基于中國學生英語口筆語語料庫，研究了會話中情態動詞的選擇與性別的關系。這些研究表明，我國英語教學過程中過于注重情態動詞的功能，較少關注邊緣性情態表達，提出適當引導學生注意各情態表達的語用內涵、不同文本類型中的情態使用差異，以提高學生情態運用的準確性和得體性。另有部分研究人員從認知語用角度解答情態表達的多義性。認知的方法把我們對抽象事物的理解與日常的生活經驗聯系在一起，表現出濃厚的經驗主義色彩。以往涉及的概念主要有作用力圖式(Talmy，1988)、復合投射空間(Sweet-ser，1990:49-51)、理想化認知模式(Langacker，1991:274-276)。以這些研究為基礎，情態的認知語用研究不斷深化。

如Nuyts(2001)從認知結構與語言處理角度研究研究了荷蘭語和德語中的四種主要認知情態表達(情態副詞、情態形容詞、心理狀態謂詞和情態助動詞)。張立新(2007)指出根情態、認識情態和語言行為情態是三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認知域。根情態處于真實世界，是事件域或行域，是核心域，通過類屬空間，投射到認識域成為認識情態，而根情態、認識情態又可投射到語言行為情態言域中。高原(2008)研究了begoingto語法化為情態表達手段的認知機制。指出bego-ingtodo的隱喻機制以轉喻為基礎，在轉喻和隱喻的共同作用下失去空間意義。認知機制與語用效果互為表里，不可分割。李叢禾(2008)將情態話語的意義解釋為在關聯原則制約下以其顯義、隱義和認知語境為輸入空間，進行動態復合而生成的一種新顯的(emergent)復合情態空間。張楚楚(2009)探討了英語情態動詞客觀認識情態的主觀性。張會平(2009)根據認知語言學的擬象象似原則，分析了情態隱喻轉移否定的認知理據。

系統功能語法對情態的理論研究以及在批評話語

分析及語篇翻譯研究中的應用功能語法提出情態功能不僅限于情態動詞，還可以通過名詞、形容詞、副詞，介詞短語以及相應的不同結構如小句來體現。Halliday(1994:357-358)歸納出明確主觀和客觀、非明確主觀和客觀四種情態向度(modalorientation)。前兩種主要由小句及名物化表達，稱之為情態隱喻;后兩種由情態動詞或情態副詞組表達，為情態一致式;進而又區分了情態的高中低量值。這種擴大情態研究范圍的結果把情態詞表達情態看做無標記，把隱喻方式表達的情態看成有標記性的(李戰子，2002:79)。

由于不同情態資源的使用會顯示出作者在傳遞信息時暗含的不同卷入程度與類型(李杰，2005)，功能視角下的情態研究被廣泛應用于探討不同語篇的人際意義，涉及語篇對象廣泛，可大致歸結為以下6個方面:(1)媒體語篇。細分為電視話語，報刊語篇和廣告語篇(如李姝，2009;謝佳玲，2009;郝雨，安鑫，2009;李桔元，2009)。議題主要包括報紙新聞報道的情態源分析，情態使用中顯示出的作者立場，又稱為意識形態。(2)政治語篇(如嚴世清，趙霞2009)，討題主要是從批評話語分析框架出發，透過情態解讀意識形態。(3)學術語篇中的情態(李戰子，2001;張曼，2009)，主要議題為考察學術話語中情態的人際意義，以及從類型學角度探討學術論文中情態的配置特點。(4)文學作品中人物對話的情態分析(陳華，2007;張洪蓮，2009;馬文聯，2010，張瑞娥2010)，主要議題是揭示人物的性格或對話雙方的權勢不對等(5)機構性話語(institutionaldiscourse)中的情態分析(如王振華，2004;施光，2008)，主要對比主控方與辯護律師，或法官與各訴訟參與人之間使用情態的異同;(8)網絡用語(如謝佳玲，2006)中顯現的情態特征。(9)考察文本互譯過程中對情態的處理(如Badran，2001;王鵬，2007;陳燕，2008)，主題是分析譯文是否實現源文所示的意識形態或實現了人際元功能對等并提出相關建議。與此同時，屬于系統功能語法概念的情態隱喻也引起廣泛的，尤其是語用的關注。如周大軍(2003)指出情態隱喻可以起到語篇銜接作用并揭示某些語篇內在結構的形成機制。

張易，彭宣維(2006)指出英語現在時表達將來時間意義時的情態隱喻特征為客觀、隱性、高值。張立新(2007)從語言行為角度對情態及情態隱喻角度進行了認知語用分析;李向秋(2007)結合語用Q原則和數量學則分析了情態隱喻的客觀含義;何偉(2008)指出時態的情態用法屬于情態隱喻，當特定句式結合在一起又是語氣隱喻的一種體現。高懷勇(2009)指出Zipf的省力原則為霍恩的Q原則提供了理論依據，再加上萊文森的數量原則的充實，可解釋交際中情態隱喻“說是而非”的客觀化現象。同時人們還研究了新聞報導、總統電視辯論、廣告英語等語篇中情態隱喻的語用功能(高明強，2004;張志祥，2009;徐健，2009)。另一些研究則從英漢情態隱喻的對比展開(李柳，2005;魏在江，2008;司建國，2009)。

結語

綜觀過去十年，情態在理論本身、跨學科研究和應用研究等方面正不斷向綜深發展。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研究視角更加多樣化，出現了學科融合，理論框架的相互滲透與適應性改造。2)研究人員看重在實際語篇中考察情態的分布規律與功能差異，如媒體語篇、政治語篇、法律語篇、電子媒介等各類專門用途語篇中的情態研究正成為新的熱點。3)基于語料庫的情態用法實證研究已成為大勢所趨。4)除了典型情態動詞以外，邊緣性情態表達獲得了更多的關注。研究不足是，對情態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情態助動詞，而且多以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且重復性研究較多，相較而言，對漢語情態研究的關注仍然不夠;目前研究主要關注靜態語篇，將來對話語和具體語境中動態的情態運用研究還有待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