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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憑借真人故事改編的影片《我不是藥神》上映,實現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該片的成功主要歸功于電影題材對社會新聞的藝術性再創造,同時影片對于其人物形象的塑造、敘事模式與策略的完美融合和對矛盾沖突的把握都有其獨到之處。“藥神”的崛起,為我國當下現實主義電影的創作與未來發展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借鑒,對電影行業的蓬勃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
關鍵詞:人物形象;敘事策略;矛盾;現實性
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影片中對賣藥小隊的塑造各有千秋,但對主人公程勇的塑造可以直接表達與深化電影主題,特別是前后形象的轉變,從一個自私窩囊趨利的小商販變成了一個無私無畏的大英雄。這種形象的“進化”伴隨著觀眾感情的深入。《我不是藥神》塑造的英雄人物就是我們身邊平凡的小人物,他不會呼風喚雨,相反,他有血有肉,會自私會趨利。正是這種貼近生活的形象,當他轉變為普度眾生的“藥神”時,才會給觀眾和社會帶來震撼心靈的沖擊。
(一)窩囊的市儈小民
《我不是藥神》第一階段對程勇的刻畫著重表現他窩囊的一面,衣衫不整一臉頹廢,房租交不上,神油賣不出去。醫院里是半身不遂吃飯還要有人喂的父親,婚姻上面臨離婚和孩子撫養權喪失的風險,這就是這部作品的主人公開始的處境。影片接下來講程勇與妻子關于孩子撫養權的談判,商談之中程勇欲動手打女人,女人說:“打吧!這些年你打的還少嗎?”一句話把程勇的窩囊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后來他出手打了律師,還失手推了妻子,此時看來程勇好像“威風凜凜”。但后來到警察局之后,程勇沒有了剛剛打人的囂張氣勢。面對找他算賬的小舅子,程勇畏縮地躲在墻角。這一幕導演用一個全景鏡頭把程勇放在畫面的中間,表現了程勇面對生活時的渺小,畫面的割裂感也很強,至此,一個窩囊的主人公形象就塑造完畢。
(二)自私趨利的商人形象
影片一開始就對程勇趨利的形象有所塑造。在生活的壓力下,程勇冒著犯法的風險答應呂受益前去印度買藥,此次買藥的目的純粹是為了賺錢給父親交醫藥費和改善窘迫的生活,這里體現了程勇趨利的性格特點。正如他給印度藥廠的人所說那樣:命就是錢。此時他的腦海中已經被金錢充斥著。后來,在賣藥小隊的幫助下,程勇順利拿到格列寧中國代理權。他靠特效藥的低買高賣,迅速賺到一大筆錢。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賣假藥最高被判無期,他猶豫并且放棄了。他把渠道賣給假藥販子張長林,同時被賣掉的還有萬千慢粒白血病人的希望和信賴。在一個雨夜,程勇在酒桌上宣布從此不賣藥了,起初大家都以為是酒后失言。直到被逼問時程勇脫口而出:那他媽關我什么事啊,我就是個賣神油的,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嗎?至此,一個趨利自私的市儈商人形象塑造完成。
(三)醒悟的英雄形象
在得知呂受益病重后,程勇的心有些動搖。到后來呂受益為了不拖累家人選擇自殺,程勇才如夢初醒。他這時明白因為他的放棄,眾生陷入涂炭。在走廊上,程勇看見的是之前受過他恩惠的患者們。全程手持拍攝走過漫長的走廊,窒息感讓人崩潰。患者們目光冷漠的看著程勇,他之前受到的尊重蕩然一空。后來程勇召集原班人馬重新賣藥,此時程勇的形象向著責任感而轉變。程勇的出發點從單純為了賺錢轉變為想要為絕癥患者考慮未來,此時的程勇要價只賣500,自己賠上成本只為救人。
(四)無私且瘋狂的藥神
最后一次轉變是黃毛被奪去生命也是程勇封神之時。呂受益的自殺使程勇產生愧疚感,而黃毛的離去卻讓程勇徹底陷入瘋狂。在警局他大聲質問曹斌:“他才20歲,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這時,被逼到墻角的是曹斌,和影片開始因打人被逼到墻角的程勇形成對比,突出此時程勇高大的形象。他再次決定賣藥,不料此時印度仿制藥廠被查封,程勇只能從市場上2000元一瓶收購格列寧,可他仍然賣給患者500元,并且,此時他把賣藥范圍擴大到全國。在他把孩子的撫養權交給前妻之后,他徹底成為了一心只為患者的“瘋狂”的藥神。后來東窗事發,程勇被抓。在法庭上,程勇沒有為自己辯解一句,而是繼續為萬千吃不起天價藥的慢粒白血病患者發聲。因考慮到程勇走私假藥是為了救人而非盈利,程勇最后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在被押送到監獄的路上,所有被他幫助過的患者都來看他,只是此時他們的眼中滿是敬畏和希望。程勇在人群中看到了思慧,老劉甚至看到了呂受益和黃毛。這是影片的升華部分,程勇因幫助人成為藥神,可以跨時空與死去的人相視。至此,一個無私高大的英雄形象塑造完畢。
(五)小結
簡單來說,對程勇的塑造分了四個階段:第一、二階段勾勒出一個自私趨利的市儈小民形象;第三、四階段變成了無私與偉大。影片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人物形象刻畫的非常飽滿,有陰暗和光明對立,這樣的人物更像一個現實中的人。當今,現實主義題材電影是我國電影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對人物形象的再造起到關鍵性作用。《我不是藥神》的塑造極為成功,主題表達清晰。通過對底層人物的刻畫,通過對程勇前后轉變的挖掘,將鏡頭對準城市的邊緣,這樣的現實主義電影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二、敘事策略
(一)社會真實事件的再加工
導演文牧野在采訪中表示,他認為好電影有三個標準:娛樂性、社會性和靈魂性。《我不是藥神》就是對社會熱點的藝術性加工。首先,影片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人物原型陸勇因吃不起天價藥轉而購買印度仿制藥,并且為病友代購。后來被抓,在病友聯名信的保證下,陸勇被無罪釋放。這件事就促使導演把鏡頭對準了慢粒白血病人這個群體,根據“陸勇案”進行藝術加工,用電影來反應相關社會問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來,李克強總理就抗癌藥做出批示,降低抗癌藥生產進口稅,實行國家統一購買。這是《我不是藥神》另類的成功,也是現實主義電影最后所要實現的追求與目的。在當下流量盛行的時代,制作者們更傾向于把資金投入到風險低收益大的IP市場背景下,而現實題材的可發展性較小。《我不是藥神》之前就有一些現實主義題材電影,但是并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但是《我不是藥神》從關乎民計民生的社會問題出發,提出問題并試著解決問題。在現實主義電影本土化的過程中,聚焦慢粒白血病患者群體,刻畫底層人面對天價藥的無奈,引起觀眾共鳴,這也是《我不是藥神》可以成功的原因所在。
(二)線性敘事結構
線性結構就是根據時間線,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影片以程勇的轉變為核心,以三次印度之行為敘事線索,把程勇的目的以及轉變的契機都穿插在印度購藥途中。第一次去印度為了父親的醫藥費和妻子對孩子撫養權的爭搶促使陳勇走私藥物,目的是盈利;第二次去印度是為了救呂受益的命,但最后還是晚了一步;第三次去印度是為了救萬千患者的命,這次不為盈利只為完成對自己的救贖,同時幫助買不起藥的患者,讓他們看到生的希望。這種單一的敘事結構,大大滿足了觀眾對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要求,同時讓觀眾直面現實的真實與殘酷,更易引起觀眾的共鳴。線性敘事,強調因果相連的戲劇沖突以及圓滿的大結局。《我不是藥神》用這種起承轉合清晰明了的敘事結構,使觀眾無需費腦就可以對劇情的發展一目了然,用一種娛樂性、商業性、藝術性的鏡頭語言,把一個社會熱點問題拋向觀眾的對立面,從而引發巨大的社會反響,這就是現實主義商業電影所需要做到的,在盈利與傳播意義之間的平衡。
(三)敘事風格
敘事風格分為前后兩個部分。影片前半部分的風格偏詼諧搞笑,比如程勇售賣效用不大的印度神油,在印度走私時在甲板上和人爆笑的對話等。再到后來程勇賺到錢后,用錢讓酒吧男大秀鋼管舞,這些都是影片笑點所在。但是這些笑點不是單純為了搞笑而搞笑,而是為了用搞笑的語言表達對社會各個階層中的各種問題的深刻諷刺。影片進入后半部分,敘事風格變得正向。比如曹斌面對法律與道德的糾結;老奶奶哭著說的一番話:“誰家還能沒個病人,你能保證你一輩子不生病嗎?”這些話就像一根刺扎到觀眾的心底,包括假藥販子張長林被抓后,最終也沒有暴露程勇的蹤跡。張長林犀利的話語:“這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呂受益的自殺、黃毛的車禍離世為影片籠罩上一層悲愴之感,以及最后千人送行,無不在悲傷之下傳遞出一種正向的情感。
三、影片的“矛盾”情與法的矛盾
貫穿影片始終,情與法一直存在并且處于抗衡狀態。首先來看,最大的矛盾在于主人公程勇。在道德與法律的雙重夾逼之下,程勇也經歷了心理上的巨大掙扎。在第一次用走私格列寧賺到錢之后,程勇創辦了自己的工廠,并且每個月有幾十萬的利潤。此時家人已經過上了更好的生活,程勇也已經成為了他以前最想成為的人。可面對黃毛與呂受益的現狀時,從程勇緩緩吐出的煙圈來看,他的心里并不平靜。直到最后面對呂受益的自殺,程勇決定繼續賣藥,并且是無利潤售賣。在黃毛死后,他更是從印度市場上以2000元購進格列寧,但仍然以500一瓶賠錢售賣。這一行為背后詮釋了其心中秉承的道義,事實上,每個人都是凡人。在面對道義與法律的選擇時,往往會猶豫、會掙扎、會逃避、會退縮。正如同程勇所說:“我管不了所有人,我不是藥神。”但是在生與死、法與情之中,面對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困境與掙扎,程勇毅然選擇了自我犧牲,此時的程勇就是所有病人眼中的“神”。同時,面對掙扎的不止有程勇,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曹斌。曹斌作為警察,代表的是法律。法律保護醫藥專利,禁止走私販賣假藥。曹斌作為執法者,自然要維護諾瓦公司的專利權不受侵害,更要維護法律神圣不受侵犯。但當一位老人拉著他的手告訴他:“我不想死,我想活著。你能保證你一輩子不生病嗎?”曹斌還是陷入了一個矛盾的境地,矛盾的仍然是道義與法律、同情心與法律。在洗手間,他望著鏡子中的自己。此時現實的曹斌是法律的守護者,但鏡子中的他卻是道義的化身,最終他還是望向鏡子中的自己,放走了那些患者。曹斌依照法律,抓捕程勇,會損害萬千慢粒白血病人的生存之路;放走程勇,又會觸犯法律。最終在法庭上,鏡頭多次對準曹斌,他的糾結、焦慮、矛盾充斥在人性與原則之間。
四、影片的現實性
回顧《我不是藥神》,其精髓與核心在于從小人物出發,以平民的視角講述掙扎在底層人民的現狀,為的是推動現實社會中醫藥方面的改革。看完《我不是藥神》,觀眾大多會流淚。但淚目過后,觀眾不免陷入沉思。人們開始將目光投向醫藥領域,聚焦社會弱勢群體所面臨的生活困境,這就是影片想要達到的效果,這也是所有現實題材電影的最終目的。《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在于對現實明暗話題的多維度剖析,以調動觀眾心中對醫療設施不完善、社會法制與道德的沖突點和人性的自私與冷漠等一系列問題的思考。尤其是電影中:“我不想死,我想活著”“他才二十歲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這世上只有一種病,窮病。”這些直達靈魂深處對人性的拷問,《我不是藥神》就是把人性最脆弱與不堪的一面剖開給我們看,最大限度呈現了無奈的真實性,構建了一個掙扎與矛盾的場域。同時構筑了一個遠遠超出影片本身的價值王國,擴大了敘事的張力,以求和觀眾甚至和社會達到靈魂深處的共鳴,增加了影片作為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人文關懷與思想深度。而在基于對現實熱點題材的改編上,《我不是藥神》挖掘了更深度且更具類型化的表達技巧,這些技巧也為當下國產現實主義電影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無獨有偶,現實主義電影在觀影群眾中一直處于很高的話題討論度,如《紅海行動》等電影都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如此看來,聚焦于熱點話題并對其進行藝術加工的影片會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電影發展的趨勢。因為這些電影可以更好地調動觀眾的情緒,引發大眾對社會的思考。而對于影視工作者來說,想要創作出膾炙人口的現實主義作品,不僅要深入觀察社會中的現象,聚焦社會問題,并且要挖掘出社會問題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有深度且值得大眾回味的電影。
五、結語
《我不是藥神》從生活中的事著手,將新聞事件轉化為影視作品,緊扣社會民生痛點,將目光對準城市邊緣弱勢群體。作為一部現象級的現實主義電影作品,《我不是藥神》有著明晰深刻的主題表達、完整的敘事模式、飽滿豐富的人物形象和帶有社會現實性的矛盾掙扎。通過這些完成了對社會底層人物的刻畫,呈現出不同以往現實主義電影中的人物形象,邊緣弱勢群體更能引起大眾的同情,從而引發對醫療保障這一民生民計的討論。在當今全球化進程中,《我不是藥神》為現實主義電影提供了一個優秀且值得借鑒的電影范本。
作者:付文靜 單位:河南師范大學