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亞漢語言文化的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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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語言文化傳播的特點

第一，保加利亞漢語教學起步較早，發展卻不甚成熟。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保加利亞積極申請派遣漢語教師，并最終于1952年促成，相比于中國周邊的日韓越等漢字文化圈甚至西歐等發達國家的漢語教學要早得多。但另一方面，因為地理位置的遙遠，更因為語言文化的巨大差異，之前漢語和保加利亞語幾乎從未發生過有意識的正面接觸與碰撞，保加利亞漢語教學是真正意義上的零起點，發展較為緩慢。西歐殖民主義國家，雖然亦與中國相距萬里，但因傳教和殖民需要，一些傳教士在中國興建學校傳播西方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同時還主動學習并研究漢語。如16世紀意大利在中國建立了第一所供傳教士學習漢語的教會學校———圣•瑪爾定經言學校。他們自己組織編寫漢語教材、詞典和語法書，同時還翻譯了大量的中西著作，這些人成為西方最早的一批漢學家。因此，盡管新中國成立后，西歐多國早期并未率先承認其合法地位，中國政府當然也不會派遣漢語教師，但其漢語教學和研究的歷史根基卻一直非常牢固，也從未間斷。在此基礎上，西歐國家一旦與中國發展為正常的國家關系，這些地區的漢語教學與研究就會立刻蓬勃發展起來。如著名德國漢學家、翻譯家柯彼德（PeterKupfer）多年任德語區漢語教學協會會長，歷任世界漢語教學學會理事、常務理事、副會長等，2000年獲得中國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2008年至今組織實施歐亞17國絲綢之路萬里考察，并進行漢語言文化及中西歷史文化交流項目的研究。再如法國國民教育部漢語總督學、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法國著名漢學家白樂桑（JolBellassen），在漢語教學界也享有盛譽。顯然，保加利亞不具備這樣的基礎，因此從始源意義上來說，保加利亞的漢語教學起步又較晚，保加利亞的許多漢語著作很多是由早期保加利亞漢學家從俄語、德語等翻譯成本國語言介紹給本國讀者的，如鮑拉（ЪораЪедиъаноъа）從俄語翻譯的《遠古東方的歷史》（1975）。第二，漢語言文化傳播受保加利亞本國政治經濟掣肘嚴重。保加利亞受蘇聯和俄羅斯影響較大，蘇聯、俄羅斯與中國國家關系的熱冷親疏也一定程度上左右著保加利亞政治上層的決策，漢語教學也因此受到不小的影響。如60年代之前漢語熱一直持續，“”期間及中蘇關系的破裂使得保加利亞的漢語教學幾近停滯，僅有長期留居保加利亞的張蓀芬女士在艱難維系。70年代后期隨著中國與世界更多國家關系的正常化，保加利亞的漢語教學開始復蘇，并在90年展迅速。當今，漢語言文化傳播更多地是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無論是教學設備、師資、教科書還是漢語國際學術交流，沒有一定的經濟保障難有成效。如索非亞大學的中文圖書、語音室、投影儀等眾多電教設備多為國家漢辦和中國使館所捐贈，大特爾諾沃大學也是如此。西歐發達國家在漢語教學的諸多方面顯然占有絕對優勢，利用寒暑假期組織的遠赴中國本土進行漢語學習的短期班等，也對漢語教學效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國際性的漢語學術研討參與力度不夠。70年代末期，為了提高漢語教學的質量和水平，索非亞大學資助張蓀芬到德國洪堡大學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漢語語法范疇”研討班。但此類資助項目并不多見，尤其是資助到漢語本土參加學術研討和交流的就更少，這與當前世界漢語教學的發展形勢不太適應，不能積極吸收先進的漢語習得理論和實踐成果，使得保加利亞的漢語教學仍然過于重視規范語法而忽略功能教學。當然，積極參與國際漢語學術研討，首先是思想意識的問題，其次還要受到活動經費的制約。綜合而論，60年的漢語教學為保加利亞培養了一批漢學家和活躍于教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漢語人才，促進了中保交流，歷史功績不可抹殺。

二、漢語言文化傳播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董淑慧（2006）簡要介紹了保加利亞全國主要的漢語教學點、課程設置和教學設備等情況。李叢（2009）介紹了索非亞大學的課程設置。近幾年來，保加利亞漢語教學發展迅速，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特點。

（一）學生規模和師資隊伍目前保加利亞漢語專業學生規模并不算大，但發展良好，一直呈現上升勢頭。漢語學習集中在大學的漢語類專業，其中索非亞大學為四年全日制漢語專業本科，每年招收約20名學生，在校生約80名。大特爾諾沃大學為四年全日制外漢雙語專業本科，2012年之前每年招收約10名，自2012年開始招收兩個班，一個為保漢專業，一個為外漢專業（如英漢、法漢、德漢、俄漢），每個班9—12名，2012—2013學年共有在校生40余名。2011年起，普羅夫迪夫大學開始招收外漢雙語本科專業，每年招收約30名。索非亞大學孔子學院和大特爾諾沃大學孔子學院每年還招收數量較多的非學歷學生和非大學學生。此外，索非亞第18中學、138中學、魯塞卡拉吉亞武術中心、波波夫道爾市業余漢語班已有多年的教學歷史。近年來，盧塞中學、瓦爾納市部分中學也開始了漢語教學，舒門大學、加布洛娃工業大學在積極聯絡大特爾諾沃大學孔子學院和漢辦尋求支持，正在籌劃開展漢語教學工作。但是相對于學生規模，師資隊伍建設相對滯后。從保加利亞漢語教學的歷史看，漢語師資的穩定性不夠，兼職教師較多，教師工作單位變更普遍。如目前在索非亞大學供職的專任本土漢語教師不足10名，外派中方漢語教師1名，另有孔子學院漢語教師3名。在大特爾諾沃大學供職的專任教師3名，外校兼職1名，外派中方漢語教師1名，孔子學院漢語教師1名。普羅夫迪夫大學本土專職教師2名，外派中方漢語教師1名，另有在此留學的1名音樂專業中國教師擔任部分漢語聽說課。盧塞市、瓦爾納市的漢語教學則各有2名公派漢語志愿者。本土教師數量不足且有一定的流動性，使得漢語教學的質量以及有關的漢語研究深入性和可持續性不強。歷時地看，保加利亞兩所最為著名的大學索非亞大學和大特爾諾沃大學設立漢語專業的時間都比較早，前者在1952年（漢語言文學），后者在1993年（俄漢應用語言學和法漢應用語言學）。1996年前，保加利亞實行5年一貫本碩連讀制，畢業可獲得碩士學位。1996年學位制度改革，本科為4年，碩士為2年。與中國碩博點的設立、招生與管理不同，如1996—2005年期間索非亞大學“漢語言文學”未招收碩士，但1999年卻已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現有導師2名。大特爾諾沃大學現聘用一名索非亞大學退休的兼職博士生導師。因此，盡管兩所大學設有漢語碩士、博士點，但導師隊伍多年來變化不大，師資梯隊不健全，新老交替較慢，本、碩、博連續性不強。從本土漢語教師的研究方向和學術成果看，老一輩漢學家著述頗豐，但以文學類較為突出，語言方向研究成果不多。

（二）專業學制和課程設置索非亞大學設立“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大特爾諾沃大學和普羅夫迪夫大學設立外漢雙語專業，目前已經開設的有俄漢、法漢、英漢、德漢、保漢5個專業。根據專業特點，索非亞大學的漢語專業教學嚴格按照漢語言文學教學大綱開設課程，包括漢語技能、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三個部分。其中漢語語言課按照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分別設課進行講解操練，遵循二語習得的一般規律，課時量較大。大特爾諾沃大學和普羅夫迪夫大學由于是雙語專業，漢語課程和課時都受到擠壓，尤其是漢語課并未根據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分別開設。如漢語綜合課，一本教材可能由三位教師分別授課，且每位教師的課時通常集中在一個時間段，連續上4節甚至6節課，沒有在不同教師之間形成交叉和間隔補充。這種安排使得教師難以把握教材進度以及教師之間充分協調，難免造成部分知識嚴重重復而另外不少知識有所忽略和遺漏。同時，一位老師每周一次整個上午在同一個班上課，使得學生學習到的知識難以經過合理的時間沉淀與回味最終凝固下來。根據二語習得的一般規律，教師按照課型上課以及課型之間有合理的交叉是有必要的。

（三）漢語教材和工具書近些年世界漢語教學界已形成共識，就是缺乏精品教材和優秀師資。所謂精品教材，指的就是適合某類學習群體的漢語教材，從大處著眼可以說是國別化教材，從小處著眼就是適合某類教學目的的教材。保加利亞漢語教學歷史上，使用年限最久的是1954年熙和張蓀芬合編的《漢語教科書》，一直到1991年。目前索非亞大學和大特爾諾沃大學主要使用的是來自中國的教材《漢語教程》。《漢語教程》在中國本土的使用效果反映良好，算是比較優秀的一套教材，但由于海外的漢語教學課時量普遍不夠，《漢語教程》在語言點的安排上不是非常集中，而通常漢語語言點需要按照難易度均勻分散于八個學期當中，這樣，語言點分散的弊病就凸顯出來。如大特爾諾沃大學外漢雙語專業第六個學期勉強學完《漢語教程》第二冊上，此時很多基本的語言點如“把”字句仍然未見，這勢必會影響到語言的準確表達，而同冊書在中國本土的漢語教學中最遲在第三個學期就已學完。近年來，漢語教科書《當代中文》保加利亞語版已開始陸續使用，但嚴格說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別化教材，僅僅是通用版的多語對譯。如果說教材存在一個是否更加適合的問題，那么漢語工具書就更加缺乏。雖然保加利亞曾出版過《保漢分類詞典》（1969）和《保漢常用詞詞典》（1972），但這兩部詞典首先收詞很有限，而且因時代久遠已顯得非常不適應今天漢語學習的需要，如過多非規范字、繁體字、注音符號以及舊有詞匯等。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可以查閱使用的保漢工具書，更不用說便捷的電子辭書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編纂出版的《保加利亞語漢語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部頭較大，收詞豐富，但缺乏合適的釋義例句。而且《保加利亞語漢語詞典》不是雙語雙向詞典，只能查詢保語，漢語學習者不能查詢漢語詞，且所有漢字詞匯及例句均無拼音標注。《漢語圖解詞典》（保加利亞語版）（商務印書館，2010）和《漢語800字》（中英保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是個不錯的嘗試，但這還不是收詞齊全的嚴格意義上的詞典，收詞極為有限，似應稱作微型“詞語手冊”，且僅限于中國本土有售。由于缺乏適用的雙語詞典，學生不得不借助英漢詞典間接查閱。這對已初步掌握英語的大學生來說，還能勉強進行一般性查閱，而廣大孔子學院非學歷教育的學員多不具備英語交流能力，中方教師一般也不能短期掌握保語，這顯然不利于提高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的效果與效率。另外，保加利亞大學生使用教材的方式也制約著漢語教學和文化傳播的效果與效率。索非亞大學漢語專業采用復印的源自中國的漢語教材。大特爾諾沃大學漢語專業則直接使用90年代中國使館和漢辦的贈書，這些教材放置在閱覽室（兼教室），每個學期和年級根據需要每人領取一本，學期結束歸還，學生沒有屬于自己的教材，這種情況嚴重影響漢語學習效果。

（四）教學設備與學習方法保加利亞漢語教學設備多由中國國家漢辦捐贈，基本能夠滿足日常教學需要。不過，有些設備的使用率并不高，如不少教室都安裝有衛星天線，可以接收到中國電視節目尤其是CCTV4，但未見開啟使用。由此可見，對語言學習的方式和途徑需要進行開拓與引導。與漢語本科專業的教學條件相比，由國家漢辦資助合作建立的孔子學院的教學設備更加先進、齊全，完全能夠滿足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并且其部分資源可以與漢語中心實現共享。除外部客觀條件，學習者的學習方法也至關重要。從漢語學習結果看，與中國本土留學生漢語水平趨于均衡相比，海外學習者的漢語水平呈現出兩極的傾向，一個重要方面是學習方法的問題。漢語和保語分屬不同語系，語言類型表現出巨大差異，有些學生通過老師講解能夠自發地對比兩種語言從而順利習得，正遷移和目的語類推奏效。而也有不少學生受母語影響過大，不會對比兩種語言差異，更不會用目的語思維去組織表達語句，負遷移嚴重。如二、三年級的學生依然屢次說出“老師可不可以我打電話給你”這類語序明顯受到印歐語系諸多影響的句子。開始階段出現這樣的偏誤是正常的，但長期偏誤固化說明學習者仍缺乏目的語意識。在對漢語學習者進行地域分類時，一般會將歐美劃歸一個大類，但在實際的教學中卻發現，中東南歐與西北歐學生的特點有較大的不同。中東南歐學生偏內向，缺乏自信，課堂參與不夠積極，課間或其他自由時間很少主動尋找機會與老師交流。

（五）學習動力與作息安排總體而言，與亞洲學生相比，歐美學生在努力程度上遜色不少。雖然不能說努力和成績之間是絕對的正比關系，但沒有足夠的學習時間保證，提高語言水平是相當困難的。學習動力不足是學生成績不佳的另外一個主要原因，表現為，忘記攜帶教材，經常性遲到、曠課，給出的理由諸如“不舒服”“睡覺”“工作忙”等，其中“工作忙”在四年級學生中更為普遍，任何老師都會遇到此類問題，這與當地的教育體制、管理體系和社會工作環境有關。

（六）孔子學院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與索非亞大學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亞第一所孔子學院2007年6月22日正式揭牌運營。由中國地質大學（武漢）與大特爾諾沃大學合作建立的保加利亞第二所孔子學院2012年10月10日正式揭牌運營。孔子學院的建立為保加利亞漢語言文化傳播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動力。無論在資金支持還是漢語言文化書籍、教學設備的配備等都是一個非常高的新起點。尤其是隨著中方漢語教師逐年增多，保加利亞漢語本科專業和非學位學歷教育都有了一定的保障。孔子學院中國留學獎學金項目也為漢語專業大學生提供了更多走出去的機會，進一步激發了漢語學習的熱情和動力。當然，保加利亞孔子學院建設比之西歐起步要稍稍晚一些，發展速度也有待提高。目前保加利亞全國漢語教學的發展與西歐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如德語區對外漢語教學的單位和學習人數增長迅速，截至目前已經有300多所德國中學開設了漢語教學，有4000多名德國大學生學習漢語。橫向拓展多種語言學習與文化傳播項目，縱向延伸多層次的漢語孔子課堂，是今后保加利亞孔子學院建設需要努力的發展方向。

三、保加利亞漢語言文化傳播的發展策略

針對當前保加利亞漢語言文化傳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加強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漢語教學國別化研究“國別化”漢語教學思路已提出多年，但目前整體仍停留在理論層面，實踐方面成果不多，國別化工具書編纂也需跟進。如法國漢學家白樂桑主編的《漢語語言文字啟蒙》1989年出版后成為法國各校最受歡迎的教材，日本一些大學通常采用本國教師編寫的漢語教材，韓國外國語大學也積極倡導由韓國漢語教師編寫漢語教材并付諸實施。海外漢學家一致認為，來自中國的教材會水土不服，也缺乏學習者母語與目的語漢語之間的對比。雖然保加利亞也涌現了一批漢學家，但基于保語語言特點而編寫的漢語教材80年代以后未曾出現。一些偏重于漢語研究的漢學家雖然發表了不少學術論文，但技能類的實用漢語教材和工具書編寫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我們認為，保加利亞本土教師有能力更有必要與中方漢語教師一起合編一套適合保加利亞學生學習的漢語教科書，力爭做到內容本土化、基礎階段解釋語言母語化、語言點輔導叢書配套化。國別化漢語教學研究不能僅僅研究語言本身，還需要從心理學和教育學角度研究學習主體，如學習者的類型特點等，以及翔實調查研究海外教學的具體環境，如教育制度、教學體系、教育理念、教育資源、課程設置等。

（二）培養和吸納本土優秀漢語教師漢語教學界早就認識到培養海外本土漢語教師的重要性，國家漢辦2012年11月也提出面向本土漢語教師設立骨干漢語教師崗的構想，但目前遇到的現實問題是，一些作為儲備性漢語師資最終并未走向教師崗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所在國教師工資過低，教師行業本身缺乏足夠吸引力，很多漢語專業畢業生選擇了中資公司而非學校，這一點漢辦主任許琳已在2012年11月鳳凰衛視《問答神州》專訪中明確指出。無論是要求派遣或交換中國漢語教師，還是培養本土漢語教師，發達國家都有良好的經濟保障。對欠發達地區而言，校際交換漢語教師難以促成，而經漢辦派遣的中方漢語教師任職周期較短（通常為2—3年），教師個人專業素質、層次高低等也都存在不少問題，長期較為可行的還是培養本土的漢語教師。那么，如何解決當地教師工資收入過低與漢語教師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呢？我們認為，不妨從海外孔子學院入手考慮解決。首先需要醞釀制定一系列支持海外本土漢語教師的鼓勵政策，最基本的如本土教師除本國所得收入，可以在孔子學院或其下設的孔子課堂兼課獲得部分收入。可以通過培養優秀的漢語學生以HSK成績或中文大賽獲獎等級為標準獲得實質性獎勵，還可設立海外漢語教學研究項目基金，支持海外漢語教師的學術研究和國際交流，等等。同時，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對諸項目進行有效監管。除培養新的本土漢語教師，也可嘗試有限度地吸納有一定學歷和較好漢語基礎的海外人士（包括華人華僑）加入到孔子學院教師隊伍中來，如果選拔規范合理，將有效替代漢語志愿者的部分漢語教學與文化傳播工作。

（三）培育本土漢語類刊物在海外漢語言文化傳播方面，無論是從傳播途徑，還是從傳播效果和深度來講，培育漢語類刊物和欄目都是值得推崇的。沒有專門的漢語類期刊就缺失少了漢語漢學研究的重要平臺和制高點。根據資料，我們發現保加利亞漢學研究者有關漢語言文化的學術論文目前多刊發在《韓國語研究》上，如艾立山《漢語中的熟語組》（2000年第3期，索非亞）、《漢語準詞綴“化”》（2003年第7期，索非亞），再如安東尼婭•迪莫娃•粲科娃《確定中古“話本”的相關時代的語法標準》（2003年第7期，索非亞）等。我們認為，可以通過鼓勵政策，支持保加利亞一至兩所大學的學報、文化類雜志開辟漢語和中國文化研究專欄，然后逐步過渡到支持創辦漢語類刊物。漢語類刊物可以分兩個類別，一個為學術類，一個為普及類。學術類刊物為漢語言文化研究者的成果提供發表與交流平臺，如保加利亞的漢語學術刊物可面向中東歐的漢語言文化教學界。普及類刊物主要面向漢語學習者，主體為在校漢語類專業大學生，為大學生的優秀漢語習作提供發表園地，起到鼓勵和認同的積極作用。為擴大學術刊物影響面，以及考慮到海外中國語言文化研究者的漢語寫作困難，可考慮適度開放當地語言或英語版面。對于漢語普及類刊物，以雙語對照（如漢保）編輯出版為宜。這無論對漢語初學者還是不懂漢語的廣大民眾接觸漢語和了解中國社會，都有著直接的幫助。而且，語言刊物的創辦對大學本身也起到很好的宣傳作用，對漢語言文化的深遠傳播會產生重大的現實意義。漢語刊物的編輯出版也可以以有較好漢語漢學研究基礎的研究中心為依托，從以書代刊的形式做起，之后根據作者隊伍的發展壯大逐步調整為季刊、雙月刊等。如蒙古國國立大學的孔子學院就已經先行，已發行《中文典籍譯叢》，并成立了《蒙古國漢學研究》編輯部。

（四）在任中外漢語教師應加強教育教學思想信息溝通因社會制度、教育理念、傳統習慣等諸多方面的不同，現實教學環境下，中外漢語教師會存在一定的思想沖突，如教學紀律問題、課程設置與課時課型分配問題、教學方法問題、語言習得觀念與策略問題、語言習得效果與效益等問題。這些差異可以通過定期溝通、研討和交流的方式達成一致。只有在共同目標的前提下，雙方多溝通，多理解，才能尋找到正確的解決思路、達成最佳教學效果。

（五）進一步開放思想，將漢語言文化傳播從高校拓展到社會各個領域前文曾論述到本土漢語教材和工具書編寫的重要性，實際上，這類書籍還可以走出學校，逐漸為社會所認知和接受。還應當鼓勵編輯出版一些入門類或專門用途的實用漢保雙語讀物推向社會這個大市場，如旅游類、商務談判類、中國文化類等。但目前保加利亞書店幾乎見不到任何漢語類書籍。至于文化活動的舉辦更應該走近社會，而不是封閉在學校內的自娛自樂。大特爾諾沃大學孔子學院和索非亞大學孔子學院已舉辦多次中國文化活動，社會大眾參與度高，影響也越來越大。但今天，仍有一些人士對大力資助漢語言文化傳播持質疑態度，這里我們不妨引述有關海外移民的一點評價以做比較，“中國人無論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產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么這筆資產就沒有完全流失”。生意固然如此，熟練掌握漢語、了解中華思想的海外漢語人才與中國打交道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徐大明（2010）認為：“語言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需要語言市場。語言資源通過實現其市場價值而產生經濟價值。”思想的轉變將會讓我們的語言文化傳播更加充滿生機與活力。

作者：尹海良李孝奎單位：保加利亞大特爾諾沃大學漢語中心公派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